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正面对死亡时，多数人会变得情绪失常，低落、抑郁、烦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抑让他们痛苦不堪。 让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病人能够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是姑息关怀科自始至终坚守的信条。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姑息医学：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和治疗其他痛苦症状，包括躯体的、社会心理和宗教的困扰，来预防和缓解身心痛苦，从而改善面临威胁生命疾病的病人和他们的亲人的生命质量。
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繁华的市中心，在这车水马龙、人潮如织的黄金地段会静静地存在这样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地带――姑息关怀科。这里，死神随时都会降临。
坐落在成都人民南路三段的华西附四院4楼的姑息关怀科和别处的科室不一样，别处的科室病人来都是抱着康复、病愈、好好活着的目的，但是这里却是通向生命终点的地方，来到这里就意味着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2012年3月9日上午11时，33号病床的肝癌患者去世了，医生和护理工将死者的躯体放进担架抬出病房，从走廊的这一端抬向另一端的电梯这短短的路程中，死者家属低低的抽泣和压抑的哭声在走廊里来来回回，消散不去。
华西附四院姑息关怀科的医生陈惠平压低了声音告诉我们，每天在姑息关怀科都有去世的人，每天他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重症监护室里的刘大爷今年81岁，结肠癌末期的他住进了这里。去采访的那天，刘大爷精神很好，姑息关怀科主任李金祥教授向刘大爷的家人详细地询问了刘大爷的进食状况，仔细看了看刘大爷正在输液的瓶子里的药水情况，不断地鼓励刘大爷要好好保养，安慰他说目前情况很稳定。
走出病房，李金祥教授脸色严肃了下来，他说：“很多患者说不定哪天就去世了，所以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心情愉悦。”
在这样一个常人看来略显神秘和不安的地方，这群姑息关怀的医生们是怎样工作的呢？
一个留不住人的科室
姑息关怀科室目前有8个医生，18个护士，在院的病人90个，病床服务病人138个，人手上的紧张让医生、护士常常疲惫不堪。
在这里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年龄都不大，二三十岁的年纪就需要面对比其他科室人员更多的工作压力，如果遇到病人濒死的那几天，工作压力更是巨大。24小时留守医院，随时检查病房里病人的情况，记录患者病情，配药，照顾，心理安慰……是他们丝毫不间断的事情。
陈惠平医生是李金祥教授得力的助手，也是在姑息关怀科室面临要解体时主动申请到这里来工作的医生。
那是2004年，姑息关怀科遭遇了一次重大的人员流失重创。当时和李金祥教授一起工作的另外两名医生分别提出辞呈，理由是心理上实在承受不了每天面对病人死亡的压力，同时由于科室刚刚成立不久，人员的紧缺、科室生存的压力以及每天24小时在岗的规定让他们不堪重负。面对并肩战斗的同事执意地离去，李金祥感到心力交瘁，难道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科室就要这样夭折了吗？
这时年轻的陈惠平主动申请从老年科调到姑息关怀科工作，而李金祥对陈惠平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要当半年的住院主治医生，也就是半年时间必须天天24小时在医院。
陈惠平接受了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也让科室有了喘息之机。
“申请到这里来工作，家人还是很支持，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而且父亲在几年前患肝癌去世，所以家人特别能理解我的工作。”陈惠平说。
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对于干这样一份工作是异常珍贵的。在科室创立不久时，每年都会面临科室医生护士全部换人的境况，“许多年轻的男医生或者女医生都愿意到这里工作，但他们的家人或者朋友却不理解，甚至不愿意让他们到这里来，于是干不了多久他们就走了。”
姑息关怀科几乎24小时无休，每天一早就开始查房，检查每一个病房每一个床位病人的情况，测体温、换药水、做记录是每天必做的事，如果碰到病人情绪不稳定，医生或者护士还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心理安抚。
精神上的压力是导致许多医生护士“出走”的原因。据姑息关怀科资料显示，去年该科室的李嘉诚基金会服务项目在年初时收治了613位病人，到今年元旦剩下70名左右的病人，接近90%的病人在当年去世；病房服务去年收治500名病人，在今年元旦也有接近90%的病人在当年去世。这样一个数字算下来几乎每天都有1-2名病人去世，频繁的病人死亡让不少医生和护士心理变得敏感、脆弱，更有甚者患上了失眠、抑郁等症状。
“我是全世界最廉价的教授”
“我是全世界最廉价的教授，我们科室也是最廉价的科室。”李金祥教授说出这样的话时显得无奈又自嘲。
每个月医生和护士都有出诊的要求，出诊费每个月600元钱，每个礼拜要完成5个病人的出诊，出诊所到之处都是乡下田间，很偏远。但由于时间紧路程长，所以经常有完不成指标的时候。通常这个时候1个月的出诊费就减少一半，只剩下300元。假定按一个礼拜40个小时，一个月160个小时来计算，李金祥每小时只有1元多的出诊费，加上路上的汽油、吃饭开销费用，李金祥时常感叹自己的“廉价”。
那么政府给予了这门学科哪些支持呢？李金祥摇了摇头。由于国家没有姑息关怀学科，因此国家也没有为这门学科设立专项费用，甚至连一般的学科补助费用也没有。在科室创立之初，人员大量流失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是一项没有“回报”的工作，年轻的医生需要养家糊口需要生存，但微薄的工资却无力让他们继续待下去。同时由于国家没有姑息关怀科这样一个学科，因此医生护士职称很难解决。
“希望政府把钱支持到这个学科上来”，李金祥教授在采访中不只一次地这样呼吁。
民众缺乏死亡教育
“我家老娘都死在你们医院，你们还想来收钱，小心我找人收拾你们。”这是姑息关怀科医生给一位已去世的病人家属打电话收取医疗费时得到的回应。
到姑息关怀科来的病人都是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家属将病人送来时也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久将面临的情况，但事实上，当病人死亡时，不少病人家属会突然情绪失控、歇斯底里，出言辱骂医护人员，甚至出手伤及医护人员。还有一些病人家属会认为是姑息关怀科将他们的亲人致死的，是医疗事故。
最近李金祥教授及同事就收到了一张由法院寄来的起诉书，而起诉他们的正是前不久在医院里刚刚去世的一位40多岁女病人的丈夫。死者在送来姑息关怀科室时已在华西附二院等医院做了诊疗，最后确定无法救治，才转到姑息关怀科。转来后，医院再次对病人进行了全面的诊疗，得出的结论是病人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各种生命体征都很弱。不久这位病人就去世了。
然而死者的丈夫却将这一切都归罪于姑息关怀医生的无能和治疗的失败，最后一纸诉状将他们告上了法庭。面对此类事件，李金祥教授显得依然很平静，他说由于手上的资料很完备，所以不用担心会败诉。但是家属的不理解，才是真正让他们寒心和伤心的原因。
除了病人家属的不理解，普通人对这个领域的认知和接纳也是极其缺乏的，由于民众缺乏“死亡教育”，因此对于死亡通常讳莫如深，不愿提起。对于医院这样一个科目，更是抱着抵触的情绪。
“来到这不就是等死吗?”一个被采访者说。
让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病人能够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是姑息关怀科自始至终坚守的信条。“让病痛减到最低，让病人舒服，让病人有尊严”是他们的宗旨。
生与死本是人类再平常不过的事，生与死也都应该顺其自然，然而当真正面对死亡时，多数人会变得情绪失常，低落、抑郁、烦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抑让他们痛苦不堪。
正因为看到了病人在濒死时的痛苦，李金祥教授决心一定要与死神谈判，让绝症患者在面对死神的威胁时能活得有尊严。这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关怀让他们决心建立一个心理咨询室，专门为病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咨询，安抚他们紧张和不安的情绪。
“但是理解的人还是太少了，多一些人能够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