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黑人女诗人，丽塔?达夫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种族歧视与性别偏见的影响，她的诗歌生涯仿佛一路荫蔽在缪斯女神的恩宠与庇护之下。1987年，丽塔以诗集《托马斯和比尤拉》获普利策诗歌奖，以三十五岁的年龄，成为美国当代最令人瞩目的诗人之一。1993年，丽塔?达夫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任命为美国第七届桂冠诗人，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桂冠诗人，同时也是第一位非裔女桂冠诗人，女诗人时年四十岁。在种族差别尚真实存在的当今美国，丽塔的诗歌能获得如此高层次的肯定，其卓尔不群的诗歌品质是可以想见的。
丽塔出生于俄亥俄州阿克伦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化学家。她的家族在祖父母一代经历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历史上南部乡村黑人蜂拥而至北方工业城市谋生的“大迁移”，她的父母则是各自工人家庭中第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祖父辈们的奋斗给丽塔创造了较好的成长环境。丽塔从小生活在书香中，很早就显露出语言天赋。她与她的兄弟姐妹们自幼就被鼓励以学识来赢取尊敬。丽塔也不可避免地从祖辈和父辈身上感受到等级与种族偏见带给他们的艰难。为丽塔后来赢得巨大声誉的诗集《托马斯和比尤拉》即是以丽塔外祖父母的生活为原型，以动情的诗歌形式将历史事件与个人经历完美编织的成功之作。丽塔曾说，她所有作品的目标就是力求“将历史事件与令人顿悟的诗歌品质相结合”。诗集《托马斯和比尤拉》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在提倡叙事诗的当时大受好评。平凡卑微如托马斯和比尤拉的一代美国黑人的生活影像，因此得以从“历史的底部”翻身而出，永远地留在与诗歌读者的亲密接触中了。这部如编年史诗般的作品大概可以视为丽塔与她的家庭之间珍贵的相互赠予。
作为黑人诗人，丽塔的贡献还在于她将一代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及文明历程纳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化的远景之中。在丽塔的诗歌中，常常可见那些闪光的名字，如设计年历、预告月蚀的黑人天文学家班纳克尔（见《班纳克尔》），喜爱佩戴栀子花歌唱的著名爵士乐黑人女歌手比莉?哈乐黛（见《金丝雀》），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之母罗莎?帕克斯（见《与罗莎?帕克斯在公车上》），以及那个有着“缎子般和缓微笑”的爵士乐黑人歌王纳?金?高（《见星期五狐步舞》）……，丽塔的诗歌赋予这些形象以鲜明的个性特征，生动地保存一代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图景。
或许由于个人生活较为优裕，丽塔的诗歌涉及种族问题时，声音并不像早期黑人那般尖锐和愤怒，她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甚至略带诙谐的语气。如《天空下沉思》一诗，在第一节诗人严肃地思考自己的肤色，承认自己“异乡人的身份”，但第二节，诗人并没有沿袭前面沉郁而无奈的调子，笔锋忽然变得轻松而调侃，“于是我踢掉凉鞋，走在它清凉的绿色上。”“谁说我们只有肌肉和体液？/在这里我的脚就是原始。”沉重的主题顿时融入小女孩般的娇憨诘问中，匠心独具，别有意味。尽管丽塔的诗歌自然而诚实地正视美国的种族问题，但这并非她唯一的诗歌主题，她曾公开地表示，她渴望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为“人性”代言。在《华盛顿邮报》的一次采访中，丽塔曾这样解释：“很显然，作为一名黑人妇女，我关注种族问题……但当然不是我的每一首诗都会提到这个事实：我是黑人。它们更多是关于人性的诗，而且有时候，人性恰好也是黑色的。我不能逃避，我也不会逃避任何真相。”
丽塔诗歌更吸引人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本质和天性。尤其是她较早期的作品，有着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成熟果实般细腻柔软的质感，呈现一种忧伤的感性的美。她关注女性的命运和内心，乐于选择家常的、为女性所熟悉的意象和细节，以女性的视角和直觉来探索人性的隐秘，展示复杂的人性，如此敏感而微妙，仿佛一声叹息，带着慰藉与惆怅，轻轻地落在你耳朵上，融进你的心里。如《白天的星星》一诗中，那个淹没在“婴儿尿片”却仍然渴望思考空间与内心自由的黑人女子，“她会睁开她的眼/想起那个曾属于她/一小时的地方”，谁说这惘然而无奈的一瞬间，没有宿命的虚无与沉重呢？她的情诗尤其温软动人。她写给同为作家的白人丈夫弗雷德的情诗《闲散的自辩》，“看到任何东西我都会想起你――”，女性的柔情扑面而来。在情感的表达上，女性的温暖、直接或许永远胜过男性的艰涩。“少年时笨拙的回忆/涌向那些不中用的男孩子，/他们唯一的才能就是毫无感觉地吻你”，娇憨慧黠，跃然纸上。而《调情》一首更是寥寥数笔，道尽种种微妙与暗示――“冰凉的果肉静静的――/我们嗅一嗅就将它吃掉吧。”风情而矜持，令人莞尔一笑。
丽塔的诗歌措辞优美，语声轻柔，在网上欣赏她的诗歌朗诵，犹如聆听温柔的耳语，极富音乐性，这或许部分受益于女诗人对于音乐和舞蹈持续不断的热情。丽塔从小就学习大提琴，婚后更酷爱与丈夫跳交际舞，这些音乐上的本能的热爱或许无形中加固了诗人完美的语感。无论丽塔以何种形式写诗，风格如何变化，她的诗都仿佛在印证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我相信语言会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