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借助早先的改革动力与大国追赶效应，中国经济成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后续改革动力不足与推进不平衡，也使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深层矛盾难解并发酵。2012年，中国再次处于新一轮思想解放和政经改革的前夜。
健全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架构，仍将是中国改革转型基本议程之一，并与其他领域改革具有内在互动联系。世纪初中共中央体改决定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述未来改革任务；而今回头看，改革进程行百里者半九十，需要义无反顾地政治决断与攻坚勇气才能实现当年提出的完善目标。
首先应肯定中国经济改革仍在取得进步。给人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以来有十个中央“一号文件”规划部署“三农”政策，凸显“三农”问题在主政者心目中的优先地位。从施政效果看，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改革取得突破，改革探索在医疗卫生、社保体制、资本市场等不少领域仍在继续并取得进展。
不过改革总体推进态势与十年前规划的完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改革乏力表现为，有的重要改革议题尚未引起实质性重视，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进展相对缓慢，有的场合甚至出现不进?退的情况。改革疲劳症与改革动力不足交互影响，伴随经济社会深层矛盾难解，改革共识也面临质疑。
例如，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破除行政垄断，对健全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认识不一致，也由于既得利益干扰和“执政基础论”的误解，这些领域实质性改革仍难以得到切实、足够的重视。近年经济成长带动资源租金价格飙升和账面利润增长，更使得这类领域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被稀释淡化。
有的重要改革议题虽经过十多年长期研讨，甚至经过一些地方多年试验，客观条件早已大体具备和成熟，然而受种种因素制约，应有改革仍迟缓滞后。好比足球比赛球队屡屡成功带球传中，终因起脚射门时果断不足而未能有更多作为。利率改革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改革都有这类特点。
以利率改革而论，不算学术界讨论，有关部门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目标。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和2006年初颁布的“十一五”规划，都明确提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针。然而由于起脚攻门乏力，至今仍保留对利率“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的严格管制，客观上带来多方面不利影响和困难。
利率管制直接效果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而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银行业发展有效竞争和银行提升微观经营能力。管制利率与通胀结合导致负利率，使居民储户蒙受估计万亿元损失，客观效果与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目标相背离。长期固守行政管制利率，不利于民间金融顺利发展，也不利于根治中小企业融资难痼疾。
多年前不同意利率加快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理由，是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商业银行改革后，需要对本已受准入管制保护的银行再提供管制利率保护以收“涵养”之效。十多年过去了，近年银行已赚得钵满盆满。对这样既缺乏效率又欠失公平的体制安排，显然可以更早实行实质性改革。
还有一种情况是早已形成改革决议但也难以贯彻实行。以放宽民营企业投资和准入改革为例，2003年中共中央体改决定就指出，要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减少投资审批和推广备案制。2005年和2010年国务院先后制定两份鼓励支持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非公36条”。然而由于既得利益掣肘和配套措施不完备，至今未能系统有效落实。
国内官方政策文件有关经济改革的表述方式，也从政策优先度角度折射改革疲劳症困难。比如去年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2年“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等六项任务，其中推进改革位于第五项。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6条任务改革也位列第五项。其他年份也差不多，如2006年和2007年同一会议部署8项任务，有关改革内容都位于第6位。其实过去十来年这类工作任务表述中，改革议程每年都处于中间靠后位置。
或许年度工作会议比较重视短期任务部署，不便对长期改革问题给予更优先考量。不过五年发展规划在文件学表达上也有类似特点。如“十二五”规划共有16篇内容，开头和结尾篇之外共有14篇阐述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推进改革位于14项任务第10位。2006年“十一五”规划有12篇部署长期目标和任务，阐述深化改革内容列第7位。
当然也不应过度解读这类政策文件中对改革目标的表述方式，更不应幼稚地认为在官方文件中把改革任务“置顶”就能立马解决问题。不过上述“文件学现象”或许能从一个侧面提示，决策层在坚持改革基本立场同时，也确实面临改革疲劳症的困扰。
这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阶段性转型环境特点具有关联。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连连重大突破，同时也面临世纪之交下岗失业加剧等问题挑战，客观上需要一段时期调整以求和缓。新世纪宏观景气伴随政府财政收入超常增长，为一段时期缓冲矛盾和顺延复杂改革议题提供某种客观条件。
另外中国渐进式改革逻辑意味着，剩下的实质性改革会面临越来越强大的既得利益掣肘，并与深层理念和价值取向的重新反思定位相互缠绕，注定会面临“越到后来越难改”的局面。如何克服改革疲劳症，是下一步中国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