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越两党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由于同属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又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历史任务和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中越两党在忧患意识方面共性颇多。但党情、国情、社会复杂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又使中越两党的忧患意识具有各自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忧患意识；比较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77-05
中越两党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着很多相同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并为克服这些困难、风险、挑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而巩固了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中越两党的忧患意识，可以发现两者既有颇多共性，又有不同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直面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直言我们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并指出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1]。告诫全党只有树立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兢兢业业做好各项工作，才能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主要面临着五大忧患：
第一，部分党员干部精神懈怠。长期的执政地位与和平环境，使少数党员干部丧失了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出现了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松弛、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随着物质财富的逐渐丰富，少数党员干部产生了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思想。不是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而是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中，沉迷于物质享受。这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不仅严重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将葬送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第二，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在改革开放中，少数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抵御不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诱惑，或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或道德败坏，生活腐化。这些情况虽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严重侵袭了党的肌体，破坏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了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如任其发展下去，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可能毁于一旦。
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较短时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技能上来，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地方保护主义、就业压力大等原因又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各级党委、政府都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阵痛”。
第四，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交织。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带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2]，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形势严峻等。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状态，突发事件增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如何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震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
第五，国家主权安全面临巨大挑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信息、金融安全受到了严峻挑战。不仅如此，西方敌对势力还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或利用台湾、西藏和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或打着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旗号，向青年一代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对我国进行颠覆渗透。此外，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也不时把触角伸到我国，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长期处于复杂多变、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之中。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应对各种挑战，主动化解忧患。其主要举措是：首先，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的同时，强调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偏重追求产值、规模、速度的增长转变为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从不顾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追求经济的一时发展转变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各自为政、条块分割转变为统筹兼顾、全面规划、协调发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克服困难、化解忧患、应对挑战的根本举措。
其次，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妥善处理和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基本途径是“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目标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2]。中共十七大则具体规定了社会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经过几年的努力，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有了较大改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得到缓解，社会总体保持安全稳定。
再次，加强党的先进性、执政能力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共中央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抓手，教育党员干部保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抓好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同时，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专业知识、领导水平和社会管理能力，特别是预测、防范、应对重大社会风险和科学决策的能力。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加强制度建设，对贪污腐败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遏制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第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我国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将和平、发展、合作确定为我国对外战略方针和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3] 。中国之所以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二、越南共产党的忧患意识
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2001―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01年到2010年，越南年均经济增速高达7.2%；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增长2.4倍；出口额比2000年增长4倍；2010年人均GDP达1168美元[4]。虽然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越南共产党依然对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状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并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农德孟在越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概述了越南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我国仍然面临着许多相互交织一起的演变复杂的挑战，仍然隐藏着影响世界地区各国经济的危机。政治、思想、道德，不少部分的干部、党员的生活方式衰退，官僚主义、腐败和浪费的状况仍然严重。一些以偏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自我发展’、‘自我改革’演变复杂。敌对势力继续实行‘和平演变’阴谋，引发暴动，在‘民主’、‘人权’的幌子下试图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 [4]。除此之外，农德孟还指出越南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经济发展尚未稳固，经济质量、效率、竞争力较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转型较为缓慢；宏观经济的平衡不稳定，分配制度不合理” [4] 。
农德孟的讲话反映了越共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94年的越共七届中期会议上，越共就指出越南面临“经济发展滞后危机、和平演变危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危机、贪污腐败危机”。越共中央认为，这些危机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互相作用的，它严重威胁着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在越南的指导地位，威胁着越共的执政地位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对“四大危机”保持足够的警惕，并防患于未然，越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将改变颜色。在1996年越共八大，2001年越共九大，2005年越共十大上，越共中央多次重申，这“四大危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复杂。
“四大危机”的提出，说明越共中央对越南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安全诸方面挑战和党的建设、执政能力等存在问题保持着清醒头脑。为了化解“四大危机”，越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对策措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一，实施革新开放和“追赶战略”，力争在2020年把越南基本建成现代化工业国家，化解“经济发展滞后危机”。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长期战乱，越南的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为了改变越南经济的滞后状况，摆脱经济危机，越共中央在8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革新开放，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此，1991年的越共七大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2001年的越共九大又通过了《2001―2005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2001―2010十年经济发展战略》。在上述纲领、计划、发展战略中，越共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追赶战略”：决心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全体人民的不懈努力，使经济发展水平赶上中国、东盟和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为了早日实现“追赶战略”目标，越共进行了经济体制革新，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越南的经济体制革新把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和发展“庄园经济”作为突破口，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是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和私营化改革。再次是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积极融入国际和地区经济。经济体制革新和“追赶战略”的实施，使越南经济活力增强，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
第二，把胡志明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定向”原则，化解“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危机”。为避免革新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越共把胡志明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黎可漂在越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胡志明思想是关于越南革命基本问题的一套全面、深刻的理论和政治观点体系；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民族优良传统价值观以及吸收人类文化精华的产物……我们党和人民决心沿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越南”[5] 。越共认为：革新只是对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进行变革，但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原则；开放是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完善和壮大社会主义，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做到“改革不改色，融入不溶化”，越共强调革新开放必须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民族力量和新形势下的时代力量相结合[6]。在越共十一大上，农德孟还特别提出必须妥善处理“八大关系”：“革新开放与社会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发展生产力与逐步完善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发展文化，同步实现社会进步、公平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与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关系；独立自主与融入国际社会的关系；党的领导、国家管理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之间的关系”[4] 。为坚持社会主义“定向原则”，越共还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如通过市场、行政和法律手段，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对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开展“消除饥饿，摆脱贫困”的活动。这些政策的实行，促进了越南的社会稳定，把越南人民团结在“符合越南条件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旗帜下。
第三，纯洁党的组织，改善党的领导，对内防止党的“自我演变”，对外防范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化解“和平演变危机”。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指向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亦名列其中。他们或是在越共内部寻找代理人，鼓吹多党制与政治多元化；或是利用越南的民族宗教问题大作文章，煽动对越共的不满情绪，甚至直接插手，制造暴乱。为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越共着重从思想组织上纯洁党，从理论上批判多党制与政治多元化，从政策上调整国内民族宗教关系，发展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重点防止党和国家内部的“自我演变”。越共首先从思想理论战线批判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越共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民主与不民主并不取决于一党制或多党制，不是多党制就一定民主，一党制就不民主，民主与不民主关键在党的性质，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越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越南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带领越南人民进行血与火的斗争，赶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今天的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越共还从组织上纯洁党，把那些鼓吹多党制、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的党员干部乃至高层领导开除出党。与此同时，越共还调整国内的民族宗教政策，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发展民族经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从而使国内外敌对势力失去了制造动乱的借口。
第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通过教育、监督、制度、立法、舆论、惩治等各种手段，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化解“贪污腐败危机”。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猖獗，并呈现为三个特点：一是腐败现象由个别部门向多个部门和领域蔓延；二是腐败主体由个体向群体扩张；三是贪污受贿案件不断向高级干部渗透[7]。以致有人把贪污腐败视为越南的“国难”。越共深知：如果不能有效的遏制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不仅越南的革新开放有夭折的危险，而且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有葬送的可能。因此，越共把反腐倡廉列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采取多种强力手段打击腐败。一是用胡志明思想教育党员干部。1999年1月，越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当前党建工作若干基本和急迫问题的决议》，决定从1999年5月起，在全党开展为期两年的党的建设和整顿运动，用胡志明思想教育全党，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二是用立法和制度建设遏制腐败。如越南国会先后通过了《反腐败法》、《预防和打击腐败法》、《申诉控告法》等法律，越共中央颁布了财产申报制度、干部任期和交流制度、党员“十九条不准”规定。这些立法和制度的实施，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有效地预防了腐败的发生。三是依靠人民和舆论的力量反腐。越共认为：人民群众是反腐的主力军，只有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腐，腐败分子就没有藏身之地。越共反腐机构在官方网站上设立专门网页，鼓励民众在网上举报贪腐线索，并在新闻媒体上对腐败案件进行曝光，创造一个廉政光荣、腐败可耻的舆论氛围。由于采取上述有力措施，越南贪污腐败猖獗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三、中越两党忧患意识之比较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越两党在忧患意识方面有三点共同之处：
其一，如何尽快改变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中越两党的共同忧患。中越两党都深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中越两党都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共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中共几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认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睹目的成绩：国民生产总值雄踞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人民生活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越共则在1991年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实行革新开放，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战略。20年来，越南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增强，摆脱了欠发达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GDP超过1168美元。中越两党的经验证明：潜心于经济建设，致力于民生改善，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是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化解危机的基础前提。
其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遏制党内腐败，是中越两党的共同忧患。中越两党都认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为此，中越两党都进行了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党，努力探索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越南共产党则把胡志明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加强党内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可喜步伐。
其三，如何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中越两党的共同忧患。为挫败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越两党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防范措施。比如：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改革开放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越南共产党在进行革新开放时，提出坚持“五项基本原则”。无论是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还是越共的“五项基本原则”，核心都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此外，中越两党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强调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特别是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从内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使西方敌对势力无可乘之机。
诚然，由于中越的党情、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中越两党的忧患意识还是有所差异的。这种差异体现在：第一，由于党情国情不同，中共在处理某些风险挑战时，决策比较审慎，步伐更为稳妥，而越共则比较开放，步伐更快。中国共产党是个有8000万党员的大党，中国是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党情、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的难度上大大超过越南共产党。在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上，中共需要考虑的复杂因素、平衡的利益关系更多，所以更加审慎。而越南只有360万党员，8000万人口，相比而言，其治国理政、社会管理的难度比中共都小得多。所以越共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时，虽然也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但毕竟没有中国复杂，执行的阻力比中国要小得多，效果更容易显现。第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中越两党对经济发展的忧患程度不同。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不小，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共的主要忧患在于如何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实现科学发展。而越南由于经济建设、革新开放比中国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总量较小，经济质量不高，因此越共面临双重难题，既要加快经济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又要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相比而言，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做大经济“蛋糕”还是越南经济的主要矛盾。因此越南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比中国更重，忧患比中国更深。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1．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06-10-19.
[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7.
[4] 参见农德孟在越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继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发挥全民族力量，全面推进革新开放，为到2020年把我国基本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奠定基础.
[5] 参见黎可漂在越共九大的《政治报告》：发挥全民族的力量，继续革新，大力促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越南祖国.
[6] 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课题组.越共处理“四大危机”的理论与探索[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4）：13.
[7]解桂海，唐贤秋.略论革新条件下的越南共产党廉政建设[J].广西社会科学，2008（3）：184-185.
责任编辑 凌经球
The Comparison of the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CHENG Linhui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Generally, bo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have strong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nd have some common points because of the same background that refers to the Marxism Party and socialism country, the similar historical task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tatus of Party and country,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hich make the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of these two Parties have their own feature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compa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