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小镇教小学。虽说离自己理想中的学校有一点距离，但是和另外几个分到下面村小的同学相比，还算是幸运了。学校就在镇上，还有一座刚刚建好的三层教学楼，新铺的水泥校道。尤其是校门外那一排高大的白杨，直立高耸，阔大的树叶在风里哗啦啦作响。每天吃过晚饭，年龄大一些的老师们喜欢在树下聊天，我也常常靠在白杨树干上，听她们说一些陈年旧事。
学校安排我教二年级，当班主任。初次面对这些小孩子，五十几个。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孩子一定很可爱，其实不然。虽然是在镇上，这个小镇人口并不多。学生都是来自周边的农村，只有极少数孩子是来自镇上，是所谓的“城镇户口”。农村正处于外出打工的热潮中，大部分孩子都是由留守的老人抚养。衣着很简单，也经常都是脏兮兮的，扣子没了也不能及时缝上。好多个孩子都还拖着鼻涕，拖得太长了，抬起衣袖，“哧溜”一声抹掉，就算完事。老人们在家既要做家务，还要干农活，有的老人带着好几个孙辈。对于这些，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样，只能选择无奈。好在不管是什么穿着打扮的孩子，笑容都是一样天真无邪。
班上一个叫杨梅的女孩子，微黑的小脸蛋，大鼻子大眼睛。她同样是来自农村，但是每天都梳着整整齐齐的小辫子，衣服不名贵，但是干干净净。哪一天上体育课不小心弄脏了，第二天一定会换上干净的。偶尔，衣服上会有补丁，但也很别致，没有一点突兀之感。问过她，原来她的父母都在家，没有外出打工。她不爱说话，却爱笑，爱表现自己，尤其是得了表扬之后笑得特别甜。
开学一个多月，学校放秋收假。规定学生要帮家里忙秋收，还要给学校上缴一定数量的稻谷和其他。这一项那时候叫“勤工俭学”，我作为班主任只负责收取，具体的细枝末节，开始也不大懂。只知道这一条“规矩”已经实施了很多年，我自己上学时也是这样。我的父母一致认为，只要是学校和老师说的话，都有道理。虽然有少部分家长稍有微词，也只是嘟嘟囔囔，嘀咕几句便了事。
这里的家长也大致如此，孩子还小，家里人把稻谷之类的送到学校。规定多少斤两，几乎一两不差。一个星期下来，我清理了一下，发现只有杨梅的家长没有来学校。她也变得越来越沉默，我每一次询问，她都把头垂得低低地，大眼睛藏在刘海后面，一言不发。
对这么小的孩子，我不想多说什么。可是学校有规定，班上的任务如果没有完成，就要扣发我的工资。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催杨梅，叫她家长来学校。每一次都说“好”，可是她的父母一直没有来。她的头，也垂得越来越低了。
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星期一，我在教室里上课，突然外面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头发蓬乱，面色黝黑的中年男子，一脸怒气，站在门外。杨梅怯怯地从自己的座位上慢慢站起来，低低地喊了一声：“爸爸！”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对着满教室孩子就嚷叫开了：“杨梅！你出来！”
杨梅慢慢地挪着脚步，走到门口。头也不抬，黑黑的头顶对着我们。他一把抓住孩子的手臂，几乎是把她拖出了教室。整个教室里的孩子都被这阵势吓住了，一言不发，齐刷刷望着门口。我关上教室门，和他站在了教室外面的走廊上。
我正准备说话，他指着我对孩子说：“这是你老师啊？”孩子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接过他的话：“整个班上就只有你家孩子没有完成‘勤工俭学’任务了，你还是抽时间给她交来吧！”
“什么狗屁勤工俭学！就是找老百姓要！”他劈头就来一句，我还没有缓过神来。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对学校不敬的话。
我定了定神，回敬了一句：“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上面就是这么规定的，每个学生都要交，又不是只要你家交！”他瞥了我一眼，昂了昂头，说：“我不和你这黄毛丫头说，我要找你们校长！我看是哪个规定的！”
“你找校长也要交，我们学校自己老师的孩子还不是也要交。”我说的是实情，只不过我们的同事们少交了一点点，而且有的按照市场价换成了钱再上交。
“是啊，爸爸，你交吧。”杨梅终于开口说话了，仰着头，一只手拽住父亲上衣的下摆。
“啪――”他一个耳光摔下来，小姑娘脸上立即现出几个指印。“小孩子，懂个屁！”
我有点生气了，声调也提高了好几度：“你怎么打孩子啊！”
“我就打，怎么了！我自己的孩子还打不得？”他好像在和我赌气，又飞起了一脚，孩子被踢翻在地上。她哭起来，我的眼泪也刷刷刷往下流。我在生活中没见过这样对小孩子的大人。心里也无限委屈，刚刚教书还不到两个月，就遇上这种事。我把杨梅从地上扶起来，又下意识地，抢着一样把她拉进教室，随手关上了教室门，从里面把门插上。
“砰砰砰――”他在外面狠狠打门，我在教室里面流泪。孩子们也呆住了，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杨梅哭得一声比一声响。
“还不开门啊！什么意思！老子教育自己的孩子还不行啊！”一声比一声高。我不敢开门。“哗啦――”一声，靠近前门的一扇玻璃窗，被他打破了。好多孩子吓得趴在了座位上，有的已经哭出了声。
不一会儿听到门外一阵喧哗，汽车声，人声，吵吵嚷嚷，还有人群扭打的声音。有同事在门外敲门，说没事了，叫我开门。我打开门，原来有同事和学校领导看到杨梅的父亲来者不善，打了派出所电话。看到同事们关切的脸，我哭出了声。那个可怜的孩子杨梅，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哭得震天动地。
晚上七八点钟，学校领导带着我去派出所做笔录。和领导同行的，还有一个陌生人。路上天黑，看不清脸，他一个劲地给校长敬烟，说好话。校长哼哈几句，没怎么搭理他。到了派出所门口，他拉着我说：“妹子，我兄弟今天喝了点酒，你就饶了他，他是个直人，心肠不坏的！”原来这是杨梅的伯父。我突然记起白天在门口，的确闻到了一股酒味。
后来听说杨梅的父亲被派出所拘留了一天一夜。事隔几天，他把谷子送到了学校。这件事情就算平息了。
一个多月之后，我和一位同事去家访。从学生家里出来时已经是黄昏。经过一户人家，同事告诉我，那是杨梅的家。我看了看，三间瓦房，屋前有几棵橘树，一户普通人家。想到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一幕，我心有余悸，只想着早点回学校。
偏巧这时杨梅的父亲肩上扛着锄头走过来，躲也来不及了。同事和他打招呼：“老杨，还在忙啊！”他呵呵地笑着说：“哦，原来是老师啊！到屋里坐！”
我低着头，没有出声。他走近才看到我，放下锄头，抓了抓脑袋，有点忸怩：“原来杨梅的老师也在啊，快屋里坐屋里坐！”又伸长了脖子朝家里喊：“来客啦来客啦！”
他的热情反而让我不好意思，他执意要留我们吃晚饭。我一再推辞，他搬出了那天的事情：“那天是喝多了，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是对着你的！是不是还在恨我啊！”他这么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再者同事和他似乎很熟，也帮着他留我，我只好留下。
杨梅看到我来很高兴，领着我四处转，和我说话。这是一个不算富庶的家庭，三间普通的瓦房，旁边还有三间低矮的小“偏屋”，一间做厨房，一间做猪舍，里面有两头大肥猪。还有一间是鸡舍，堆着柴草和农具。家里摆设简单，但是收拾得比较干净。堂屋里堆着晒干的稻谷。他的妻子身材微胖，一看就是做农活的好手，不一会儿功夫就做好了一桌子饭菜。手艺也不错，还记得桌上有一碗青椒煎小鱼，特别香。
席间都是同事和他在聊天，我只能偶尔插一两句。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杨梅还有一个姐姐，在上初中。老杨夫妻俩生下大女儿后还想生一个儿子，顶着计划生育政策，生下杨梅。但是被罚了一大笔钱，两口子好几年才还清。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几亩田地，还有家里养的猪和鸡。偶尔农闲时节去镇上做一点零工，贴补家用。种田要给政府上交“提留”，千百年留下来的皇粮国税。他们俩边说边算了一笔账，我至今记忆犹新：家里四口人，种田地，要给政府上交接近两千元；每个孩子的学费，每学年将近一千，两个孩子就是两千（当时的学费比较高，名目也比较多，其中还有一项是代替政府收提留款项）；还有孩子的生活费，其他开支等等。而辛苦种下来的粮食，稻谷每百斤最多也就是五六十元钱，算上农药化肥等等成本，所剩无多。两口子一年忙到头，家里攒不上几个钱。要是碰上家里有谁生病 ，这一年肯定要欠债。有一年杨梅的姐姐不慎摔了一跤，腿骨折，住院手术花销两三千，结果第二年卖掉家里的猪后才还上。
“唉！这一年忙上头，都是白忙的！”说起大女儿住院那一段，老杨开始了埋怨。“这学校也是，教学生就教学生吧，还给政府收提留！”他一点也不隐瞒自己对学校和政府政策措施的不满。“还有勤工俭学，都是一些鬼话！这么小的孩子，说是捡稻谷，到哪里捡五六十斤稻谷去？这不是明摆着找老百姓要嘛！”听到这些话，我和同事都没有回答。我们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杨梅吃饭时靠在老杨的腿上。老杨一会儿摸摸她的脑袋，一会儿拍拍她的背，时不时地呵斥着催促她快点吃饭，一点也不像那天在学校时暴戾的样子。他妻子笑着说，老杨其实很疼两个孩子，就是脾气比较急躁一点，还一个劲地向我表示歉意。我问她怎么不像别人一样出去打工挣钱，她叹了一口气，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爷爷奶奶早已经过世，没人带孩子。
吃完饭告辞出来，已是月上中天。老杨的妻子带着孩子把我们送到门口，又吩咐老杨送我们回学校。他打着手电筒送我们，我们一再表示不必了，但他坚持说两个女同志走路不方便，一直把我们送到校门口。
我们在白杨树下挥手和老杨告别，向他表示感谢，他憨厚地笑着，转身走了。校门口的白杨树，高大的树干直插进朦胧的夜色中。越高越黯淡，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树叶轻微的哗哗声。
没过多久，我离开了那所学校。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再见过老杨一家。
狗
小时候的农村，床上要先铺一层厚实的稻草，再铺上棉絮，才能睡觉，家家户户如此。稻草柔软，给人温暖，但铺久了，就生一些小小的黑色虫子，跳来跳去。这是跳蚤，当然也会钻进人的衣服里面，痒得难受，抓来挠去的，叫人心烦意乱。这时候大人们总会说，这都是狗把跳蚤带进屋。有时候看到狗蹲在地上，伸出爪子在自己的皮毛里掸着，身上真的会蹦出一些黑色的跳蚤。所以我不喜欢狗，认为狗很脏。相比之下，猫要比它们干净多了，还会自己洗脸。
不喜欢狗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害怕。六七岁时，有一次走亲戚，一只凶猛的狗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蹿出来，一口咬在我的大腿上，鲜血直流。我疼得大哭，家里人不知所措。狗的主人满怀歉意，给我敷上药――一些切细的烟丝和着红糖。后来他们还买了糕点来我家看我。当时咬成了什么样我也不清楚，一直缠缠绵绵了差不多一个月才痊愈。那两个疤痕一直到多年以后才慢慢褪去。
那时候农村为了防盗，几乎家家养狗，所以小时候我出门，若是听到狗叫声，一定会下意识地躲在大人身后，心有余悸好多年。家里虽然养狗，但不是我的好玩伴。妹妹和我恰好相反，她不怕狗，喜欢狗，狗也喜欢她。家里还有她小时候和狗拍的一张黑白照片。一只大白狗，很温顺地挨着她的腿。
那只大白狗，每天去学校接我们。实际上它是接我妹妹，而不是来接我。学校离家不远，放学时它会准时出现在学校。妹妹上一年级，把军绿色挎包式书包，挂在狗的脖子上。它好像得到了什么赏赐一样，耷拉着耳朵，翘着尾巴，走在我们前面，和我们一起回家。我的书包一直都在我自己肩上，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它为我这样服务。偶尔它也会到我跟前来找我套近乎，可是我从没有对它有过好脸色。我对狗的成见太深了，还没有办法消除。因为我对狗的态度不好，我们姐妹俩还吵过架。
后来人们不知道怎么爱上了吃狗肉，于是狗也能为主人挣钱了。很多人卖了自家的狗还不算，还要打别人家狗的主意。拿绳子套，用夹野兔的夹子夹，把毒药包放在肉里面做饵。利益驱使，好多人家的狗都失踪了。而我家的大白狗还安然无恙，我们一家都很庆幸，这可能和它的警惕性高有关。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腊月的深夜，母亲听到大门被撞得咚咚响，披衣起来开门看，原来是大白狗。母亲大声惊叫，说狗被人下了药。妹妹衣服也没穿，从床上跳下来。父亲也起来了。转眼间听见妹妹尖锐的哭声，我也起来看看究竟。大白狗躺在大门口，嘴角流着白色的涎沫，发出难受的哼叫声，腹部剧烈地一起一伏。父亲找来家里所有能解毒的东西，掰开它的嘴，灌了进去。狗也很听话地任父亲摆弄，可能它明白，主人是为了挽救它的性命。妹妹坐在地上哭个不停，依然没有留住她的玩伴，大白狗还没有等到天明，一阵阵抽搐之后，身体渐渐僵硬。它那双黑色眼睛，一直都是温柔无助的，望着我们。是不是一直都认为我们可以救活它？我不知道。可是我记住了这双温和无助的眼神。
父亲把大白狗远远地埋在了山上。后来好几年我家也没有真正养好一条狗。一是偷猎狗的人越来越多，手段也越来越高明，狗们在和这些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早早认输。二是村子里狗少了，狗的来源成了问题。以前谁家母狗生了小狗，都通知需要狗的人家去抱养一只。三是大白狗这些年在我家表现太好，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只可惜我对它漠视太多，母亲和妹妹念叨它的好时，我都没什么印象。而我这种高高在上的漠视，实在不可原谅。
村子里狗越来越少，谁家少一两只鸡之类的事情也开始发生了。终于有一天，我家的鸡也被偷了不少。父亲下定决心要买一条好狗回家，在赶集时花了三十元钱，买回来一条黑狗。
这条黑狗通体乌黑，没有一根杂色毛。家里人给他起名叫小黑。它属于活泼型的狗，每天都能听到它响亮的汪汪声，看到它进进出出。只有暑热难耐，躺在树荫下伸出舌头喘气时，它才会安静一会儿。成年后个头偏大，几乎赶得上一只小牛犊。叫声越来越响，性子也越来越烈。家里无论是谁来了，都要经过它一番审查。有时候从门内一跃而出，一道高大的黑影，吓倒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不常来的客人，不知道我家有狗，没有提防。小黑听到脚步声，从里屋迅速冲出去，随着几声汪汪，两只前爪已经搭在了客人肩上，龇牙咧嘴，客人早已吓得摔倒在地。父亲把小黑赶开，扶起地上狼狈不堪的客人，它还在一旁不服气地低嚎。
父亲不得不给小黑配备了一套铁链，把它拴着。原以为它会驯服一些，谁知道它却越来越焦躁不安。见了不熟悉的人，不仅仅要高声吠叫，还经常趁人不备咬别人一口。村里每个人都知道我家有一只凶悍的狗，没人敢近身。家里的鸡鸭再也没有丢失，可是父亲还是不得不把小黑卖掉。它咬了好些人，除了给别人赔不是，还要给别人赔付医药费。卖掉小黑那天我不在家，回来后只听到母亲念叨，多好的狗啊，干吗要咬人？
算一算，小黑在我家，前后还不到一年半。不论小黑多凶猛，每次见到我都会摇着尾巴撒欢。我呵斥它，或者拿棍子责打，它从来没有记仇。这一点，人不一定做得到。只是它不能遵循人的生活规则，不得不做了人的盘中物。想来心中隐隐有些不舍。
小黑之后家里养的一只狗，来历颇有戏剧性。父亲说原本是一位熟人家的狗，在那家经常遭到主人毒打。听母亲说，有一次亲眼见到那家的儿子用椅子狠狠砸在狗背上，狗哀嚎着跑开。后来跟着主人来过我家几次，每次母亲都会给它一点吃的。渐渐地它居然会自己跑到我家来。有时候在我家吃饱了，母亲赶它回去，它才低着头慢慢走开。后来赶也赶不走了，家里正好没有养狗，母亲索性央求那家主人，把它留了下来。
第一次见到这只狗，长得真是不好看。一身黄毛，有些像被火烧过。瘦得可以看清一条条凸起的肋骨。生产过小狗，干瘪的乳房垂在腹部下面。低着头在厨房门口吃东西――那都是我们吃剩下的剩饭剩菜汤。母亲要我叫它“黄儿”。我远远地唤了一声，它抬起头看看我，又低下头继续吃东西。只是尾巴摇了几下，算是和我打了招呼。看样子是一只温顺的狗，没想到还有倔强的一面，敢于从受虐的环境中走出来。狗的忠心，也需要人的善待作条件。
母亲又从别人家抱来一只小公狗，黑色的，说是给黄儿作伴。小黑狗依然叫小黑，只是没有前一任小黑那么凶悍。两只狗，同进同出。我每次回家，它们都会跑过来，一左一右，扭着身子，摇着尾巴，向我示好。有时候用嘴碰碰我，有时干脆不客气地用两只前爪搭在我身上，弄得衣服上满是泥印子。我若是叫一声黄儿小黑，它们会更高兴，哼哼唧唧，像撒娇。小黑还会快速地跑到我前面，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打几个滚。
暑假里我喜欢搬一把躺椅，在家门前的树下看书。黄儿有时会乖巧地躺在椅子旁边，眯着眼假寐。若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或有人经过，它都会抬起头，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履行它的职责。若是熟人，就象征性地叫几声，再继续它的午休。要是生人经过，音调一定会高八度，从地上迅速跃起。
小黑没有这么听话，每天都要从家里消失一会儿。听母亲说是和村子里的狗们较量。取缔了一种叫做“毒鼠强”的药物后，村子里这几年狗越来越多了。母亲说小黑是打架能手，虽然有时候被咬得毛掉了，甚至流血了，依旧顽强得很，不把对手打得服输绝不罢休。所以黄儿和小黑一块儿出门，都是昂首阔步，神气得很。难怪邻家的狗有时候想来我家蹭点吃食，远远地在晒谷场边上便开始畏畏缩缩，不敢近前。就是在我家饭桌底下侥幸捡到一块肉骨头，小黑“哄――”的一声，它马上夹着尾巴落荒而去。
可惜小黑最后还是遭了毒手。听母亲说，小黑负伤回家时，背上被人打得发青，肿了起来，鼻子里一直淌着血。在家里躺了几天之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狗的世界里它横行无忌几年，最终死在了人的手下。
现在黄儿也不出门，每天静静地躺在门口。母亲说以前小黑厉害，两只狗同进退，也结下了很多仇家。现在没有了小黑的庇护，它也不敢出门了。原来狗的世界，也有江湖。
【作者简介】
刘柠柠，原名刘志华。现居湖南临澧。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