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广播剧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戏剧，就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我国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曾将广播剧描述为“仅有声音而不见形象的戏剧艺术”。无论广播剧展现的社会舞台多么广阔，生活内容多么丰富，人物关系多么复杂，广播剧都只能通过声音这唯一的媒介来表达。因此，想用广播剧这一艺术形式全景式地描摹人物众多、线索纷繁的历史，绝非易事。虽然历史题材难以驾驭，但还是有众多优秀的艺术工作者迎难而上，打造出优秀的历史题材剧作。《武昌首义》就是其中之一。
《武昌首义》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广播联合录制；湖北生活广播总监赵馨编剧，著名广播剧导演蔡淑文执导；由吕中、赵岭、乔琛、郭政建、曲敬国、傅迦、李慧敏等著名演员配音，是一部演技精湛、剧情精彩的广播剧，它“诚实”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骚动和斗争，是一部全景式反映一百年前中国历史上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伟大起义的剧作。
一、广播剧《武昌首义》的叙事主线
《武昌首义》中，新军楚望台左队队官吴兆麟是贯穿剧中的叙事主线。作为一部宏大的历史题材的剧目，《武昌首义》将人物置于广阔的历史视角下，生动地演绎了英雄人物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吴兆麟出场是在武昌城街头，吴兆麟突然发现，那个流落街头、嚎啕大哭的妇女正是他的舅母玉秀。玉秀的儿子，也是吴兆麟的表弟因为饥饿刚刚咽气。舅妈说，吴兆麟的舅舅在老家已经被清朝官府的人打死了。通过吴兆麟一家的惨剧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已经危机四伏。
在第一集的最后部分，母亲害怕吴兆麟造反掉了脑袋，吴兆麟和母亲的对话：“造反没有活路，不造反就更没有活路了！舅舅不是没造反也被那些狗日的逼死了吗？” 此时吴兆麟已经有了反抗的情绪。
第三集开始，清政府在新军中大肆抓捕革命党，吴兆麟同情革命，对被杀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表现出敬佩之情，不料被张彪的眼线听到，密报吴兆麟是革命党，吴兆麟面临杀身之祸，他紧急逃离，张彪带人抓了吴兆麟的母亲。
疯狂的屠杀，使新军中人心惶惶，暗流涌动，反抗的情绪一触即发。控制楚望台的军械成为武昌起义成败的关键。当革命军朝军械所冲来，众士兵茫然无措，吴兆麟此时挺身而出：“全武昌城的新军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起义！都是热血男儿，我们能同室操戈吗？”在吴兆麟这个人物的选择上，他从一个有革命倾向的清军军官转变为起义前线临时总指挥，我们见证了这个主要人物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对整个事件的意义产生了影响。轰轰烈烈的革命由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拉开序幕，在偶然而又必然中，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剧本把这样一场宏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通过几个普通人物的抉择而展开，真实而厚重。
二、广播剧《武昌首义》的音响特色
镇压与反抗弥漫整部剧中，但革命的力量总是被反革命势力所阻挠，特别是因那位暴戾的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蒙上阴影。反革命势力的压迫性力量以极具想象力的音响运用、巧妙的剪辑为受众提供了现场感和真实感，弥补了视觉上的欠缺。
整部剧开始的时候，音响师制作了一阵从远而近的马蹄，一阵锅碗瓢盆被掀翻的声音。这阵声音中还隐隐夹杂了“我的面、我的面”的叫喊声。如果音响师在这里仅仅制作马蹄声和锅碗瓢盆被掀翻的声音就只能表现张彪骑马撞翻小贩摊子的场子。但加上“我的面”这样的声音很容易就让受众明白这儿撞的是面摊，而且小贩的汉腔也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事情发生在武汉。随着马蹄声，张统领骑马到达楚望台军械所，召集全体官兵训话，突然下命抓人。令人恐惧的气氛渲染使得我们变成新军队列中的一个，紧张、惶惶不安。
湖北革命组织戏楼议事一幕戏使用了楚剧的音响来做地域交待，音效的运用，对于表现人物的地位、个性、时代背景起到了烘托作用，该剧在这方面可说是颇具匠心。
三、广播剧《武昌首义》的语言魅力
语言，是广播剧声音三元素中最重要的元素，是广播剧的灵魂。一部广播剧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部广播剧语言的好坏。
广播剧《武昌首义》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地域特色。如：剧中人物李克果作为新军工程第八营管带，在长官张彪问话时，始终自称“标下”，而不用“部下”、“属下”等称呼。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戏楼商议时，小贩用武汉话说道：“军爷，您也来听戏啊？上座上座，伙计，看茶――”。透过这些细节，可看出编剧在创作这部作品时颇为用心，极为重视时空和地域的还原。
广播剧《武昌首义》语言口语化、性格化并具有行动性。广播剧中的语言首先是给人听的，它的语言必须从剧本创作开始，就摆脱书面语言的束缚，避免书面语言给听觉造成的隔断和障碍。同时，广播剧既然是剧，就必须重视人物的塑造，只有性格化的语言才能使人物在听众的心中“活”起来。这两点，广播剧《武昌首义》做的尤为出彩。这部剧的语言极为口语化，如：剧中人物杨洪胜在形容没有弹药的枪时反复用到了“烧火棍”这样的词。虽然这部剧人物众多，但其中每个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性格化，且不说剧中吴兆麟、铁忠这样的主要人物，连小贩、火头这样的龙套角色的语言都极其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如：李火头骂道：“他奶奶的”、“我非剁了你们不可”等等。这些都极为符合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火头的形象。
广播剧的语言最终是由演员“呈现”，演员必须完全的呈现出语言的行动性。语言行动性即语言所代表着的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活动及思想。听众通过“听”就能明白人物在干什么，有怎样的表情状态，甚至是能听出人物的心理活动。这部作品的配音团队由吕中、赵岭、乔琛、郭政建、曲敬国等经验十分丰富的演员组成。剧中性格各殊，谈吐各异的人物被演员们富有魅力的声音演绎的极为到位。配音演员以不同的音色、音高、力度、节奏表现出语言的行动性，使整部剧颇具艺术感染力。
四、广播剧《武昌首义》的音乐魅力
广播剧能够给予受众相较于其它艺术形式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一点决定了广播剧与音乐之间与生俱来的契合。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认为：“在电影中，音乐的职能是消除对音乐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这种需要。电影中最好的音乐便是那种使观众听而不闻，让他们的感官全部集中于电影画面的音乐。”
我认为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广播剧的音乐。广播剧《武昌首义》的音乐经过了精心的挑选，据了解，该剧最后使用的音乐是从备选的上百段音乐中挑选出来的。虽然该剧的音乐使用的并不算多，但只要使用，必然是恰到好处，而且风格极为统一，丝毫没有突兀之感。如：剧中彭刘杨三烈士就义时高呼“共和万岁！革命万岁！”时悲壮的音乐适时响起，一直延续到旁白结束。这里出现的音乐将悲壮的气氛渲染到极致，特别容易感染、打动受众心灵。
音乐给人的感受，往往是语言所不能全部表达的。广播剧《武昌首义》利用音乐独特的声音表情增加了整部剧的感染力，音乐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也使得整部剧具有了打动人心的魅力。
每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其创作者的心血凝结而成，广播剧《武昌首义》也不例外。这部剧所选题材难度非常大，编剧却将这一题材驾驭得极好，虚实结合，点面结合，全景式地描摹了当时波澜壮阔的革命场景。导演通过驾驭演员语言、音响效果及音乐，用声音手段，塑造人物、烘托环境、展现剧情，为受众真实地演绎出那段历史。
广播剧《武昌首义》“以声立形，以音出象”，展示出辛亥革命这一波澜壮阔、线索纷繁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与震撼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