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在承德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与诗评家谢冕先生见过一面。谢冕先生有明确的观点,但不唯我独尊。有鲜明的立场,但不趾高气扬,尤其是先生的笑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近日整理当时拍下的旧照片,我忽然又想起了谢冕先生的“论敌”――另一位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诗评家丁力先生。谢冕先生可能已经不记得了,1998年的9月。我曾经和他通过一次电话,话题围绕的就是丁力先生。
手边有丁力先生的两本诗集。一本是新诗选,一本是旧诗选。都很厚。凝聚着先生的心血。这些诗中的许多篇章以前都读过,钱光培先生选进《现代新诗一百首》中的那首《风来了雨来了》,我刚刚开始诗歌创作的时候,还曾仔细地背诵过。现在重读,仍然觉得很亲切,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先生那温馨的微笑和真挚的目光。
1992年,我在石家庄市曾经和丁力先生见过一面。那是在诗人刘章的作品研讨会上。老先生当时已经和癌魔搏斗了很长时间,一脸病容,苍白赢弱,但是眼神中却闪烁着明亮的光芒。言谈中也依然是锋芒毕露,真诚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决不说言不由衷的虚伪客套话,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和忧思。临告别的时候,先生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一首诗作纪念。诗曰:“素信写诗无秘诀,好诗多自生活掘。凭情作魂情要真,以意为主意应切。”这些朴素的话,我十几年来一直记忆犹新。
据丁力先生在那次会上的发言中介绍,他是1958年和诗人刘章相识的。刘章当时是河北承德雾灵山里的一位十几岁的农家娃,他把作品投寄到《诗刊》编辑部,曾被一位编辑扔到废纸篓,后来是丁力和尹一之等当时诗刊社的编辑同仁发现了这些诗的价值,登在1958年某期《诗刊》的头条,再后来丁力还把刘章的作品转寄给天津一家出版社编诗集,并在刘章的第一本诗集推出之后,热情地写下评论文字向诗坛介绍。听着这样的故事。想着几位的好人品和好编风,再对比今天某些编辑的老爷气派和痞子作风,让人非常感慨。再往后,等到我有缘到北京工作的时候,丁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是我相信诗坛没有忘记他,很多读者也没有忘记他。
1998年,我在供职的《文化月刊》杂志收到一篇关于丁力先生的散文,作者就是北京大学的谢冕先生,谢先生说:“诗人(丁力)时时刻刻和时代保持血肉联系,具有时代氛围、情调、品格,是非常可贵的。”他认为丁力“这位诗人非常了不起,他把个人的欢乐与病苦,与国家、社会、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安危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样的诗人,是会受到人民尊重的。”这样的话,从谢冕先生的口里说出来,尤其是在丁力先生已经作古之后说出来,很令人感动。熟悉诗坛“掌故”的人都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位先生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十分激烈的诗歌论争。当时有一期《诗刊》曾经发表过一个诗论专号,第一篇就是丁力先生的文章,第二篇就是谢冕先生表达另一种观点的文章,颇有针锋相对的阵势。回忆起当年这次论争,谢冕先生在那篇散文中说:“都是为了诗歌的发展,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丁力先生对我有过一些批评,是真诚的。他是兄长般的朋友,非常真诚、坦荡。他生病、去世,我都很挂念他!我的成长是和丁力等同志的关怀分不开的。1959年我还在北大读书,徐迟、丁力、沙鸥带领我们走上诗歌评论的道路,我不会忘记他的帮助与提携。”这些带着火焰和花朵的语言,铿锵有力,发人深思。
这篇稿子转到我的手中之后,我了解到这其实是谢冕先生在纪念丁力先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为了稳妥,我随后又拨通了谢冕先生家里的电话,征求谢冕先生的意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代拟了《关于丁力》的题目,刊发在1998年第10期《文化月刊》。稿子出来之后,我还了解到一些关于丁力和谢冕之间的故事。虽然他们的一些诗歌观点激烈对立,但这种对立丝毫不妨碍他们作为《诗探索》杂志的主编和副主编坦诚交流、和谐相处、和平共事。传说在某次激烈论辩的时刻,谢冕先生还曾为丁力先生送上橘子,请他润喉解渴、稍事休息……这样的故事,闪耀着感人的人格和人品的光芒。
现在某些诗歌评论者,只要遇到不同观点,就仿佛彼此成了仇敌。似乎只有把人家打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才能稍解心头之恨。而且这其中还有心理阴暗者,一定要用把周围的人全部都踢倒的手段,来显出自己的高大和巍峨。这种不健康的甚至有些卑劣的做法,是文痞的遗风和文棍的流毒啊。对照丁力和谢冕,尤其是对照谢冕在丁力作古之后对丁力的态度,不知那些刀棍并举、鸣鞭为快的所谓诗论家,是否会脸红?
丁力先生归葬故乡洪湖。已经多年了。我用新声韵写了一首旧体诗,附在文末,略表遥祭之情:
先生此去已经年,船泊洪湖带笑眠。
心似荷香沽雨后,人如松劲碧霜前。
故园有爱萦丹梦,热土多情驻紫帆。
不忍扰君说“古怪”,春风但愿满骚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