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冰是由延安鲁艺开始文学创作，并在建国后十七年就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李若冰和他所属的那一代作家，以巨大的热情和忘我的劳作，为发展和繁荣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留下了坚实的足迹。然而，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命的消长，特别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精神走向的嬗递，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淡出文坛，其笔下作品亦因为某种思想的局限与情感的隔膜，而渐渐弱化了生命力。相比之下，李若冰显然是个少见的特例，他似乎始终呼应着行进更迭的文学潮流，而文学潮流也仿佛总是给他以鼓舞、以砥砺、以厚爱。笔者这样描述李若冰，不仅是指他的散文创作继十七年喜获丰收之后，到新时期又再度出现了“井喷”式的高潮，其开拓和探索的轨迹，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读他的散文作品，包括读他写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柴达木手记》、《红色的道路》、《山?湖?草原》等，虽然也能看到一些历史的投影，但与此同时扑面而来的，更多是永葆青春的心灵呼唤和生命勃发，是超越时空的情怀展示和精神追寻，总之，是一种也许不那么自觉，但又确实与现代人息息相关而又脉脉相通的东西。所有这些，不仅把李若冰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区别开来，而且使他的散文世界，具有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与时代对话、与历史同行的品质。如今，若冰先生已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生活和时代。让我们站在现代意识的制高点上，深入作家的散文世界，进行一番实事求是的艺术剖析吧。这既是梳理和总结文学的遗产，又是对作家的深深缅怀与追思。
描绘大自然的如诗如画，赞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表现生命还乡的由衷喜悦，这是李若冰散文创作的现代元素之一。
本世纪初，刘再复在回答大陆学者的提问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缺少了自然的纬度①。这里所谓自然纬度的缺少，倘若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时还找不到欧洲和俄罗斯式的单纯状写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传统，或者美国式的集中表现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文学主题，自然大抵不错；但是，如果是说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压根就没有体现着自然和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则分明有些粗疏和盲目。因为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出色描写野外勘探生活而崛起于文坛的李若冰，便是一个虔诚而恒久的大自然的放歌者，他热情展现的中国西部风情，足以同普里什文精心绘制的俄罗斯北方景观相媲美。
翻开李若冰的散文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西部大地上的高山、河流、戈壁、旷野、风雨等等，始终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存在。作为人类野外勘探工作的背景和对象，它们自有冷峻、傲慢和无情的一面，其种种原始的天性，增添着人类与自然对话的困难和障碍；只是倘就本质而言，它们却不是一种暴虐的、异己的力量，而仿佛是人类的严师与诤友。它们在磨砺人类意志和挑战人类智慧的同时，更为人类的壮举而助威、而喝彩。正因为如此，作家视野里的自然万象，是美丽、圣洁、令人神往的。你看：矗立着的昆仑山，“气势雄伟，戴着银盔，披着银铠，真像一个老当益壮的将军。”而屹立着的阿尔金山，“脸面清秀，俊俏英武，显得干练可爱，很像一个年轻有为的少年。”(《在柴达木盆地》)神奇的青海湖更是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她“挺立在草原上，扬头吻着蔚蓝的天，显出一种多么豪迈美丽的风姿。她好像伸出了强大的手臂，一只手托起蓝天、白云、高山；一只手牵着草原和牛儿、马儿、羊儿。”(《山?湖?草原》)漠野狂风自然恐怖而残暴，但它在作家笔下，竟然别有一番情致：“一阵黄色风暴从天山那边掀起，转眼酿成了塔形的风柱，在大戈壁上打转转。呵，撒野的龙卷风!此刻，我倒觉得，这风柱恰似一个个高健的戴着绣花小帽的男性舞蹈家，正在热烈的鼓声中发狂地踢踏着、旋转着呢。”(《龟兹乐舞之易》)有时，作家实在抑制不住面对大自然的一腔欣悦涌动之情，便毅然借助诗家的浪漫，直接作岩浆喷射式的艺术生发：“勘探者心中满怀着爱，对岩石的爱，对祁连山的爱。这里的每一棵草木，每一条小河，每一块石头，对于勘探者都是亲近的，可以理解的。”(《祁连雪纷纷》)“对我来说，戈壁并不孤单，沙漠并不荒凉，那壮丽的高山大河令我神往，那为人类开创光明之路的使者，才是我追求的目标!”(《跋涉者的自白》)真可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文字，洋溢着作家对于大自然的由衷热爱，以及人与自然的共生与和谐。它使我们想起了“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物我双会”这样一些或古老、或新鲜的词汇，进而感受到一种因为拥抱和崇尚大自然所产生的美的魅力。要知道，这一切大都出现在以战天斗地为时尚、以改造自然为光荣的狂热岁月，作为作家，这需要何等的睿智与定力啊!
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爱护人类的生存家园，这是现代人特有的观念意识。它转化为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环保文学，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至于它在中国的滥觞与发展，则是近十几年的事情。李若冰散文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展露的明确的自然环境意识，显然与后来世界性的生态环保文学无关。那么，它又源自何处呢?这便涉及到了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李若冰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落地不久，就冈生活所迫而被卖给了别人。十岁时养父养母相继病故，从此，他陷入了困境。在那些日子里，家庭使他感到窒息，而惟一能够给他心灵带来安慰的，便是美丽的大自然。于是，他一有空就进入山野的怀抱，或同崖花低语，或与川杨对视，有时干脆向蓝天白云寄托心中的意愿。正是这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童年生活，培育了李若冰对山川草木的特殊感情。而正是这种对山川草木的特殊感情，使得后来成为作家的李若冰，始终在散文创作中释放着内心的大自然情结，从而呈现出现代人所珍视的万物和谐的欣悦与生命还乡的冲动。
讴歌人的自由的、崇高的和创造性的劳动，表现生活的光明与美好，关心人的精神健康与理想追求，这是李若冰散文创作的现代元素之二。
面对神会、历史与现实，文学应当具有怎样的整体风貌和价值取向?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在这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共和国最初的十七年里，一种改天换地、除旧布新的喜悦与豪情，使得作家为文自然而然地充盈着高昂和明丽的基调，理所当然地构成了讴歌与赞美的主旋律。然而，随着社会政治生活中左的因素的上升，这种讴歌和赞美很快感染了浮夸和虚假的病毒，甚至有了粉饰的成份和欺骗的嫌疑。今天一些研究者，指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某些作家与作品存在“伪现实主义”的倾向，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进入新时期后，我们的文学同全社会一起， 开始拨乱反正。许多作家站在新的历史基点上，运用多方撷取的思想武器，对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和日趋纷乱的现实，展开了深入的剖析与勇敢的批判，从而有效地发挥着文学干预生活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由于种种文学乃至社会思潮的交织和互动，这种反思和批判又沿着矫枉过正的路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一味的溢恶审丑，一味的颠覆否定，一味的调侃解构，以至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确立正面精神价值的力量，丧失了人类长旅中火炬与灯塔的品格。正如雷达所言：今天的文学，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但却明显的缺少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少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少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而后者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要②。
从这样的大背景出发，我们来看李若冰的散文，即可感受到一种跳出窠臼，特立独行的艺术取向，一种源于作家生命深处的很难仿效的审美风采。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饱尝旧社会苦难，而在革命队伍里获得新生的作家，李若冰对新中国和新时代是满腔热情、由衷礼赞的。反映到创作上就是，他的散文――无论是作为早期成果的《陕北札记》、《在严寒的季节里》、《油砂山之夜》，抑或是属于晚后结晶的《面向塔里木》、《库尔勒印象》、《燃烧的年华》，在展示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生活和劳动场景时，一向洋溢着亮丽与美好的色彩，始终充盈着饱满与健朗的基调，从而谱写了一曲曲勃发向上的时代之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表现生活的光明与美好，同样是讴歌时代的火热与崇高，李若冰的散文很少像我们曾经常见的某些散文作品那样，或习惯于镶嵌空泛的口号，或热衷于营造肤浅的诗意，即用流行的议论和形象来简单地图解政治。在这方面，作家因为少有文学的经院背景，而主要是从生活和创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一种感性大于理性、经验胜过观念的心理结构，使得其作品总是更多地忠实于作家自己的生活见闻与生命体验，以及同有的道德理想和审美尺度，并善于以此为立足点，对作家自己所选定的对象――身处生产一线的普通石油地质勘探者，进行一种融合了客体与主体双重真实的艺术描绘。这时，我们的眼前便呈现出一个个以“人”为中心的，朴实、生动而又激情飞扬的历史场景：由西子湖畔来到大漠戈壁的勘探姑娘，不仅经受住了环境与生活的考验，而且很快掌握了技术要领，积累了工作经验，最终成为合格的油田建设者(《戈壁滩上的勘探姑娘》)；既会做诗，又爱喝酒的尖兵大队总地质师朱下，凭着脚上的一双老牛皮鞋，居然完成了数万平方公里的地质勘探任务(《朱夏和“六三二”》)；须发苍白的向导老人依斯-阿吉，不顾年事已高，甘冒生命危险，一次次地为勘探队找到了水，找到了路(《寄给依斯-阿吉老人》)；还有那位慕生忠将军，刚刚告别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旋即又指挥起生产建设的千军万马，他的身上永远鼓荡着一种蓬勃、豪迈的东西(《荒漠里的将军》)；而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石油勘探者们，更是着面对“死亡之海”，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人间壮剧(《塔克拉玛干之谜》)。令人欣喜的是，诸如此类重在“写实”和“实写”的文字，有时竟能够打破某些禁忌而强化生活的本来面目。譬如，“反右”时期，有的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其政治声誉急转直下，但由于李若冰更相信生活的真实，也更注重生命的亲历，所以，他散文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依旧保持着亲切可爱的神采。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啊!显而易见，所有这些真实而鲜活的艺术描写，都在深情赞美着劳动的伟大和创造的不朽，都在猛力张扬着人类的奉献境界和牺牲精神，他们最终构成的是人应当怎样活着的宏大主题，是“大写的人”蓬勃向上的生命主旋律。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意识，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代人的观念意识的。这里，除了时间的大致限定之外，更重要的还应当是一种精神的特指，即：它必须呼应着社会和历史前进的步履，同时又体现了人类自身的超越与发展。从这一意义讲，近些年来，许多贴上了现代或后现代标签的时髦话语，未必有什么现代意义，而马克思写于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巴黎手稿》所阐明的，人在劳动中不断创造、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观点，却始终熠耀着与史同行的光辉，堪称真正的现代意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李若冰散文始终不懈地坚持对人的关注、人的钟爱，对人的创造精神和劳动之美的讴歌，确实是体现了一种永不落伍的现代性向度。
向往远方，渴望远行，在对火热生活和陌生世界的不懈追寻中，实现灵魂的充氧与精神的提升，进而保持和弘扬人的自性，这是李若冰散文创作的现代元素之三。
近些年来，曾有不止一位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时指出：就人的典型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而言，中国人是习惯于“在家里”，而西方人则向往着“在路上”。“在家里”对应着稳定的伦理秩序，因而属于传统观念；而“在路上”却体现着对未知领域的冒险与开拓，所以是一种现代意识。应当承认，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说法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里全无“在路上”的因素，即根本没有可以连通现代意识的精神资源。事实上，从孔夫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到董其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均立足于自然和人文或知识与眼界的层面，有意或无意地强调着“在路上”的意义。它们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虽不常见，但亦并不缺席的“行走精神”，同时也显示了传统文化中包含的难能可贵的现代因子。
李若冰的散文恰恰赓续和呼应着此种传统文化的现代因子。从初露锋芒的《勘探者的足迹》，到饮誉文坛的《柴达小手记》；从笔走大地的《红色的道路》，到情满高原的《神泉日出》；从十七年写就的《山?湖?草原》，到新时期出版的《塔里木书简》，所有这些作品，都跃动着作家风尘仆仆的身影，都是作家在旅途之中的发现和收获。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气象，也听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历史跫音。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李若冰的散文来说，表现作家于天地之间不停地行走与歌吟，似乎已不单是一种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也不尽是一种视野与胸襟的拓展，同时，它更是一种心灵的呼唤，一种精神的渴求，甚至可以说是作家生命情结与生存状态的艺术外化――作为一个在山野的颠沛中度过了童年的作家，跋涉和寻找既近乎本能，又属于习惯，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我觉得自己一生仿佛都在跋涉。一个劲地磕磕绊绊地爬呵爬呵，前面有走不完的路程，过不完的塄坎，总也没有尽头，没有终点。”③“我是这样沉迷于跋涉，连自己的脚也管不住，战争年月在 跋涉，和平年月仍在跋涉。那祁连山峰的雪线，那戈壁滩上的骆驼草，那从天而降的昆仑瀑布，那蛊惑我心的柴达木盆地和浩瀚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呵，中国西部的柴达木、塔里木、河西走廊，她们才是我日夜牵魄动魂的地方!”④
应当承认，面对负载了如此丰富意涵的作品，读者内心所腾升起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山一程，水一程”的怀古之幽情；这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一种由现代社会所催生并每见的典型的意绪流程：物质、科技和都市文明的空前膨胀，使现代人深深感到了被遮蔽、被裹挟、被挤压和被悬置的苦恼，于是，精神突围，生命还乡，便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身心诉求。而这种诉求同李若冰散文的远行意识与跋涉情结，恰恰产生着异质同构和同频共振。换句更为明确了然的话说，是李若冰散文的远行意识与跋涉情结，为现代人提供了心灵的抚慰，并引发了精神的向往，使他们在对山野之美的观览和畅想中，实现了人性的复归和解放。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鹤见佑?的一段话：“旅行是解放，是求自由的人间性的奔腾；旅行是冒险，是追求未知之境的往古猎人时代的本能的复活；旅行是进步，是想从旧环境所拥抱的颓废气氛中脱出的人类的无意识地自己保存的努力；而且旅行是诗，一切人将在拘谨的事故中秘藏胸底的浪漫的性情，尽情发露出来。”⑤如果说这种以“突围”和“还乡”为内质的旅行冲动，是现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是他们既无法遏止、又无法逃避的企求和向往，那么，李若冰的散文将伴随着这种企求和向往恒久前行。只要这种企求和向往还存在，李若冰散文的魅力就不会消失，这当中包含的现代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立足西部，关注西部，拥抱西部，在宏阔开放的文化大背景之下，写出西部大地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风貌，以此同时代对话，这是李若冰散文创作的现代元素之四。
时至今日，以经济及文化的跨国运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浪潮，正以空前浩大的声势，撞击着古老的中国。这种强势大潮，同然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科学乃至文化，但同时也逼迫我们付出放弃传统与牺牲自性的代价。后者不仅不符合我们民族的利益，而且也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敏锐而不乏忧患的学者，遂发出了反对和抵制全球化浪潮的呼唤。而他们所主张的反对和抵制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对民族差异的强化和对地域个性的张扬。具体到文学作品来说，就是要求作家站在一个开阔的背景之下，努力写出特定地域空间的自然与人文个性，以此来有效地丰富全民族的文学宝库，同时也为全世界的文学宝库增添民族性的收藏。
如果说这样的主张并无悖谬，那么，我们应当看到，李若冰已经走在了历史和时代的前面。这位喝惯了延河水，听惯了信天游的关中汉子，在以散文的形式完成自身的艺术建构和主题言说时，仿佛是水到渠成地选择了明确的地域空间，即以浓重而绚丽的笔墨，多侧面、多视点地描绘了中国大地上最为辽阔的一方热土――大西北的风土人情乃至历史人文。譬如，从《姊妹湖》到《致尕斯库勒湖》，再到《焉耆与博斯腾湖》，在追踪勘探者足迹的同时，勾勒出西部之水的奇姿异韵，风情万种；《察尔汗盐桥》、《寄自依吞布拉克山》、《昆仑飞瀑》，既讲述了建设者创造的奇迹，又描绘着大戈壁拥有的奇观，后者成为前者巨大的天然舞台；如果说《沙雅，荒漠中的翡翠》，让人们享受到了沙漠绿洲雨后的清新与俊美，那么，《龟兹乐舞之乡》则将读者引入了丝绸之路上千年不衰的艺术氛围；而一篇《库尔勒印象》则写活了边疆人赶“巴扎”的欢快与热闹。至于《阳关梦》、《莽莽的塔里木河》等，更是集中进行着西部标志性景观的大扫描和大写意。显然，所有这些交织到一起，便构成了时空阔大的西部画卷。它不仅开了当代文学史上西部散文的先河，而且在新时期文化写作的宏观背景上，较早地显示了西部作为整体的地理人文的价值。可以肯定，这种植根于西部生活和文化深层，并洋溢着西部精神与情调的艺术书写，对于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下坚持富有民族和地域个性的文学创作，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的。更何况按照萧云儒先生的研西、印、波斯四方联结起来的一个中间地带”；“在中国西部，作为大陆文化的中国本土文化和大陆文化中的非本土文化经过衔接、撞击、结合，构成一个多元有机整体”；⑥这便意味着作家一旦写出了真正的西部，实际上便必然会承载和包括更多的内容。从这一层面和视角讲，李若冰的散文自然尤其不容忽视。
关于李若冰散文的现代元素，或许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发掘和总结，只是仅仅凭借以上初步的归纳与阐述，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它的丰富高远，卓尔不群。让我们珍惜作家的这一番探索与馈赠，并带着它上路吧。相信它会成为现代人精神长旅的重要滋养。
注文：
①刘再复：《答颜纯钧、舒非问》，香港《文学世纪》第八期(2000年11月)。
②雷达：《现在的文学最缺少什么》，《小说评论》2006年第3期。
③④李若冰：《跋涉者的自白》，《李若冰散文选?代序》，陕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⑤鹤见??：《夏日的旅行》，《外国小品精选》第1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萧云儒：《对视西部文化》第54、5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