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在担任外交部长时，常建议外交官们回答问题时尽量少说“无可奉告”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根本解决不了问题。2003年10月，钱其琛的《外交十记》面世。在常人眼中“无小事”的外交，钱其琛是“可以奉告”的。西方有句名言：一杯水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同样，从个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从1988年正式担任外交部长到2003年3月从国务院副总理之职退下来，钱其琛的外交生涯正是中国外交风云变幻的时期。
书名的由来
2003年3月18日，钱其琛从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退了下来，用钱老的话说，“新老交替，符合自然规律――而且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前进的规律。老干部退下来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对革命的一种贡献。”
钱其琛退下来了，但并没有马上写书的念头，世界知识出版社隶属于外交部，该社的时任社长王成家是我国前驻智利、古巴大使，他多次找钱老游说出书事宜，最后他终于答应了，按王大使的想法，“书名就叫《钱其琛回忆录》吧？”但钱其琛不同意，他在自序中这样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现在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故称之为《外交十记》。”此外，他很喜欢读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杨绛的《干校六记》，这也是书名定为《外交十记》的一个原因。
写书凭记忆
钱其琛答应写书了，但时间安排很紧，据他的安排，他拟于当年11月出访美国，《外交十记》将作为礼品送给老布什。从开始写到出书，只有短短6个月时间，实在太紧张了。很多读者都认为钱其琛写这本书应该很容易，猜想他一定每天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可事实上，他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为了加快这本书出版速度，钱老采取了口述与亲笔结合的方式，据钱其琛的秘书说，钱老并不是简单地把他的口述稿作为定稿，而是在此基础上他又亲自动笔丰富了许多细节，有的章节本来口述部分很短，但他亲笔补充进去的文字量竟是原稿的数倍，这些无疑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由于钱其琛著书只凭记忆，他的秘书又反复核对外交部档案，力求做到真实准确，这无疑使这本书富有资料性和权威性。
装帧费周折
钱其琛同志的著作如何装帧，也是颇费周折，首先是纸张，责任编辑袁路明推荐了几种纸张并提供了建议，钱老从中选择了轻型纸。对于图书的封面设计，钱老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要上本人的头像，封面要朴素、平实。这可难坏了责任编辑，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目前国内图书装帧设计大家――吕敬人。吕敬人的设计令钱老十分满意，封面以国旗色――红黄二色为基本色调，“外交十记”书名顶天，象征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一书风行外交热
《外交十记》的畅销，引发了国人前所未有的外交热，随之，外交部长李肇星与2万多网民网上侃外交，外交部档案的解密，外交部设立公众外交处。2004年3月6日下午，李肇星就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们欣喜地听到一种富有新意的表达：我们的外交是全中国人民的外交；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也是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宗旨。中国外交这样强调"人"，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中国外交在转型，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实，中国外交的这一变化是中国新一届领导执政理念和风格的传达，是中国社会进步在外交上的折射。
开创外交部发言人的先河
在《外交十记》中，钱其琛回忆了他第一次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对外亮相的经过。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
邓小平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他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钱其琛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5月28日，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钱其琛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钱其琛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这是钱其琛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