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程 1963年出生于河北，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出版有散文集《红草莓》《镜子和容貌》《漂泊的屋顶》《急管繁弦》等。
中间瓦屋
这么多年里，原来一直把它的名字叫错了――在刚刚拿到的一张湘潭县行政地图上，这个地方标注的是“中兴瓦屋，”而不是我们一直念叨的“中间瓦屋”。
中间瓦屋是奶奶的叫法，我们也跟着叫了几十年。此处是一个叫做甘溪冲的村庄的一部分，村子分布得很零散，这里的一片房屋位于村子中间的位置，所以大家习惯于这样称呼。中国大量农村的名字，与地理位置有关。我童年时生活过的河北农村，三里庄，七里店，说的都是和县城的距离。中间瓦屋应该才是它原本的名字，地图上的是后来的。许多地名，出于美感、意义等考虑，在正式的标识中就变了。像北京原本俗极了的胡同名字，狗尾巴胡同，就根据谐音变成了“高义伯胡同”，裤裆胡同，则成了“库章胡同”，雅是雅了，但完全两码事了。中兴瓦屋的命名，应该是讨个期望它兴旺发达的口彩吧？
还是按照习惯叫它中间瓦屋吧。确凿的是，我现在是站在它前面了。我的脚下是布满了尘土的乡间水泥路面，路边就是农田和菜地，界限模糊。几只母鸡悠然地着踱着方步，啄食着谷粒、菜叶，也许还有小虫子。这里只有不多的几处房子。当年最早的房子是黄姓财主的一栋青瓦灰墙的大瓦房，白色门楼，围着它搭建起几处低矮简陋潮湿的茅草房，住着几位佃户下人，奶奶家就在其中，岳母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我知道这个地方，已经有二十几年了，那时和妻子谈恋爱不久，是从她的奶奶嘴里知道的。奶奶其实是姥姥，不过全家都一直这样叫。从五十年代初离开这里，随着女儿女婿去北京，一直到九十六岁高龄辞世，奶奶这么多年中只回到这里一次，然后就是成百上千遍地在嘴边唠叨这个地名，以至于让我们都恍惚感觉自己到过这里。奶奶的念叨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了画面感，被许多的细节所充满，比如老屋前的那条小路，路下面的两个水塘，水塘后面的一大片的稻田。
这一切，如今都真正看到了。两个水塘一大一小，中间被一道田埂分割开，田埂上长满了杂草，塘里一簇簇的荷叶，在这个十月初的日子里已经有些枯黄凋萎了。到这儿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西斜的太阳照得水面熠熠闪光。虽然入秋已有一个多月，但南方还是感到有些闷热。奶奶说水大的时候，会把中间的田埂淹没，两个塘会连在一起。塘里淹死过细伢子。屋子后面的山上长满了树，黑黢黢的，除此之外便看不分明了。
此行有一个意外收获――没有想到老屋的一堵墙居然还在！原来以为早就拆除了，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了，连奶奶都这样想，每次说起时脸上都会流露出惋惜的表情。不料却保留下来了，一端顶着一幢二层水泥楼房的侧墙，一端伸进旁边的棉田里，土坯墙上覆盖着黢黑的瓦片，被风雨剥蚀得锈迹斑斑，但确凿就是当年的墙。岳母坚持说。
随女儿女婿搬到北京三年后，奶奶回来过一次，要把丈夫接到北京。但就是在那十几天中，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奶奶把房子卖掉，回到北京，一直到去世，未能再回去。
我无法知道，在奶奶数十年的不停叨念中，映现在她脑海中的故乡是怎样的。是五十年代末她最后离开时看到的模样，还是在不停的想象中发生了某些变化？肯定不会是隔了数十年之久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但当年的面貌如何，我们又无法详细地得知了。不过在这样偏僻的农村，不会像城镇那样变化剧烈，无非是当年的茅草房变成了瓦房，门前一下雨就变成烂泥塘的土路变成了水泥柏油路，远远近近的视野里，山脉的走势，田地的起伏，不会有太多不同。被中外文人墨客们习惯赞颂的乡村的永恒之美，正体现在这样的地方。
不过这些其实也并不重要。这个地方，对奶奶来说，已经超越了具体处所的意义，而上升为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情感和梦想的依托之所。奶奶不是哲人，肯定不会也想不到做这样的归纳，但作为心理现象它肯定是存在的。因此，它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是否走样变形，都并不重要。每个人的灵魂中，都会有那样的一些角落，沉积着属于个人的情感隐秘和生命感悟，一些甜蜜或伤痛，悔恨或欣慰，轻易不会向他人吐露。有时是因为无法沟通，更多则是因为没有必要，无需沟通。在记忆最喜欢挑选和收藏的事物中，故乡无疑会排在前面，那里是生命的根。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奶奶快九十岁的时候，好几天，奶奶闹着让给她订火车票，要回去，回中间瓦屋住。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都认为这是老了后显现出来的孩子气，不是有“老小孩”的说法嘛。小孙子童言无忌，喊叫着说老奶奶真是老糊涂了！但倘若这个地方长久地在她的心中萦绕，成为她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谁能说这种念头对她来说不是自然的呢？
在老屋门前空地上徘徊时，见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正在水泥路面上晾晒新打下的稻谷。看模样，极像在北京的一个老乡。那位老乡的祖辈也是佃户，当年就住在奶奶家的隔壁。一打听，果然是老乡的亲弟弟，就住在旁边的房子，当然已经不是原先的老房子了。
梅姨和兰姨
奶奶前后生了九个孩子，但当年生活困苦，医疗条件差，半数以上在孩童时就因为患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夭折了。有一次，因为传染上痢疾，三天之内，死了一个九岁的儿子，一个三岁的女儿。奶奶在世时，有一次追忆这段愁云惨雾般的往事，长叹一声，幽幽地说了一句：“天塌了！”隔了几十年，语调还是那么沉痛。她说就是那时候开始抽烟的，因为实在没得办法驱散心里的苦。
岳母上面有好几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实在养不起，从小就送人了。岳母在几姐妹中是有福气的，家里供她上了学，赶上解放，参加了革命，在参加土改工作队去邻近的醴陵县搞土改时认识了岳父，后来结婚并一同去武汉工作，再后来到了北京的国家部委机关工作。而她的几个姐姐都是大字不识，终生务农，生死都在那几亩田垄之间。
离开黄荆坪镇，在乡间公路上七转八拐，上坡下坡，一路打听着，来到梅姨的二儿子谭云家。梅姨是岳母的大姐，但二十几岁就香消玉殒了。那时二儿子刚刚一岁，大儿子也才三岁，丈夫被当时的保长抓走，顶替富人家当了壮丁，一去没有音讯。一个弱女子独自拉扯两个孩子，可以想象会有多么艰难，梅姨伤心过度，操劳过度，得了痨病，在当时这是不治之症，不到两年就撒手人寰。娘死，爹没音讯，这个家一下子垮了。两个很小的孩子，被奶奶抚养成人，老大解放后参军去了新疆，老二谭云在家务农。
谭云如今也已经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了，一辈子在地里干活，看上去虽然身材瘦小但很健壮。常年风吹日晒，皮肤变成了古铜色。见姨爸姨妈来看他，非常激动，让座倒水忙个不停。还握着妻子姐妹几个的手说，谢谢表妹还记得我。我看见妻子眼圈红了。
岳母感叹：离上次见面也有几十年了！五十年代末，岳母从北京来长沙开会，带了两个女儿，也就是妻子的大姐和二姐，当时都是三四岁的孩子，顺道回家乡看看。那时交通不便，到了湘潭县城，就没有通往乡下的汽车了，也没有像样的道路。谭云那时还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挑着扁担，一头一个箩筐，从几十里外的黄荆坪走到县城，把两个孩子放在箩筐里，走了大半天到了黄荆坪。几天后又是这样送回湘潭。
儿子和媳妇几年前就去深圳打工了，家里只有谭云和老伴老两口，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孙子。这种情况据说在当地很普遍。孩子很内向，对客人有些冷淡，脸上始终没有露出过笑容。从报刊上看到过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不禁有一缕担心。谭云介绍说，除了种几亩稻田外，家里还养了一头猪，一年总共有几千块钱的纯收入，够日常开销了，只是不能生病。生了病就是无底洞，别说这点钱，再多也填不上，不敢想。
南方丘陵地带的乡村景致十分秀美，地形高低起伏，有层次，有韵律，金色的稻田，绿色的树木，丛丛的竹子，熠熠闪光的水塘，从随便一个角度看上去，都是绝佳的风景。妻子姐妹三个拿出相机拼命拍照，一边七嘴八舌议论着相比之下北京的公园算得上什么。空气自然是清新之至，四周也静谧，除了风吹拂树叶的????声，和远远近近的几声鸡鸣犬吠，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对于每天在大都市的喧嚣和拥挤中疲于奔命的我们来说，来到这里是旅游，是休息，是度假，当然感觉分外惬意。而他们常年生活在这里，是否能够意识到这种乡野之美？美是拉开一定的距离才容易感知的。而倘若每天为生活奔波，为日子犯愁，再具有审美敏锐的眼光也会变得迟钝的。
下一站是兰姨儿子家，在离此处几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兰姨多年前已故去。
车子沿着穿过稻田的乡间柏油路走了几里路，就拐上了一条通往树林中的小路，树林很茂密，阳光从树叶间筛落下来，满地跳跃的斑点。走了一段，就看到路边有一座半圆形的坟茔。从湘潭陪同来的亲戚指着说，这就是兰姨的坟。我们停下车，一家人围成半个圈，给兰姨鞠躬。岳母呜咽起来：兰姐，我来看你了！妻子姐妹三个也都流下泪来。岳母说，兰姐受苦太多了，一辈子都未享上福。出嫁前，因为父亲有病，家里的许多本应男人做的苦活累活都是她来做，十六岁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岁不会理家的男人，一应事情全靠她张罗。她那些年给她寄的钱，她都攒着，一点都舍不得花，死时全都留给了儿子媳妇。
树林位于一片坡地上，小路一直通向下面的村子。一百多米外的那座屋顶，就是兰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房子。四周除了鸟叫声，就是风穿越树林的声音，有时像窃窃私语，有时又像波涛涌动。晚上就该是万籁俱寂了，会有星星点点清冷的星光，洒在孤坟上。
虽然卑微得仿佛蝼蚁一般，但兰姨和无数如同她一样的人们，肯定也都有自己的一点梦想，一种祈盼，靠着这些，支撑多难的岁月，度过或长或短的人生。只是，由于他们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一切，身世，遭遇，感情，梦想，并不为人知晓，也不会有人关心，最后，都随着他们的离去，不留一丝痕迹。仿佛世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生命。
忽然就想到了那句圣经上的话：来自泥土，归于泥土。
旧戏台
黄荆坪镇不大，看上去也颇为破败。镇中心位置是两条交汇成人字形的街道，形成了一个小广场。人很少，到处尘土垃圾，脏乎乎的狗和猫懒洋洋地走动。沿街几家店铺里，几乎没有顾客。有一种停滞的死气沉沉的感觉，一点不像曾经到过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小镇那样喧闹红火。
岳母每次回故乡，黄荆坪都是必经之地。但过去几十年间，虽然回来过几次，但都是借出差之机，来去匆匆，来不及在镇子上走动。这次时间充裕，又是自己开车，可以到处走走。在一家小店门口，她和知道我们要来等候在这里的一位堂弟见面了，并获得了一份惊喜――五十年代初期，她在乡里工作时，向乡民们发表演讲的那个戏台，仍然完好地保存着，本来以为早就不在了呢。
堂弟早些年当过本地中学校长，戏台就在已经废弃了的原中学校园里。堂弟带路，不多远就走到老校园里，看到了旧戏台。这个地方原来是当地大户周家的家族祠堂，戏台是祠堂建筑的一部分。文革时学生们要“破四旧”拆掉它，被他力阻。前两年镇上也曾经动议拆除它，在这一带建商品房，他早已经退休，说话也没有用了，但也许因为小镇上没有什么需求，再加上位置偏僻，离主要街道远，后来也就没有动静，得以保存至今。看来经济发展缓慢也并非全是过错，至少对保护老建筑有好处。
这是一座两层的木质结构，基本结构还是完好的。屋顶飞檐高挑，古色古香，铁锈红色的梁柱，许多地方油漆已经剥蚀殆尽，印证着岁月的沧桑。上面一层是戏台，用厚重结实的木板搭建，容得下数十人站立。近八十岁的岳母激动不已，不久前做过手术的腿脚，也陡然利落了不少。她扶着侧边楼梯的扶手上走上戏台，说当年黄荆坪乡政府成立，民主选举乡政府领导，就是在这里召开的选举大会，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好不热闹。她指着前面的一片空地说，她高票当选副乡长兼乡妇委主任后，站在戏台上发表演讲，下面这片地方站满了来自全乡各村的人，黑压压一片，听她讲话，热烈地鼓掌。那时她还不到二十岁。
说起这些，她的声音不知不觉中高亢响亮起来，苍老的脸上泛出神采，目光也明亮了许多。显然，那是她生命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也是最为荣耀的时光。这一次意外的收获，会让岳母的兴奋心情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按她的性格，回去后，一定会把这次经历一遍遍地说给亲戚朋友和同事听，讲述的过程，也是她重新品味、沉浸的过程。
相比之下，岳父更多体验到的却是困惑。
岳父岳母的故乡，分别是醴陵和湘潭。两地相距一百多公里，本来不是太远，如今开通了高速公路，且是属于长（沙）湘（潭）株（州）三角经济区，电话区号都是相同的，联系就更为方便了。因此这次故乡之旅的行程，包括了两个地方。
岳父中学就读于醴陵八中。学校位于一个名为七里山的小镇上，离县城十多公里。虽然偏僻，但出了不少名人，如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宋时轮上将，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程潜等。车子开到镇上，很容易就找到了学校。进校门后走不多远，就有一个很大的展示牌，上面有他们的照片和文字介绍。
在校园里走着，岳父脸上始终笼罩着一抹茫然，像一个彻底迷路的人。已经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好不容易觉得某一处像是当年的某个地方，向旁边一个校工模样的人打听，却并非如此。看得出，这让他有一种期望和失望相交织的情绪。这其实毫不奇怪，他离开故乡醴陵已经六十多年了，这是第一次回来。六十年，一个甲子的长度，再细微的变化，也会逐渐累积成全然的陌生。
欣慰的是，他认出来了，我们车走的路，正是少年的他背着干粮袋铺盖卷上学的那条路，虽然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边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但路的走向和形状还在，经过的村庄和小镇的名字也还是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开始复活了，一些往事的片断零星地浮现。车子经过一个叫黄獭嘴的小镇，他甚至还指出了当年的一位同班同学家的老房子所在的地方，这位同学我们称李伯伯，是岳父的好朋友，也在北京工作，十多年前因心脏病猝然去世。
虽然打捞起来的只是一些记忆碎片，只够大致拼凑出一张模糊的往事贴图，但毕竟是聊胜于无。等到了最后一站省城长沙，却连这样的线索都没有了。
从醴陵八中毕业后，岳父考上了当年在湖南很有名气的楚怡高级工业学校。这个学校早就没有了，但当年的老校园也许还在，想去看看。从车载GPS卫星定位系统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楚怡学校，猜测或者就是位于当年的地方。车子依据GPS的导引，在长沙的大街小巷里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但站在门口，岳父连连摇头说不像，经向门卫打听，也并不是老楚怡的旧址，旧址在哪里他说不清楚。岳父开动脑筋，努力回想当年的学校附近都有什么街道，又根据这些并不确定的线索去找寻，但折腾了很久，仍然毫无进展。后来岳父猛然想起来，为什么不问一下一早刚刚去探望过的一位数十年未见过面的老同事？他也是当年楚怡学校毕业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回答说不用找了，找不到了，旧址已经全无痕迹，在上面盖了一座医院，就是现在的湘雅医院。
岁月如流。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已经被时光之水冲刷淘洗，改变了容貌，甚至面目全非。生命是附着于具体的环境和器物之上的，它们的角色和作用，就仿佛目击犯罪现场的证人。因为它们的存在，生命的行程显得真实，足迹可辨，眉目清晰。而一旦它们隐形或者逃遁，与之相关联的那一段生命流程，似乎也变得虚幻起来了，影影绰绰，难以把握。
祭墓
家门口是一条乡间柏油路，很窄，也很安静，偶尔才有三轮农用车和自行车驶过。路两边也只有几处房屋，几户人家，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出家门，沿着马路走上几百米，右手边就是一片开阔的灌木丛，一直延伸到不远处的小山脚下。树与树之间，一人来高的茅草长得很茂盛，密密实实地盖住了通向山上的小径。抬头望去，半山腰以上的位置，隐隐看到几个墓碑。
岳父老家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两人都去过北京，我也见到过。前几年他们先后过世了。两人家里各有好几个儿女，最大的也有六十多岁了，多数都从来没有见过远在京城的叔叔或舅舅，在他们心里他也几乎成了一个传说式的人物。这次岳父终于回来了，自然成了家族里的大事。
这是岳父的侄子也就是大伯的大儿子的家。儿子也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媳妇和儿子一家三口过。除了大伯家的几个子女，姑姑家的孩子也都过来了，也都在五十岁以上了。加上孙子辈们，几代人加起来一共有几十口人，在堂屋摆下了好几桌。
选择在这家来聚会，是因为这儿邻近岳父母亲的墓地。
从二十来岁离开故乡算起，岳父这是第一次回到醴陵，其间整整隔了六十年，真正是“少小离家老大还”。这中间有着难以言说的伤痛。岳父性格内向，许多事情默默藏在心里，轻易不对别人讲。是在成家多年后，妻子有一次悄悄给我说，岳父家庭成分高，爷爷在建国之初被划成地主，被政府镇压了。早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岳父，那时已经在武汉的一家工厂中担任领导干部，不久后又调到北京的国家部委工作。那个不正常的年代，血统论、唯成分论肆虐，是造成岳父不能回家的根本原因。文革中他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两年，干校离位于湘东的故乡不远，却无法回去。拨乱反正后，虽然不用顾虑什么了，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加上工作忙碌，就渐渐地淡了回去的念头，多年间只是通过信件和电话与老家的亲人联系。
应该是由于渐入老境，近年来岳父好几次念叨想回趟老家看看。他很少反复说一件事情，这就相当于很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让我们不能不重视。因此，这次利用七天的国庆长假，全家几个孩子都陪老两口回来。
我跟在岳父后面，走下柏油路，走进灌木丛中，踩着被齐胸高的茅草遮掩着的小径，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半山腰爬。岳父不说话，步伐比平时要快一些，表情也明显有些紧张。我猜测，此时他心中一定会是波涛翻卷。
岳父母亲的坟茔是不久前才从原来的地方迁来此处的，墓碑上刻着先妣某某大人之墓的字样，左下方是几排立碑人的身份姓名，我和爱人的名字也在上面，有了一个孙女孙婿的身份。旁边不远，是岳父的兄嫂的坟茔及墓碑。岳父在母亲墓碑前站好，双手下垂，深深地鞠个躬，说一声：妈，我来看你了！话音未落，猛然地从嗓子眼里迸发出一声号啕，一只手掌匆促地向脸上擦去，抹下一把泪，然后哭声戛然而止，显然是强自抑制。岳父轻易不流露悲伤的感情，但这已经是二十年来我看到过的最为激烈的表达了，因此这一幕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岳父的哽咽刚落，旁边的哭声也已经响成一片，特别是大伯和姑姑家的那几个姐姐辈分的女人，更是涕泗横流。这时祭奠的鞭炮点燃了，噼里啪啦炸出缕缕青烟。岳父又给哥哥嫂子的墓碑鞠躬，嘴里念叨：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这么多年里照顾妈妈。
祭过墓，岳父的情绪好多了，表情也舒展开来了，问了旁边人几句迁坟的情况等。从墓碑前转身离开时，鞭炮还在响着，他叮嘱一位侄子，一定要看好鞭炮，千万不要引发了山火。
下山时，我和妻子姐妹几个人走在前面，大伯家的大女儿悄悄地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奶奶临终前，是一声声喊着岳父的小名去世的。然后又提醒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叔叔知道啊，免得他难受。姐妹几个应答着，并互相叮嘱一定注意，别说漏了嘴。实际上，我明白，不管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长期以来心里也一定有着巨大的纠结，虽然他从来不说。岳父是个家庭观念特别重的人，心思细腻，对家人，对三个女儿和女婿，对外孙和外孙女，都关爱备至，时常表现出几分婆婆妈妈般的牵挂。以他这样的感情丰富，不难想象，多少个春夏秋冬，寒暑晨昏之间，他一定会多少次怀想千里之外的母亲，怀想几十年不曾见面也无法见面的母亲。个中滋味，那种牵挂、难过、无奈和悲哀，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只有他内心中最清楚，别人无从测度。
我能够清晰地了解和描绘的，是他对于奶奶即他的岳母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从结婚到奶奶去世，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岳父对奶奶是那样好，那样无微不至，真正是多少年如一日。每天早晨，都是他把早餐给奶奶送过去，放到她床边的小桌上，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眼奶奶。那种细腻和周到，发自内心的深情，别说女婿，亲生儿子也未必能够做到。奶奶也见人就称赞岳父好，比亲生儿子还好。奶奶去世的当天，岳父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来回踱步，泪水长流。妻子讲，岳父对奶奶好，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的善良，但肯定是有一种补偿的心理在起作用，将未能对母亲尽孝的愧疚之情，转移到了对岳母的关心孝敬。
这时我忽然领悟到，到母亲墓前祭奠，该是他故乡之行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虽然他从来没有说过。感情是有分量的，这份歉疚在他心底埋藏了数十年，随着岁月流逝，缓慢地增加着重量，让他内心难以安宁。这次终于来到母亲的墓地前，拜谒祭奠，尽管是阴阳阻隔，但总算也是一种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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