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信息的可获得性及流通状况主导着政治活动，并对社会治理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信息流通呈现出“传播失灵”的特征，“数字注水、欺上瞒下”以及“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等现象即传播失灵的突出体现。传播失灵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互嵌套，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蕴了传播失灵，传播失灵又强化并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日益复杂的社会而言，传播通畅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降低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的透明度，给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反馈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合作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传播失灵是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困境与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
传播失灵
经典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
治理困境
作者潘祥辉，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系副教授。(杭州
310018)
研究政治治理离不开对社会体系内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关注，因为信息问题是政治治理的重要条件。政治学家R，达尔认为：现代政治建制的历史发展可以理解为是由内嵌于政策要求的信息问题所驱动的。现代国家的主要动力就是发展和行使与权力相关的非对称分布的信息。国家不仅仅是服务和价值的分配者，它还是一套聚焦和管理并以公共政策来体现公众意愿的政治信息机器。在美国政治学者宾伯(Bimber B)看来，任何政体，都是一种基于“信息收集与信息处理”的组织结构体系。为了说明信息与政体间的紧密联系，宾伯提出了“信息政体”(information re―gimes)的概念。信息政体的特征是：1，一套政治信息的主要属性主导的性质；2，一套这些属性所产生的管理政治信息的机会和限制条件；3，适应于这些机会和限制条件的特有的政治组织和结构的出现。可见，如果从信息角度看，不同的政治体制必然有着不同的信息功能与信息装置。那么，社会主义体制尤其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其信息功能如何?其有着怎样的信息装置?这种信息装置与信息功能与其政治治理状况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从文献综述来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大多数有关社会主义体制困境的研究着重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或国际因素着手，如关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研究就形成了诸如“上层革命说”、“和平演变说”、“戈尔巴乔夫葬送说”等数十种解释框架。对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匈牙利学者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在《社会主义为何失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分析》一文中认为，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是若干外部和内部因素互动的结果。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世界市场的压力和军事挑战、异议知识分子、群众斗争是其外部影响因素，精英的分化则是影响中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内生因素。塞勒尼关于社会主义体制困境的研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他也忽视了一点：信息传播因素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这种忽视在有关中国改革或中国社会主义转型研究的大量文献也同样存在。正因此，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探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问题就极具价值和意义。
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
在科尔奈(Janos Kornai)看来，社会主义体制有三种不同原型：一是“革命过渡体制”，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那个过渡形态；二是“经典体制”(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指按照苏联原典模式建立起来的体制；三是“改革体制”(或改革社会主义)，指偏离经典体制的，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三种类型大体上对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以前，社会主义(socialism)只是一种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潮。直到1917年，苏联将其变成了一种国家建制，即“现实的社会主义”。苏联因此成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样板，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东欧的学习榜样。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庞大。根据科尔奈的统计，到1987年，世界上共有26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欧洲有9个：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亚洲6个：中国、朝鲜、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拉丁美洲1个：古巴。除上述16国之外，在国际上通常被列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有：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贝宁、刚果(布)、索马里、也门、莫桑比克、阿富汉、尼加拉瓜、津巴布韦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4.4％，国土面积占世界的30.7％，其相同点是，他们都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有的甚至复制了苏联模式。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所说：“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体制，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师，其独特之处可说举世难匹。它们是建立在绝对的一党统治之上，阶级严格，层次分明――经济事务由中央计划，统一支配号令；政治意识由马克思列宁思想主导，全民一体通行。”这种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可以看作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化身，它最主要的特征或总特征是高度集权和高度集中，“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教育和科学等所有的事业的所有的决策权统统集中于中央，执政党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统一和高度集中的管理。”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即整个社会的信息发现机制与信息传递机制功能失调，导致传播失灵现象十分严重。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紊乱、失真或扭曲，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社会福利受损的状况。从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及现实来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的确十分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沟通不畅，信息传播中的隐瞒和扭曲现象严重
政治沟通指“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信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政治沟通的主要方式有选举、会议、文件、汇报、学习、巡视、考察、信访等形式，形式虽然很多，但由于政治沟通的主要通道局限在政治科层体系内，政治沟通的效果并不理想。在社会主义的科层体系内，决策层通过各级各类会议形成政治决策，或完成动员，再通过公文系统层层传达决策，基层则通过学习领会上级的精神，通过汇报反馈执行情况。高层也会通过视察等方式收集下面的信息。通过这些政治沟通方式完成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但由于这些政治沟通渠道受到政治科层体系的约束(如会议和文件制度有严格的级别限制)，加上信息传递的层级过多，因而存在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在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的过程中，歪曲走样或封锁信息，隐瞒信息，扭曲信息，伪造信息等情况在政治沟通中十分常见。由于委托一代理链条过长，在下行传播中，即便政治领袖的理论阐述，有时经过层层传达也会失真。例如在中国经典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与党中央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最初的含义是要强调摆脱权威 思想的束缚，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经过媒介以及若干层次的组织传播过，却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正常的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甚至反对科学常识的闹剧。“上行传播”中的扭曲则更为严重，在科层等级制下上级甚至很难听到真话。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发表的一个讲话中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可见那个时候领导是很难听到真话的。政治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I)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写道：“在毛泽东时代，经验就告诉人们，他们磋商中即这个程序的‘民主’阶段所表达的观点会给他们招致批判，因而大家都不敢说真话，此后，中央领导人所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便急剧下降。例如，1961-1962年的大饥荒便因来自上级的荒谬的高配额粮食征购而极度恶化。这个配额是根据重大错误信息而制定的。”在苏联也是如此。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1991》写道：“苏联政权组织的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惟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作出决策。”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上下级之间不可能很好地分享信息。
(二)媒体报道充斥假大空，“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
如果说档案、会议主要是政府科层内部的沟通管道，那么大众媒体便是沟通官民，搭建科层内外互动的主要信息桥梁。然而，由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媒体从属于国家，受到党政机关的严格控制，媒体主要是作为一种喉舌和动员工具出现的，因而其信息收集和传播功能十分有限，无法发挥其在政治传播中的应有信息传播功能。不论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都无法从媒体上了解到多元的信息。如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以《真理报》为首的苏联众多报纸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他们热衷于报喜不报忧。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在50年代当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他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这就是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除了报喜不报忧，苏联媒体的“假大空”也十分泛滥。苏联媒体曾大肆宣传的斯达汉诺夫就是一个假典型。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里采煤130吨，超过普通定额13倍，苏联媒体鼓吹“超过了世界上至今知道的所有成绩和记录，把大洋彼岸的工人们的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然而，他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完全是由该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一手策划的。在中国的大跃进年代，媒体也同样充斥着“假大空”。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以《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庙小麦亩产2105斤》刊登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的丰产纪录。报纸上到处是“放卫星”的消息。北方小麦从亩产2000多斤升高到7000多斤，最高记录是青海赛什克农场的8500斤。南方稻作也从亩产800斤，升高到几千斤。广西环江以13万斤夺魁。报纸上甚至刊出了一个小女孩坐在密不透风的稻谷上的照片。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假的。在经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媒体上的信息扭曲十分厉害，假新闻，假经验，假数字，假典型层出不穷。在“事实服务于政治”的理论指导下，媒体报道甚至不惜违背常识。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一些媒体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惜生搬硬套。如1960年1月25日的《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的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1960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无法承担传递真实信息的功能，也无法建立自己的公信力。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等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传播失灵，这些国家的“传媒没有自己的声音，只为各自的政权的宣传机关服务。它们的目的是宣传、灌输和散播假消息。威权控制伴随着各种政治潮流而起伏，对于传媒的控制也就随波逐流。不过政府的铁拳从未放松过对传媒机器的控制，政府驯服传媒来控制人民。实施严密的新闻审查；不允许外界传媒，特别是西方的广播电视在国内出现。要求传媒严格遵守党的路线。”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东欧的政治转型，私有媒体和外国媒体出现，传播失灵的状况才有了一定的改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真实信息不足与信息超载严重是同时出现的。浮夸雷同的媒体报道，数量繁多的会议、汇报、总结与文件等使政治沟通缺乏效率，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在苏联计划体制下，1950年代国有企业必须向部委和中央计划办公室汇报一些规定项目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有时是lO天汇报一次，即使到了1980年代，苏联中央政府每年都必须处理成千上万个单位的经济和政治信息。这些信息中央政府根本处理不过来。米塞斯(Ludwig vonMises)这样描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信息的传递过程：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只有中央生产管理部门能够发号施令，其它人只能惟命是从。“除了生产沙皇外，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机构发布的各种命令和规章。公民们尽管可以提建议，但从提出这种建议到它能被最高权力接受，这中间所要经历的过程，至少不亚于从建议修订法律的一封寄给主编的信或一篇杂志文章，到这一建议被立法机关通过。”“文山会海”也造成了信息淤塞和效率低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手册》收录的1976年11月至1985年12月10年间的177项重要事件中，属于会议事件的就达41件，占23.6％，其中除中共中央、全国人大等决策性会议以外，仅属于实施决策或配合实施决策的会议就达16项之多。可见会议之多，处理信息之难。周恩来曾批评过那种“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它的表现是“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种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也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传播失灵的表现。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与传播失灵的内在关联
科尔奈(Janos Kornai)认为，“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是要考察其权力结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典型的科层组织。在匈牙利学者玛利亚，乔纳蒂(Maria Csanadi)看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从其组织结构看来，其实是一种“政党一国家”合一的体制。它由一套复杂的科层结构构成。玛利亚，乔纳蒂认为，社会主义的“政党一国家”体制可以描述为几个相互作用的要素的综合：(1)政党科层；(2)国家科层；(3)国有经济，以及结构内 可供攫取和分配的资源；(4)政党科层和国家科层之间的互联线(interlinking threads)；(5)可用于更深地融入该结构的结构性回馈(structuralfeedbacks)。政党科层和国家科层都由一个权力金字塔构成，从最高职位开始延伸至普通党员或国家单位中的个人。有学者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权力的结构描述为一种“轴心辐射模式”：权力中心辐射边缘，边缘依附中心。如下图所示：
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领导。在组织结构上，每一科层都具有清晰的基层和顶层。顶层对基层具有支配性，基层对他们的上级具有依附性。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信息的流动严格地依照这个科层等级进行。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组织表现出一定的制度效率，例如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往往较为畅通，政策传达可以一贯到底。但与此同时，严密的等级分明的科层体系也是造成“传播失灵”的内在原因：
首先，层级分明的科层体制造就了一大批“理性的官僚”或官僚集团，他们会从自己的部门或行业利益出发，欺上瞒下。官僚会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如在苏联，从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从基层到中央，在生产、服务、教育、卫生保健、文化、体育、艺术、文学、科学、管理等各个领域就开始形成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苏联社会各领域的不同层次上牢牢扎下根并在不断出现。这些利益集团打着为人民服务、社会服务的幌子，谋取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特权阶层。由于缺少制衡力量和独立的信息搜集机构，这个特权阶层可以通过垄断信息，操纵媒体和国家机器进行寻租，造成了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受损。政治学家James R，Townsend&BrantlyWomack说，在社会主义的科层体制下，“官僚自然会倾向于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权威主义的政权中，这些利益特别强大。”如在中国的大跃进年代，许多地方领导人明明知道“大跃进”和“浮夸风”脱离实际，农村根本没有那么多粮食要上交，但有些官员不但不制止反而迎合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导致灾难大面积的发生。为什么如此?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层体制下，“地方官员征收粮食是因为保住其职位靠的是取悦上司，而不是取悦其管辖的百姓，结果，中国农村陷入了大饥荒。”
第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科层层级过多和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导致了传播失灵必然出现。社会主义的科层体系可以看作是一个委托代理的链条。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由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并监督之，而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实，这就是“委托一代理问题”。在罗默(JohnE，Roem―er)看来，社会主义体制下遇到的委托一代理问题主要有三种类型：管理者与工厂或集体农庄的工人之间的委托一代理；政府计划者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委托一代理；以及公众与计划者之间的委托一代理。管理者必须努力让工人执行其生产计划，计划者则必须努力让管理者执行计划机关的计划，而在经典社会主义政体中，计划者被认为是在尽其所能为他们的集体委托人即公众效力的代理人。然而实际上，计划者(政府官员)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高尚的道德，大多数人不能一辈子以公共利益服务激励自己。事实上，即便计划者具备了利他主义的高尚道德，他们也无法掌握充分的信息进行计划和决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在任何等级制中，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都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代理人总会有意或无意地隐瞒某些信息，并且利用这种相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来谋求自身的利益。经典社会主义的科层体制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如价格机制或媒体机制)传递信息，使信息得以自由流通。因此，在这种体制下的委托一代理链条中，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很难克服。越是基层的代理方，越是掌握着更多的一手信息，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激励或惩罚机制，代理方很容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隐瞒信息，进而导致传播失灵的发生。James R.Townsend＆Brantly Womaek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权力分散在不同职能机构和地区造成的政令不畅；因行政机构多层级而产生的信息扭曲和不允许发展任何完全独立的信息来源导致准备信息的缺乏；因各级官员有违法和掩盖其罪行的机会和诱惑，因而造成准确信息松驰、腐败和个人专断”。可见，社会主义的科层制内在具有“传播失灵”的风险。
第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对媒体的行政垄断和严厉控制导致了媒体的传播失灵。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进行社会动员或社会控制的工具。媒体本身受到严格的管制，无法独立自主地报道社会新近变动的事实。例如，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媒体通常“以不公开为准则，公开为特例”，且遵循“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理念。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新华社中南总分社对此制定的报道原则是：(1)报道灾情不要盖过生产；(2)着重报道积极同灾害斗争，战胜灾害，夺取丰收；(3)报道范围暂时固定在几个可以确保的重点和某些受灾较轻、很快可以恢复生产的地区；(4)不作全面报道，不讲具体灾情。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笔带过。地震第三天即7月30日的头版头条是《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竟然与地震无关。灾难死亡数字24.2万人，也是迟滞3年以后才得以披露的。僵化的媒介体制使媒体无法如实批露信息。“由于大陆新闻机构的隶属关系以及其内部各级党组织的设立，使媒体本身的组织失去了新闻部门的特点而成为党的组织部门，并表现出明显的‘衙门’色彩。一个新闻媒体它所隶属的党或政府部门的等级，决定了新闻机构的等级，形成了大陆新闻体制中的‘官本位’的等级结构。苏联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其结果直接导致了“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苏联媒体数量可谓不少，198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苏联出版有8000种报纸，期发行量达500多亿份。有55种各民族文字的期刊5300多种，发行量达32亿册。广播电台170座，日播音量达1000多个小时，全苏统一的电视网包括117个电视中心；除中央电视台外，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地方电视台，播放14套各类节目，昼夜工作达178个小时以上。全苏有10多万名记者和600万业余通讯员。但这么庞大的 传媒业却出现传播失灵。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内容枯燥。“各种新闻媒介报道内容基本雷同，枯燥乏味，冗长，千篇一律，缺乏各自的特色。而且往往报喜不报忧。”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由于传播失灵的存在，大量的信息以“私有信息”或“谣言”的状态存在，无法转换成公共信息和真实资讯。这加剧了社会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降低了社会能见度，也给社会治理埋下了风险。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传播失灵的政治后果
从政治过程的角度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至少导致了两种政治后果：一是造成了政治决策过程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使决策失误的概率大大提高。二是造成了政策执行中的监督机制与反馈机制失灵，使得决策层无法获得关于政策执行效果的信息，也无法做出及时的调整与更正。
从决策的过程来看，政治决策主要包括如下步骤：第一，决策者根据自己的理性思考、感性直觉以及行为习惯等主体性活动搜寻与决策问题相关的信息；第二，根据对信息的搜集、理解和分析，设计备选方案；第三，根据主体的价值判断、偏好或者情景条件的约束，做出选择；第四，根据选择采取行动。从这个过程中可见，对信息的占有与分析是决策的关键环节。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由于层科严密，决策信息要流经多个层级才能到达决策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层级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或判断过滤掉一些信息。B?GuyPeters在《官僚政治》中写道：“任何官僚体制都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全职文官通过控制信息、政策提案和有关可行性的知识的能力，即便他不是决策部门，也绝对有能力影响政治，可以通过控制上面的政治首脑来做出决定。”这体现出的是官僚的理性。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下，官员们更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考虑取悦领导人和自己的升迁而不顾实际情况。1950年代毛泽东大跃进的思想与行动也和其受到属下官员的进谏与蒙蔽有关。如1958年3月20日，冶金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报告说，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他的这一报告让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在1958年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在苏联也一样，决策层一方面要广泛地、大量地使用并依赖“数据”(statis-tic)，另一方面这些数据很少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形。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结合不仅导致了数据的过量生产，还将很多政府官员乃至普通民众都卷入了“数据造假”的行列，给中央政府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在信息失真的情形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共就总是对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不断实施激进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他如同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皇帝，完全沉醉在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想象中了。“他认为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弊病的社会，完全看不到苏联社会当时存在的危机和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生态问题、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等问题完全让位于对发达社会主义的颂扬。”在这种从上至下的传播失灵的社会环境中，苏联社会的治理不可能不陷入困境。
政治学者朱光磊指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单信道信息传输体制”，这种单信道信息传输体制最终必然导致“信息偏离的倾向性积累”。“在这一传输体制下，由于正负反馈的调节机制不健全，使得信息系统的‘主观滤波’和‘本底噪音’所造成的信息失真，都会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上级偏爱’偏离，从而必然导致与决策中既有偏差相一致，甚至放大错误。”在这种体制下，领导偏爱的信息会源源不断地到来，而那些与领导意愿相悖的信息却消失于无形。失去了真实的信息基础，政治决策要么无法做出，要么脱离实际。
传播失灵也使政策执行中的监督与反馈功能失效。政策制定之后需要执行，而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监控。但由于缺少体制外的监督组织和信息机构，大众传媒也无法传递真实的社情民意，政策制定者只能依靠体制内的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自身(汇报或报告)来获取作为评价政策绩效基础的各种信息，而这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又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获得的这种信息常常离真实情况有一定距离，这使得决策过程中做出的错误决策无法及时调整和更正。结果“造成了一个被迫在缺乏可靠信息的状况下运行的体制。这种体制非常适合于命令下达，却对信息上传这种良性流动的必要性缺乏敏感。中央多次想推动一件事，却缺乏所需的数据来进行精心协调的分析和决策。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在信息传递与占有上上下不通，加上媒体监督乏力，直接导致中央无法对地方的政策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管，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出现。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认为，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而言，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对封闭的。“在限制广泛输入且没有为最高层的政策制定者提供选举联系的结构背景下，对于要影响政策结果的官员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让政策走形。”
此外，传播失灵还在社会治理层面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体制内的公文制度、会议制度、统计制度，尤其是大众传媒，本来都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信息装置，但由于被整合进一个严密的官僚体制内，这些社会装置的过滤功能非常强大，提供真实信息的功能却几乎丧失殆尽，这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决策失误与错误无法及时更正)，而且使社会治理也陷入了困境之中。如大众媒体的传播失灵掩盖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发生或者其社会影响，虽然这样做“营造”出一种稳定的社会局面，但却使得社会无法有效地应对灾害，并从中积累经验。本来媒体“是社会公众在灾难来临时满足其信息需求与渴望的重要工具，也是公众在灾难事件中极度依赖的互通有无的管道，更是灾后拯救、重建、反思、恢复社会正常运作的主要信息论坛”，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媒体的这种功能几乎无从发挥。以致于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媒体上也看不到半个字，社会资源也因此无法调动起来进行灾难应对。比尔?科瓦齐(Bill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写道：“历史通过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只能获得为某个利益服务的信息，他们只能按这些信息行动，那将会发生什么。无论这些信息是独裁国家的宣传，还是骄奢淫逸的有闲阶级用面包和马戏团来统治国家的命令，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对于大众传媒的传播失灵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刘少奇也曾有过论述。1961年，刘少奇对随同他到湖南作调查的胡绩伟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 工作造成很大的恶果。”他又说：“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刘少奇这里批评的就是大众传媒的传播失灵及其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经常性的传播失灵还影响了公众对媒体及政府的信任，损害了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以致人们“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连媒体内部的人自己都不信报纸上的东西。“文革”开始不久，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老干部就曾气愤地说：“我现在谁也不信了。”另一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老干部也说：“现在的报纸要正面文章反面看，反面文章正面读。”这种公信力危机还导致了社会性的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的盛行。在东欧、前苏联及文革时期的中国，麻木不仁、阿谀奉承、敷衍塞责、口是心非一度成为经典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的一种政治态度和生存策略，这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是十分负面的。前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尔巴托夫就认为，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苏联社会道德层面上的损失十分巨大，它“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使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可见，长期的传播失灵也会腐蚀社会道德。
总之，对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日益复杂的社会而言，传播通畅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证。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之所以陷入困境或者崩溃，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传播系统是失灵的，这种传播失灵降低了政策的能见度和社会的透明度，给政治决策、政策执行与反馈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合作等都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中国古语有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在一个庞大的现代社会，如何将“宇下”和“草野”的信息传达给执政者，使其科学决策，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如果由于系统性的传播失灵，执政者无法知道“屋漏”与否，无法知道政之得失，那么只能闭目塞听，盲目决策，社会治理也必然陷入困境。
注释：
１.Robeft A，Dahl，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YaleUnlversity Press，1991，P338，
２.[美]布鲁斯，宾伯著，刘钢译：《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
３.郭欣根：《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主要观点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４.[匈]伊万，塞勒尼著，吕鹏等译：《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Imagination of Neo―classical SOCIOlogy)，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336页。
５、６.[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8年版，第19、7、3l页。
7.[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1914―1991)》，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3页。
8.刘俊奇：《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广东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93～195页。
9.潘祥辉：《论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兼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0.谢岳：《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1.许静：《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22页。
12.周恩来：《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 984年版，第349～352页。
13.[美]李侃如著，胡国成，赵梅译：《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119页。
14.[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东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6页。
15.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16.安立志：《组装典型斯达汉诺夫》，《同舟共济》2D08年第8期，第55～56页。
17.[美]阿诺德，s，戴比尔，约翰，c，梅里尔编，郭之恩译：《全球新闻事业：重大议题与传媒体制》，华夏出版社20lO年版，第201～234页。
18.Lane，D，，＆ROSS，C，，“Limirati。ons of party control：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in the USSR”，Commumstnist Post～Communist Studies，1994，27(1)，19-38，
19.[奥]米塞斯著，冯克利、姚中秋译：《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20.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231页。
21.周恩来：《反对官僚主叉》，《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
22.[匈]玛利亚?乔纳蒂著，李陈华、许敏兰译：《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一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23.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24.黄力?：《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25.[美]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4年版，第180、190、198页。
26.赖茂生、王芳：《信息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27.[美]约翰?罗默著，余文烈译，《社会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集团2。09年版，第38页。
28.Stiglitz，J，，Principal。pal and agent，In E，John，M，Murray&N，Peter(Eds，)，The newbalerave,A din-tionary of economics(pp，1035～1040)，London，UK：MacmilIan，1987，
29.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30.雷颐：《伟大的转变》，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5月24日。
31.何川：《中共新闻制度剖析》，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00负。
32.宋立芳、高文生：《苏联新闻媒介的演变简介》，见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新华出版社1 993年版，第36～37页。
33.张亚伟：《一般决策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拓展的新空间》，《河南社会科学》20l1年第2期，第155～158页。
34.[美]B?盖伊?彼得斯著，聂露、李姿姿译：《官僚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35.沈志华：《盲动岁月――“大跃进"50年回首》，http：／／WWW，alsixilang，com／data／3888l_html，2011年7月4日。
36.Stephen Gillesple，“Are Economic Statistics Ovet-prodLiced?”，Public Choice，1990，67(3)(December)227―242，
37.[俄]阿尔巴托夫著，徐葵、张达楠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341页。
3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杨红伟等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8页。
39.臧国仁、钟蔚文：《灾难事件与媒体报道：相关研究简述》，栽《新闻学研究》2000年1月，总第62期，第143～151页。
40.[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著，刘海龙、连晓东译：《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n年版，第227页。
41.转自余焕春：《风云录――中国新闻内幕》，香港民报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37页。
42.冯东书：《新闻永远是一面镜子》，《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 陈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