冯秋子 内蒙古人。1983年至今，先后在北京广播学院、作家出版社、文艺报社做教师、编辑、记者。出版散文集《太阳升起来》、《寸断柔肠》、《生长的和埋藏的》、《圣山下》，其中《寸断柔肠》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二○○一年“五一”节前，我给内蒙古家里打电话，母亲说风大听不清我的声音。当时风暴中心正从内蒙古地区向南移动，北京地区的天色开始变得混浊。母亲说，这里是黄颜色。家里外边都是黄颜色，天上下黄土呢。
一年的时间，大部分内容，在老人们眼里，是一场风。生成败灭，风起云涌，在四季里不间断发生，人们早有准备。年年如此，不这样倒不知该怎么应对生活了。只是风沙势头见年上长，沙子越刮越多，沙漠面积越造越大，从小踩踏、摩挲，熟悉于心的土地已经不成样子了。说治风治沙也要论持久战，可是谁也不敢肯定预先设想的战法能够得到确定和保障，因而也就无法确定和保障按照这种战法，战到何年何月，能见识到根本性的效果。今年过完年，风沙就没断了地刮，比起往年，来势汹涌，那种没头没脑的、没完没了的架势，百般有劲。母亲说，家里、院里全是土，刚清扫完又满满的了。风一刻不停吼叫，旗里的狗跟着凑数一夜一夜叫唤，这回是要把天刮漏了。
我说，你小时候见过这种风没有?她说，印象里，小时候刮风，没这些年刮得厉害。那时冬季刮干风，实际温度比现在低，冷气重，沙子没有这么多，放眼望出去看不见沙地，没边没沿儿的尽是白雪盖住枯草地、戈壁滩啦耕地啦，整个冬天，湖泊和原野结了冰，得有一米厚。道路上也都是冰。现在，要么不下雪，要么下大雪造成雪灾。缺的东西，一直让你缺，好容易盼来了，它不是好东西了，是个灾难。想想这些年，哪一年都有雪灾、旱灾、水灾、风沙。你大概记得吧。
她小时候见识的情景，和我记住的已截然不同。我小时候经见的风沙和风的吼声，至今想起，还会头皮紧、脑仁疼。那时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北风在房子外面怒吼，连做梦也梦见刮风。有一次梦见风吹得自己从山上向下跑，两条腿倚里歪邪地空甩，俯冲的惯性，扰乱了我的阵脚，梦里感觉空落落的，虚弱、酸楚，哪儿哪儿都不着调，哪儿哪儿都揪不住，跟打麦场上用的那个连枷似的，在生蛋子手里虚捣，没有一颗麦子理会它，把它当一回事，整个麦场冷漠沉寂、无动于衷，就一个连枷在那儿瞎奔腾――越往下发展越恐怖，“刹车”失灵，人冲下方、冲远处摔去，梦醒了。梦见顶风做一个什么事，同样活受罪，胸口憋闷得喘不出气来。更多的时间醒着，但是醒着，比梦里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天在刮风。不是白毛风，就是黄沙风，要么就是沙尘暴。小孩们说，我脸上的雀斑就是沙子刮进肉里变的。我对着镜子数，刮进我脸上的沙子有多少颗。小孩们又说，越数越多。那怎么办呀，这么多?小孩们说，不能说多，越说越多。实在没有什么可做，没有什么好说。那种日子像是熬不干的苦海，看不到边缘。
老人们数节气，说立夏不起尘，起了尘，刮四十天大黄风。而立夏那天，大风一准刮起，于是黄沙源源不断运送过来。其实，立夏以后，风平的日子也有几天可数，也许是长出来的草太过稀疏的缘故，它阻止不了风从草间穿过，拖拽不住大风执著的衣袖、肆意的腿脚。只不过立夏以后，小草初长成，土里有了湿气，卷不起太大的风了，小风二三级、三四级不断地刮。假如不刮风，就是好天气，人们欣喜难抑，千肠百肚挂出来晒，把那一天当成一个节日过，从人到房子通通梳洗、打扫一遍。不管怎么说，总算有几天好日子。是有过好日子出现过，不应该忘记。好日子早已升至为人们的理想。只是好日子实在少得稀罕、可怜。但好日子总是好日子，好日子带给人的好，比起坏日子只多没少。好日子跟向往、跟理想靠在一边，也跟坏日子纠合在一起，埋伏在日常生活里。不过好日子总是能从日常生活里，从坏日子里攀升起来，像那个太阳。
大不了你是处在坏日子里，某一段时间，活在那个坏日子里，比方是一个大风天。刮多大的风，该出门还得出门，出了门，就在风中了，一旦身在风中，你的眼睛，一定要想办法睁开。假如上有兄长，他会告诉你，跟狼狗咬住人一样，你咬住方向不放。他会向你传授一些基本诀窍：不管身体被风旋转到哪一边，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记住一个标志。就是不忘记目的地，就是记住自己要去的那一个方向，是通向小学校，或者是能走回家。万一迷惑了，进到荒无人烟的地带，就想方设法寻找电线杆子，顺着电线杆子走，总能找到人家。我被风沙刮迷糊以后，顺着电线杆子找到的人家，都像埋伏在草原上的战备防空洞，看不见有多大形状，一多半墙体埋在沙子里，但那些房屋多年来确实一直踞守在荒原上，深挖洞――一筐一筐往出倒土；广积粮――动员全家老少常年辛勤开地、种粮；备战备荒――心怀远大理想，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坚强的斗志，尽管每年长出来的粮，比老人头顶上的毛发还少，收获的粮食颗粒比娶进村庄的媳妇少得稀奇，也从不懈怠，内心挟带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必然取胜的信念，一年又一年就打发过去了。
风沙沐浴着，太阳穿过风刀沙海照耀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内心的困扰和忧虑，庞杂混乱地贮藏在我们的身体里和头脑里。比如我们常常呼吸急促。因为心里的复杂感受，对谁也讲不清楚，对谁也不敢讲，全部归缩于不算大的心，于是日日夜夜，那个不算大的薄零零的身心被压迫着。一方面，感受着自己的惊惶失措，另一方面领会着父母亲由内到外的惶惑不宁，我们和父母亲早早地就有了共同的地方，一致的地方：想要顾自己，没顾上自己，想要顾上其他事情，也没顾上其他事情。我们的能力在那个环境里，显得那么不成比例。说起来，有夸张的感觉，但是确实是这样，一个小身体，在风沙弥漫的漠北草原，在居中国五大草原之首的内蒙古近八十八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像一个孤立无援、瑟瑟发抖的陀螺，惟有看不见的家，想念中的父母亲，系住了坚决的意识，而父母亲，和家的方向，却不在自己的掌握中。后来听到一首歌这么唱：“风儿啊，吹动着我的心田……”后面有一种爱情，是爱情，要出现了。
“风把我吹起来了。风不要把我吹起来。”那时候，我一遍遍念诵的就是这两句话。我害怕被吹到半空，上不着天，下不落地，像一个绝望的纸片。
没有一个小女孩的脸面，没有杂乱的小黑点儿，没有一个小女孩的脸面，不被抽搐成老妇女的形状，我们那里，几乎全是这般印染。这样的环境，持续的年头已经久矣。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样的风中度过。
如果不出门，比你大的人连个影子也不留下，你一个人鼓足勇气待着，待不了多大工夫，心虚心慌心乱，很难继续坚持往下待。于是，逃避日本兵那样狂跑，推开离自己家说不上有几里地的一户人家的门，气喘吁吁喊叫：“我来了。”
我靠在门边上，鞠了一个不舒展的躬。 房子里昏黑阴森，看不清楚格局。过了一黑夜那么长的时间，一个老女人的招呼传来：“好啊。”几十年没开过口、没讲过话，从深朽的枯井里传出来的声音，锈涩、粗糙、沙哑、沉闷、模糊。这个像坟墓一样的房子，我从没有看见过。经见过以前一些历史阶段的老人，说了几个问寒问暖的短句以后，又归于死一样的空寂，就像没有我，我没进来，没在这个黑糊糊的土房子里和她对着干坐过。我有了要窒息的感觉。但是我害怕回到自己家，不想一个人待着，害怕一个人待着。一个笼罩安详，笼罩死气和酸腐土腥气的下午就这样过去了，我心满意足，该离开它回家了。活了一百年不止的老女人，抽搐着枯树枝一样的手，慢呼呼地，帮助着她那堆簇着横七竖八皱折的嘴，说给我一句话：“风。”
知道。我知道。
“噢，知道。”她说。
老女人盘腿坐着，一动不动。为了风，或者是为了我，在我打开门向外走时，擦起了眼。她哭了?
回家吧。她说。
三十多年前，老女人就死了。她把埋藏在枯井里的水滴带到了另一个墓穴。
在不属于她的日子里，天气有了更多的变化，扬风漫沙，不讲章程，大风产生的风沙流，推举着土地进一步沙化，绿草死去，或者奄奄一息。中国科学院风洞实验数字显示：百分之六十的沙尘暴物质来自中国的北方草原，百分之二十来自中国的农牧交错地带，这两股沙尘暴占有沙尘物质总量的百分之八十，而内蒙古是主要沙源。内蒙古历年开垦的草原，退化的沙质草场，干涸的内陆河床，萎缩的草原湿地，在蒙古高压作用下，形成了风蚀源，以致发生沙尘过程，也导致了内蒙古爆发沙尘暴。全内蒙古目前拥有的七千四百九十一点八五万公顷的天然草原，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减少了三百八十八点六零万公顷，比六十年代减少了一千零三点四三万公顷，尤其是典型草原、草甸草原的减少幅度更加明显。占全中国草地面积四分之一的内蒙古，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有二百零七万公顷的草原变为耕地，换来的却是一百三十四万公顷土地的荒漠化。比较人心的柔韧和遗忘本能，北方的草地是直线的，整齐划一的，固执而刚烈的，千军万马一个步调，如一支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军队，经不起反复、娇情和伤害，不具有变化莫测的实验性。北方人亲见这样一个事实：开垦一公顷草地便会导致三公顷草地的沙化。一年开荒，二年打粮，三年五年变沙梁。冷酷无情的沙梁，呈开放形势，迅速蔓延，出现沙进人退的结局，是为必然，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其实人们都熟悉，它是怎么样伴随人的无可奈何出现的。
这一幕老女人没有看到。大概她也不愿意想到。
歇斯底里的风，挟裹着从裸露的土地上搜刮起来的沙土，将它们扭转变异，形成强沙尘，横亘、弥漫在出人意料的巨大空间里。强大的内趋动力，使其一面卷入颗粒较细的沙粒，倾泄颗粒较粗的沙粒，一面单刀直入、向南推进。大部分较粗的沙粒，在灌木拦截下，缕进缕落，以灌木为支点形成大小均匀的新月形沙丘，直到沙尘强势将灌木埋葬掉。被埋葬掉的灌木和周边的植物群落，终因为缺氧全部窒息死亡。那些出现在北部中国的一个个沙丘，又在大风的作用下不断移动，遇到村庄，像日本人对亚洲人民曾经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那样，吞没棚圈、房屋、树木、水洼、河流，直至结果掉整个村落。
那些草场上的新月形沙丘，便是由较粗的沙粒组成的。遇上暴雨，洪水将其冲进草场，平铺在草地上，地表结构由此发生物理性变化，也就是沙化，变成沙漠化土地。沙尘暴便是土地沙漠化的直接后果。土地沙漠化以后，植被稀疏，不能有效保护土地，风力直接作用地面，裸露疏松的沙尘物质便被吹扬到空中，形成沙尘暴。而强大的风力携带沙粒后，对地面的侵蚀能力成倍增加，一次沙尘暴，吹蚀几厘米疏松的地面，植被也遭到毁灭性破坏，因而沙尘暴过程也是土地沙漠化的突发过程。
枯燥的无边无际的土地上，分布了一条又一条因水土流失形成的沟壑，随处可见裸露的树根，牛马羊骆驼们顽强而悲伤地觅草……山坡上满是不知来自何方的大大小小的石头，还有沙丘，阻击了人的视线。人们陷入焦虑，的确比过去任何一个年代都更多地感觉到了恐慌。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每两年出现一次沙尘暴天气，九十年代发展到每年一次，二○○○年已增加到每年十六次，二○○一年出现了十八次沙尘天气，沙尘暴过程为四十一天。二○○二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共出现十二次，但这一年，中国经历了二十一世纪最强的沙尘暴，强沙尘暴席卷了北方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二○○三年出现七次。二○○四是十五次。全球气候变暖虽是大势所趋，但人为的粗暴开掘，和远不够科学有序的管理或治理，以及保障这种有序确定无疑的律法的确立和推进，景况日益严峻。
而风沙每年以更大的规模和更深的力度滚滚而至，沙尘浸湮和翻卷着整个北部中国。
我在风沙中，你也在风沙中，我们都在风沙中，彼此身处同样的危险境地。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大家早晚会因为沙漠化，走到一起。这是我们制造的生活，我们只不过是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这样的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像沙漠地带一样，充满皱折，现实生活也像沙漠化的土地一样积重难返。一个村庄望而却步，一个城市望而却步。北方的一些农民和牧民，不少人已不得不奉命丢弃老家迁徙他乡。
风沙覆盖了房屋、树木，熄灭了曾经有过的人的痕迹。半个中国，在春夏之间变得浑黄模糊。
在外行路的人，总有泪水汪在眼眶里，当大风刮过，他们的脸和眼又一齐窝进胸脯里。他们不顾一切地用胳膊肘和膝盖骨突围，向前移动自己的身体。
走进沙地，总是感受到，在人们的意识深处，隐蔽着一种悲悯情绪。在北方许多地方，都看到和感觉到人们来自深处的哀痛。面对一个身体，一群生命，一座房屋，一条水流，一片沙地，无可若何。存活于世的人，都因为与地球有真实而深重的关系，并因这种关系太过真切和惨烈，因这种残酷现状的逼迫、折磨，而不能心安理得。那是一些无以历数的令人痛楚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印记。生命是为众多，却是如此脆弱和贫秃；土地虽说辽阔，却不再是立足之地。生存环境和人的生命爆发尖锐冲突，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我母亲讲，那时候，人还能出气。现在风沙天，出不上气来。我说，我小时候做怪梦出不上气来，现在醒着也会出不上气。她说空气少了，沙子多了。她刚从四间房里扫出两铁簸箕沙土。这些沙土都是从窗户和门缝钻进来的。这些日子，她每天从房里扫出数不清多少簸箕黄土。坐在家里，嘴里也会有沙子。有一天，她吃一截香蕉，吃到一粒石头子，她想，莫非香蕉里也刮进石头子了?吐出来一看，是她的牙掉了。母亲的笑声通过似有似无的电话线传到北京我住的地方。
母亲的房子装了双层玻璃，双层门。旗 里的一些土坯房子，糊了窗户纸的老房子，风沙洞穿，已看不见和外面有多大区别，都是一片昏黄、沉积、苍茫。
二○○一年五月一日，我驾车从北京出发，沿110国道向西行驶，进入内蒙古兴和县地界。风沙越刮越大，沙石蔽日。时近中午，风沙已经湮没道路，二十米以外看不见道路和行人，沙粒敲击着汽车玻璃，不歇气地咣啷乱响，怒吼的风声震耳欲聋。
逆风行驶半个小时后，见到路面上一位农民正用力往前走，抬起的一条腿，在空中晃悠半天终于艰难着地，另一条离地的腿迟迟放不下去，衣裤包裹着的身体，只在空中显出一种往前的骨头架势，而不能真正迈到前面几步，虚虚实实地挪动着一个慢舞的人形，有点像太空中人。路上稀少的人和车，仿佛失去了地球的引力，要被狂风刮出这个世界。
五月三日上午，我从察哈尔右翼中旗出发。当时只有四级风，太阳悬浮在上，大地刚刚有些解冻，草地仍然枯燥，没有绿色，铺天盖地全埋伏着黄沙；戈壁滩满世界焦黄，碎沙烂石被整个冬季和春季的暴风屯积在一个个坡坎下。大货车超压强碾过的路面，沙土烂漫如花，黑色的沥青日积月累，如一块块新旧交替的补丁，东拼西贴，使得一条野地路面补丁摞补丁，而且补得快，烂得快，补不胜补，在补丁上面照开不败的花，最后落成一个个沙坑。
颠簸了两个小时后，这条由察哈尔右翼中旗至集宁市的碎裂公路，并入集宁至商都县正在修筑中的三级新公路。汽车刚调转了方向，风沙鬼使神差般骤然刮起。稀疏地散落在田地里，播种黄豆、豌豆、油菜籽的男女农民，尽量与地面贴近，往下、往里收缩自己的身体。他们仰望路面的脸，包裹在头巾和棉、皮帽子里，五官堆聚着，看不清他们的眼睛，也看不清他们心里正有的麻烦或者高兴所在。
我已走进风中，没有了退路。
晚上，央视新闻联播报告，这一日发生了当年最大的沙尘暴，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城全部笼罩在沙尘中。内蒙古的许多中小城市和乡村，不在播报之列。缺少抵御设施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周边早已被开辟成了光阴地，生态和土地的结构已被改变，当风沙路经，这些土地被席卷、收编为沙地，不日即衍化为沙源。
广播里说，四股来自北部的强劲沙尘暴，其中的两股源自内蒙古。在内蒙古人眼里，黄沙风驰电掣、横扫一切，无处不在，无处不能。因为，所有的都被使用了。看看手里，还剩余下什么，就知道没有的是些什么了。
拥有草原的人，不得不接受沙漠。若是唱这种内容――是长调歌曲，你有倾听长调歌曲的经验，你以为那是为你唱的，每一个聆听者都以为那样的歌是为他而起，为他而出――我是说唱这种内容的歌，唱这样的歌，必须找到什么样的歌词逻辑，必须匹配什么音调、和声，如同经过了上苍的手那样，凝合为一。我见过一把用死掉的马头琴，没有泉水和眼泪浸润，也许有过，而现在它蜷缩在干巴巴的戈壁沙滩上，像一盘腐朽的车轮，或者是一杆残废的猎枪，触碰它的当口，发出碎裂、轰塌、愤怒或者说是解脱的声音。
拥有草原的人，不得不面对无草的荒板地。若是唱这种内容――还是长调歌曲，你有倾听长调歌曲的经验，你以为那是为你唱的，每一个聆听者都以为那样的歌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息――我是说唱这种内容的歌，唱这样的歌，必须栽种什么样的理想根芽，永久地，永久地往起长，雷打不动那样往起长?必须包含什么样的本真面目，挚爱草原，包容草原，灵魂一直在衍生着草原?高远的天空，一如既往，天空下面的人，被浓缩成小黑点点。走近，看见他们暗古色的面容里，跟涌起皱折的土地一样，千秋万载。追求自由在里面，还有他们十分喜爱的理由，在里面。
故事也在里面。
而一切都与过去有着联系。穷尽毕生努力，关心祖先的罪恶给后代留下历史负担问题的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曾经说，过去其实并没有真的过去，过去就活在今天。
我保存了老年福克纳身着磨破膝盖的布裤和旧西装，正欲推开仓房门进到里面时，被人抓拍的一张照片。常拿出来看一看，回想他写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他说的话，以及他的竭诚和时常的缄默。
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的蒙古族人，虽处地广人稀之境，但千百年间已与草地建立了和谐共生的关系，他们在顽强地与艰难生存挑战的同时，眼睁睁看着他们有悠久历史文化根基的绿色草原日益风化、沙化，夷为苍黄。历史上，仅察哈尔蒙古八旗东部元上都一带，即今锡林库勒市境内，在清朝末叶，“山有木，水有鱼盐，百货狼籍，畜牧繁息”；而察哈尔蒙古八旗西部，沙化严重地区之一的乌兰察布市，灰腾锡勒――“寒冷的山梁”一带，昔日四十多平方公里范围内，曾嵌有九十九眼清泉，百里沃野，也曾经绿草茵茵，气候宜人，能鱼能猎，鸿雁、天鹅、灰鹤及许多名目繁多的水鸟在此栖衍。史料记载，北匈奴被汉兵击败漠北后，一部分残余与日渐强盛的鲜卑人杂处通婚，其中鲜卑父匈奴母形成的拓跋鲜卑南下建立北魏，其开国之君魏跋珐命于九十九眼泉旁边立石亭做永久纪念，其子明元皇帝拓跋嗣后也曾率大队人马在九十九眼泉长久盘桓。成吉思汗之子、太宗窝阔台在此地习武练兵，兴师北伐，然后驭其雄师劲旅直指欧亚，使世界震惊。随后辽代五任皇帝在九十九眼泉避暑观光，其中道宗、天祚二帝抵达此地五六次之多。清康熙帝也曾在此游猎、玩赏。
但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九十九眼泉旁出生的孩子们，却只能看到这片土地上稀疏的纤草和孤寂的乱石，曾经矗立的大大小小的庙宇被砸碎了，处决了；往远，山头上像一个人似地坐着一堆碎石头，那是父兄和女人们堆聚的敖包，想给出门远行的人一个标志，心中始终能够树有圣念，清晰明了圣地圣贤，也想让孩子们记住祭祀，并学会以此识别方向。敖包，是老人们与上天、与辽阔久远的历史交换话语的地方。敖包储藏了激情、梦想、愿望，敖包点化了一个又一个冥顽之心，敖包通向远处，敖包是一个高点，同时也是一个驿站。对成人来说，敖包包容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寄予，琐碎的一切，都在它的眼里溶解为水，滋养心田，滋养长久艰辛的生长；敖包，差不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旗帜。孩子一眼看到本质，那是一堆石头。远远地看，走近了看，好多年以后再接着看，确实是一堆石头。但是，多年以后，他们也像他们的父兄和母亲们一样，走过去，往上堆放转圈诵吟时拣起的石头，也如他们的老人那样，开始敬重石头，珍重石头映照出的光，和那些剥削、流失的沙土，滴落下的水珠。
他们想，这是祭祀用的敖包，辨识方向用的标示，祈祷时能给予人们的昭指。
而九十九眼泉，只是史书上和人们嘴里边的说词，我们从未得见，如果真的有过九十九眼泉，也已经萎缩枯干，与曾在那一带活灵活现过的众多灵魂一道灰飞烟灭，与周围的原野连成一片蛮荒不羁的、望不见边缘的戈壁滩。但是亡灵和他们的故事 至今存活在人们的心里。从小就听到当地的蒙古族人、汉族人神秘而自豪地说：“九十九眼，就差错了一眼，要不然咱们国家的首都就会建到这里。”说的人脸上一派光荣，表情是那种确定无疑，眼睛里溶注着真诚无邪。
地下埋葬的，是曾经踩踏、磨砺过这片土地的人和事，所以遗址从石器时代到近现代，遍及辽阔的察哈尔草场，出土文物不计其数。还有黄金，还有地毛……于是不间断地流动来国内、外国的人，对富饶的草场开肠破肚，掘地三尺，致使这片草原遍体鳞伤。那位天才地创造和实践用兵奇术的窝阔台大帝，遗留给灰腾锡勒草原常年遥想九十九眼泉的后人的兵器库，现已脱落为凄凉的土丘；兀然屹立于一片开阔之地的窝阔台大帝的点将台也已没落。装载过奇迹般辉煌的点将台的正中，那个碗口粗细的圆孔里，老人们指说，曾经，高高地插着窝阔台直指欧亚的大旗。
那是旧日的雄姿，今已丧失殆尽。九十九眼泉，像一个传说，像一面被风刮漏了的残败旗子。
“风干雨水，哭干泪水，土地的灾难哟，无处安葬。低矮的祖母哟，靠在毡房门上，向远处张望……”等待上天招引他们回轮、轮回的老人，斜垂胳膊，掌心里坐着小半碗清淡的奶茶，口齿不清不楚，迷迷怔怔乱哼。
从小见惯了这样沉昏的老人，听惯了他们忧戚的声音。我那时候以为，他们的那一点点力气定是窝在脖子里。因为他们低头待着，听见动静，微微转动一下脖子，不抬头便知道我进来了。他们喊我的名字，为我倒一碗淡而薄的奶茶，把几粒炒米、一小片奶酪递给我，跟我说话。我听见的故事，在我长大以后，才有能力把它们串联起来，那些事情很久以后才在我心里显出一些眉目。
我很久以后才懂得了，草地的麻烦，非一日所积。
有一天，我所在的报社电脑排版中心的小姑娘，看外面昏天黑地刮风，对我说：“你们内蒙古的风都刮到我们北京了。”
我说，这股风沙刮进北京前两天，已经把我的家乡埋起来了。那里的人想哭，哭不出声音。
说这些的时候，我有些难过。我们都在风沙里面。
这之前，二○○一年春节前，我匆匆回了一趟内蒙古老家。冰雪覆盖了大面积草场，救灾的人们输散进去，但许多牛羊和人，还是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被埋葬了。我第一次看见大雪是黄颜色的。城市、乡村、牧区的人们，在那里欲哭无泪。以前，雪在地上，月亮在天上，天地清澈，万物明净，人们站在那样的月光下、雪地里，想干好事、想干坏事，都去干了，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现在，皑皑白雪已经变成黄颜色的了，自然界的因素没落无忌地滋溢，不知道越来越多起来的狂躁的人们会往哪里走。人们干好事或者干坏事，是不是会比以前心甘情愿，或者更加肆无忌惮、了然无有边界。
我在牧区看见一位走不动路的老人，头缩在棉袍里，错综复杂地看着抢险救灾的人们，嘴里念念有词。开始我以为他是说给人们，他死了多少羊。半天前他见到我，拉住我的胳膊说，姑娘，羊死了多少，可怜的羊。走过来走过去几趟，我终于听清了，他在念诵万物安详的经文。
今日草原，会念这种经文的人，没有几个了。
草地一天天败坏，虽然牧民拥有的牛羊多了，但是草地从他们身边滑落了，眼看着它们沉没，牧民的心凄楚如焚。大量开垦草地，且被开垦的大多是条件较好的山地草甸、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及低地草甸；占用草地，挖矿、掘井、修路；农民每年成群结队流散于草原，搂扒地毛――就是发菜，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一种植物――连带地毛所依附、缠结的其他杂草草根一同拔去；长期过度利用草地，建居民点、饮水点，放牧强度超出负载极限，并且过量养殖山羊，把草地和山冈上的最后一棵草连根吞食掉。他们的“有”，使他们更为沉重。
二○○一年三四月间，我随一个作家代表团来到云南，一面走访镇源山区的少数民族居住点，一面收听北方沙尘暴的新闻报道。当时，我居住的北京城天天黄沙迷漫。北方强劲的沙尘暴，已侵击了内蒙古，正向南边推移。我独自待在无月的黑夜祈祷，希望云南这片还有绿草的土地上的人们永久幸福，已经扫荡了我的家乡内蒙古、侵袭了我居住的北京城的沙尘暴。不要跨过黄河、长江，刮到南方来。愿天下的父母长官爱护树木像爱护每个少数民族兄弟一样，愿写作者爱护文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我在镇源县和平乡乡政府招待所的院子外面待着，很长时间无法回房安眠。
不算远的草地的历史，断断续续常听老人们讲述。
内蒙古的各种文史资料，翔实记载了过往的岁月。
内蒙古地区土地开垦的事情，从清朝时候说起，以为比对。
农民接触草地，和对草地的认识，历经年月虽久，但有一致之处。
在人们的记忆中，大规模对蒙古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放垦”政策，始于清朝末年，是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而为。
所谓“移民”，就是将内地的大批汉族农民移至边疆地区垦殖；“实边”，就是通过屯垦充实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此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期的“限垦”，中期的“禁垦与部分放垦”，末期的“全面放垦”。初期的限垦阶段，主要包括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此间，清朝政府严格限制内地农民进入蒙古地区垦殖的人数，当时目的甚是明确，为了限制蒙汉族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理蕃院规定：“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私开牧场例治罪。”但此禁垦政策并未能贯彻始终。内地破产农民大量逃往口外，蒙古部分王公贵族为了获取地租之利，也私自接收逃亡农民进入蒙地开垦草地。但是破禁，更主要的原因，来自清王朝统治的需要。时值清朝统治危机四伏，而心腹大患在于西部反叛的蒙古部落，清政府集中人力物力屡屡对准噶尔丹用兵，情势急迫，需就近开垦，以解决军粮供应难题。于是，先是明禁而暗许，后干脆采取放任态度，松解了对内地汉族人士涌出口外垦殖的限制。特别是雍正初年，直隶、山东大饥，清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出台借地养民条例，令该二省饥民，大量移垦蒙地。这些直隶、山东饥民，先是依照惯性，春天出口外种地，秋收后返回故里，久而久之，定居口外不再归。
而察哈尔蒙古八旗的牧地，情同整个内蒙古地区的放垦。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清政府正式准许察哈尔蒙地招垦(包括官地的招垦和蒙旗的招垦)，并陆续在张家口、多伦淖尔、独石口三厅设置移民管辖机关。其中，仅张、独两厅在雍正年间新垦土地达三千七百一十顷四十三亩(每顷百亩)，加上之前放垦的土地，共有垦地六千零三顷九十九亩。此为清代前期对察哈尔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官垦。
中期的禁垦与部分放垦阶段，自乾隆初年起至光绪初年止。此间，清王朝鉴于内地民众到内蒙古开垦的人数越来越多，一再严申禁令。但由于内地土地被兼并，无地和少 地的农民日益增多，因而又在乾隆、嘉庆、道光各朝推行开垦蒙荒、安置流民的借地养民政策。这一时期，清政府及地方政府为了取得租粮、租银，在察哈尔地区以“大粮地”、“驿站地”、“厂地”、“代米地”等各种名目，不断开放官垦。察哈尔八旗东自正蓝旗、西至镶蓝旗的辽阔草原，这时已经变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俄、美、英、德、法等国势力逐渐侵入内蒙古。面对诸多帝国列强的侵略活动，清政府内不少边疆大吏纷纷提出“筹边”之计。他们提出通过移民实边的办法来应付帝国主义入侵下的边疆危机。但当时并未被清政府所采纳。一九○一年清政府和列强签定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终于作出“移民实边”的决策，以开垦蒙地所得收入弥补严重的财政不足。一九○二年，清政府任命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内蒙西部督办垦务。贻谷以垦务大臣兼理蕃院尚书、绥远城将军等职，节制沿边各道，设清丈局和东路垦务公司，丈放察哈尔左翼四旗和右翼四旗的土地。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五月，贻谷将原丰宁押荒局，改设成办理察哈尔右翼四旗垦务事宜的丰宁垦务局。当年十月在张家口设立了办理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张家口、独石口、多伦三厅垦务事宜的察哈尔左翼垦务总局。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设置了办理八旗牧厂垦务事宜的绥远城八旗牧厂垦务总局。自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牧厂垦务局共放地三千七百八十六顷二十七亩多。自一九○二年至一九○八年，即全面放垦蒙地的高潮时期，内蒙古西部，包括察哈尔八旗在内共垦丈了七百五十七万余亩土地，其中，察哈尔左右两翼共清丈了二万六千余顷。
为了挽救危机，清政府把“辛丑赔款”转嫁给民众，其结果是加速了边疆畜牧业的破产。清政府令察哈尔右翼四旗赔款如下：正黄旗由头苏木和十五苏木拨出土地五百顷；正红旗从全旗官兵两年饷银中拨出一千五百两；镶红旗由五苏木(岱海滩)和十苏木，镶蓝旗由五苏木和八苏木，分别各拨划出土地三百五十顷。上述的土地和银两分别交给当地教堂，作为向列强的赔偿。
我的家乡，灰腾锡勒一带，日本侵略者曾长期在那里鼓噪、作害；地主、汉奸、官僚、买办组成的“五大垦荒公司”曾开着英国产的拖拉机对草地大举破肚，致使水土严重流失，毁灭了满山青翠，这片土地终成为山穷水尽的荒野僻壤，退化为戈壁滩。分布九十九眼泉的茂盛草地，山荒林秃，无水、无草，乱石沟壑，纵横交错。
从光绪二十八年到宣统三年(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绥远地区(包括察哈尔右翼四旗)共放地六万二千一百七十九顷四十四亩。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正当“辟地千里，垦务大兴”之时，贻谷因“败坏边局，欺朦巧取，蒙民怨恨”之罪被弹劾，贻谷及其主要官员落入“革职拿问”的结局。
但这样的放垦“业绩”，是一个贻谷或贻谷的随员群体所能为之吗?一个人，或一群人、一代人的这一行为，是不是悲剧呢?这一行为的结果，也即代价，是整个北方的草地，和草地上的各民族不得不因草地退化而改变的生存方式，以及沙漠化逼进各民族珍重的生息之地。有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和整理手段作为基础铺展，今日风沙厉袭实属自然。内蒙古草原退化面积，现已达到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公顷，而且仍在以每年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退化、沙化。研究草原沙化问题的科学家说，内蒙古的天然草原大部分已到了“最后治理期限”。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为每年一千五百六十平方公里，八十年代为每年二千一百平方公里，九十年代的前五年达到每年二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后五年则提高到每年三千四百平方公里。到二0 0 0年，我国北方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到三千八百五十七平方公里。专家预测今后十年土地沙漠化将以百分之一点三二的发展速度扩大，平均每年沦为沙漠的土地将达二千三百七十平方公里。南方的城乡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风沙侵扰。
我曾在送给朋友的书里写过这样的话：愿你端坐在北方吹来的风里，愿你的眼睛里充满幸福。
但是，那样的风，和幸福，因为渗透了北方人的泪水，已模混不清了。
源自北方的沙尘暴，无常肆虐，不顾人的意愿南下了。北方的风中，有了说不出的悲怆滋味。
那只是一个诗意的念想，在强劲的风沙面前，单薄虚弱，不堪一击，我再不想提它。
(参考书籍：《察哈尔蒙古族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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