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里，卢作孚以“中国船王”名世。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做过算术老师；这个麻布贩子的儿子创立了民生公司，在抗战时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撤退；这个脱胎于“五四”时代的热血青年，把北碚建设成充满现代色彩的文明地域――卢作孚，用59年时间做了很多事情。他的经历、思想、情感和痛苦向后人展示了在混乱且充满阻力的时代，一个人如何洋溢着热情和抱负，一心想要改变世界。
30岁之前，他完全是一个文化人。他从事的职业是教师、记者和编辑。很难想象这个人以后会变成一个商业巨子。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贩卖麻布，当地人叫他“卢麻布”。卢茂林有六个子女，家境十分贫寒。卢作孚从小好学，但据说他在10岁前曾经生病，因为治疗不当，失语两年，以致辍学，后来又奇迹般地复原。1907年卢作孚高小毕业后就未能继续升学。15岁时，卢作孚不甘于命运，在亲友的帮助下，步行十多天来到成都，到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卢作孚的数学天分很高，他很快就觉得课程太浅，干脆住在合川会馆自学。几个月时间内，他就学完了数学课程。为了学习英文版的高等数学，他又开始攻读英语。不久之后，这个补习生居然变成了补习老师，可以招收数学补习生，甚至还能编辑著书。其时他只有16岁，令人惊叹。
18岁时他加入了同盟会，立志救亡图存，振兴中华。1914年，卢作孚前往上海，寻找救国之路。在上海他认识了教育家黄炎培。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认为要使中国富强，政治改革并不可行，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所谓“推广教育，以开民智”。
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卢作孚启程回乡。此时卢家极其贫困，卢作孚靠给《上海时报》写通讯勉强度日，后来又经友人推荐去成都《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月薪14元，仅够全家人咸菜度日。1917年夏初，卢作孚受聘去合川县立中学当了监学兼数学教师。不久《群报》改名为《川报》，成为四川新文化思潮的主要阵地。卢作孚应邀到《川报》担任记者，后来又成为编辑和主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卢作孚参加了当时四川最有影响的社团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最初是由几个四川学生发起的，后来发展成为五四时期会员最多，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团体。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当时极力反对政治改革，主张社会改革，要用教育和实业来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相比之下，卢作孚比较温和，但也更有韧性。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时，卢作孚觉得找到了一条实现理想的道路。好景不长，第二年杨森在军阀混战中失势，卢作孚也离开了泸州。过了两年杨森再次上台，势力更大，同时主管四川的军务和民政。这次他邀请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然而i925年川军内战再次爆发，刘湘接替杨森主持川政，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遭受挫折。经历了两次失败，卢作孚也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于是他的救国理想逐渐转向了实业。
从一艘客轮起家的川江巨头
1925年是卢作孚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决定开辟一条从重庆到合川的短途航线。从艰难起步到经营一家生机勃勃的航运公司，卢作孚不再是一介书生，而是一个有胆识和谋略的企业家。
卢作孚经商用今天的话说是“下海”，手中几乎没有任何资金，全靠对市场的感觉和判断艰难起步，此后打理关系、管理团队、整合资源、树立品牌，卢作孚不再是一介书生，而是一个有胆识和谋略的企业家。
1925年是卢作孚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他是一个纯粹的书生。这一年，他怀着兴办实业的打算从成都回到了家乡合川。最早对卢作孚给予支持的是他的老师陈伯遵和他的同学黄云龙。他和黄云龙一道去重庆，对重庆当时所有的轮船公司及其船只，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从调查中发现，长江上游的航运几乎完全由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二十多只，却分属于二十几家轮船公司，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尤其在重庆与宜宾之间竞争已经是白热化。但是从合川到重庆，却从来没有运行过轮船，卢作孚决定开辟一条从重庆到合川的短途航线。
1925年10月，在师友的大力帮助下，公司进入筹建阶段，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但是愿意入股的多半和卢作孚一样是清贫的文人，商人士绅显然对这个书生的事业不抱乐观。最后台川县长出面，募集到了资金8000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但是一询价才知道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3.5万银元。卢作孚困顿数日，最后作了一个决定：先在合川办―个小型电灯自来水厂。这个大胆的行动无异于一场赌博。好在电厂顺利建成了，使合川成了四川第一个用电灯照明的县城。股东对卢作孚的压力略有减轻。最后陈伯遵挪用了8000元教育经费，加上其他的挪借，勉强凑齐造船的费用。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的公司宣告正式成立，确定公司的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26年7月23日，卢作孚自己指挥着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起航，当天下午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民生”轮开始定期航行于重庆至合川之间，以客运为主，客货联运，过去需要两天的路程，现在顺水只需4小时，逆水9小时，旅客称便，所以营业兴旺。卢作孚取消了自洋务以来船运盛行的层层分包的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负责制；将服务质量视为公司生命。民生的声誉很快传扬开来。
但是“民生”轮运行不到四个月，便遇到了冬季枯水期，轮船停运。卢作孚不甘坐待亏亡，决定做两件事：一是开辟新的枯水季节航线；二是定制吃水更浅的新轮船。1926年冬，“民生”轮改航重庆至涪陵一线，同样获利可观。同时他在上海定造了一艘载重只有34吨、吃水更浅的小轮，取名“新民”，使渝台线全年通航。1928年，卢作孚又从南充商人谭谦禄手中买下了第三艘轮船，命名为“民望”号。民生公司便以三艘轮船，在重庆、合川、涪陵三地之间循环航行。1929年民生公司盈利4.9万元，成为一家极有生气的航运公司。
民生公司一起步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那个时代的痼疾：地方割据。民生公司从重庆到合川的航线虽然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二十八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二十一军刘湘的防区。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陈书农用财礼便疏通了，但是刘湘因为与杨森结怨，而卢作孚曾是杨森的亲信，所以刘湘处处与他为难，于是重金收买刘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刘从云。刘从云对刘湘说，卢作孚所办的航运利于刘湘的风水五行，刘湘从此转而支持卢作孚。1927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训练士兵，维持航道安全。过了两年，刘湘又请卢作孚担任新成立的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卢作孚对从政并没有兴趣，但是这个职务关系到 民生公司的前途，也关系到川江航运大局。卢作孚担任了这个职务，也就意味着民生公司将成为川江航运的统一者，并拥有官方的支持。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有轮船46艘，总吨位达19182吨，成为川江上最有实力的轮船公司。
在这段创业和商战的历史中，卢作孚显示出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多方面的能力，比如政府关系、资源优化配置、企业文化、员工管理、品牌营销。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出现过几次战略性的大撤退，无一不是由政治家或军事家组织的，而在中国却出现了一场由民营企业家组织的影响到国家命运的大撤退。
正当民生公司蒸蒸日上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了。此时民生公司是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当时卢作孚正在南京，准备赴欧美考察，被国民党政府留下来帮助制订撤退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出现过几次战略性的大撤退，无一不是由政治家或军事家组织的，而在中国却出现了一场由民营企业家组织的影响到国家命运的太撤退。
随着战局恶化，民生公司集中了中下游全部船只，以镇江为起点，撤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工厂、学校和机关，日夜不停地运往长江中游和上游。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南京，西迁武汉。民生公司又集中中下游全部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机关以及南京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随从一行十余人，登上了民生公司派的?轮“民风”。林森离开南京四天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通告全国，宣布迁都重庆。卢作孚临危受命，接受了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职务，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邻近的宜昌危在旦夕。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卢作孚抵抗了这个在他看来无异于自杀的命令。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人员等待人用。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
当时民生公司所有的船，也只有几千吨力，要运完这些物资，正常速度须得一年。更何况时值深秋，长江三峡将进入冬季枯水期。卢作孚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把最重要和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只送到万县；更轻、更次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就卸下。也就是所谓“三段航行”计划。
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宜昌。卢作孚就坐镇宜昌指挥，40个昼夜几乎没有睡觉。民生临时招聘了近3000名搬运工在码头间往来运货。40天后，人员运完，器材运出2／3。又过20天，器材全部运完，江水已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这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在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命令轮船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
这次史无前例的战时运输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抢运入川的物资，成为在后方重建工业所依赖的基础，尤其是军工业的命脉所系。而民生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宜昌沦陷后，日军报复性地轰炸民生公司的船舶和码头，损失船只约70艘、牺牲员工百余人，另有厂房、五金器材等价值40多亿法币的财产。
外王内圣的行动者
他是一个善用现代知识武器的行动者，心里却饱含着半儒半佛的悲悯气质。在卢作孚总结毕生经营的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有一句话：“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
卢作孚是当时最富有思想的企业家之一，他有一套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并且以不亚于经营企业的热情去付诸实践。卢作孚的事业始终在四川，他出身文人，同时也结交地方军阀。他的北碚比张謇的南通更加现代和积极。
1930年初，卢作孚率领一个由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人员组成的考察团，到华东、东北和华北等地去考察。这次考察，历时近半年，足迹遍及华东、东北、华北。卢作孚看到了应用科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回到重庆后，卢作孚坚决辞去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职务，全力投入民生公司和北碚的地方建设。i930年到1933年间是卢作孚最繁忙的时期，也是他建树最多的时期。
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地区，山岭重叠，交通困难。那时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内战不绝，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城市肮脏混乱。从1927年卢作孚来到这里负责防事务时起，他就把中国内地的这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地区当做了他的一个试验平台。仅仅两三年内，这个地区从无到有地建起了科学院、中学、工厂、公司、医院，甚至还有公园和植物园。1932年初，著名爱国活动家杜重远来到重庆，触目是衣冠不整横行霸道的军人、鸦片烟馆和妓院。但他一到距离重庆市区不过几十公里的北碚，便耳目一新。这时，卢作孚到北碚工作不过5年。
1936年，北碚被四川省批准成立乡村建设试验区。抗战爆发后，内迁来到重庆的机关、学校和居民大批迁入北碚地区，这里被称做“陪都中的陪都”。海内名流、?家学者荟萃北碚。强敌压境之时，他们在此得到相对安宁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
1952年，受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影响，卢作孚在他简陋的寓所内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后自杀。在他生命的59年中，卢作孚的经历、思想、情感和痛苦向后世者展示了在那样一个混乱并且充满阻力的时代，一个人如何洋溢着热情和抱负，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未来。他以个体的卑微和一个时代不断抗争、妥协、融合，最终他的影响和眼光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