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民主制度建立在消费者主权之上，它是消费者主权在政治领域的延伸。消费者主权民主有其固有局限：一、消费者理性有限，经常做出不利于自身的短视选择，二、消费者主权民主难逃“有钱人民主”的指责。正因为消费者主权民主的这种缺陷，有人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而欲将其改造成生产者主权民主，但这种改造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消费者主权民主虽有其局限，但与生产者主权相比，它最能保护少数人的权益，最符合民主一词的本义。
关键词：民主；消费者主权；生产者主权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9704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TJZX10052）；天津师范大学引进人才项目（5RW090）
作者简介：谢江平（1976），江西吉安人，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市场与民主的共生
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的共生关系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民主制度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条件的。弗里德曼就认为，“政治自由显然是随着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到来的”。他认为，政治自由与市场经济是共生的，不仅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了这点，古希腊罗马的政治自由也说明了政治自由与当时发达的市场交换是有关系的，“希腊黄金时代和罗马时代的早期政治自由也是如此。”[1](P1)市场经济与政治自由的共生关系显然不能理解为两者的简单对应关系，二战时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在经济上仍然是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但政治自由却深受限制。弗里德曼认为，市场不是自由的充分条件，人们不能指望买卖自由能自动转变成政治自由，但市场却是自由的必要条件。
市场之所以能孕育自由，因为市场的存在本身就保障了人们的某种平等和自由。弗里德曼对此曾详加描述。“买面包的人谁也不知道做面包的面粉是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共和党员种植的，或是由一个立宪主义者还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种植的。或者就此而言，是由一个黑人还是白人种植的。这说明了一个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市场如何把经济活动与政治观点分开，从而，保护人们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免于受到由于和他们的生产力无关的理由而受到歧视――不管这些理由和他们的观点还是肤色有联系。”[2](P22)在消费者市场，消费者关注的只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在意它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至于商品背后的其他关系，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在意。同样，在就业市场，雇主只在乎雇工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而不会在意他的种族和肤色，如果他不想因为歧视而使自己利润受损的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指出，歧视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当歧视付诸实施的时候，为了行使这种特权，该人要么是为此直接付费，要么是放弃一部分收入，当把问题简化为以这种方式看待时，我们才触及到了偏见与歧视的精髓。”[2](P14)事实上，没有哪个雇主愿意和利润过不去，贝克尔指出，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企业家的种族歧视是最少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与市场关系最密切，相反，越是远离市场的阶层，如政客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种族歧视越厉害，尽管这些人不断声称他们是种族歧视的反对者。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也注意到了市场的此一特性，在论及商品的交换价值时，马克思称，“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3](P104)可以说，在市场能够带来平等和自由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弗里德曼并无二致。在《共产党宣言》中，在回应共产主义消灭自由的指责时，马克思就曾直言不讳的说过，“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要消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就得消除它的存在基础――自由市场，他认为，只要“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会消失”[4](P47)，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其他空话也会销声匿迹。
二、民主的实质：消费者主权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是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的组合，意为人民的统治。近代以来，民主一词被用得极端混乱，含义也极其复杂，但民主的基本含义始终未变，即民主是指最高权力应当由人民之多数或他们的代表来掌握的政治统治方式，它是与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对立的政体形式。米塞斯也认为，民主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保证人民投票选举统治者和管理者，使人民的意志在政治事务中得到实现”[5](P399)，其他有关民主的争议只不过是民主制度的技术设计之争。通过选举的方式来贯彻人民的意志与通过市场交易贯彻消费者的意志是一致的。“我们称资本主义社会为消费者民主，其含义是，属于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处置生产资料的权力，只能通过消费者每天在市场上的投票获得。”[5](导言P20)政治市场也是如此，政府官员的权力也同样来自选民的投票支持。正是基于这种一致性，米塞斯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其实就是消费者民主。
米塞斯认为，市场是经济民主的完美体现，在市场中，每一分钱都是一票投票权，“购买者通过购买那些价格和质量最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商品，决定着每家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他们让小企业做大，让身无分文的人致富。”[6](P267)当然，也让那些悖逆消费者意志的人的倒闭破产，市场的选举过程与选民票选选举人没有丝毫差别，在市场中，这种货币投票活动每天都在重复进行，当然，政治票选没有货币投票那么频繁，但它们一样都在进行着“优胜劣汰”的选择。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市场的民主性质。弗兰克?奈特就认为，“民治的代议制政府实际上就是试图运用市场模式来安排宪政事务”[6](P224)，不过他也认为，政治的票选远不及市场的货币投票那样成功。
市场之所以能够完美的体现经济民主，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消费者主权。所谓消费者主权指的是消费者在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生产者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偏好、喜恶、愿望才能在市场中成功生存下来。“买者拥有最高的权力。卖主只能通过以最好的方式满足买者的需求才能获得成功。”[6](P189)消费者主权，在市场上表现为消费者至上，在政治上则表现为选民至上，政府和各位候选人必须讨好选民才能在选举中获胜。其实，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存在经济市场，也存在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中，政府和各位政治候选人是政治市场的生产者，不过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社会秩序和其他公共产品，选民则是政治市场的消费者，他们的喜怒哀乐、立场关切决定着生产者的未来和命运。“由选举出来的官员所执掌之宪政政府――即代议制政府――乃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给予其公民以管理公共事务的尽可能多的权利，类似于他们作为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所享有之至高无上的地位。”[6](P288)“在市场中，消费者至上，这一事实在政治领域的结果则是代议制政府。担任公职的人依赖选民，正如企业家和投资者依赖消费者一样。”[6](P197)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不过“是市场经济的经济民主制度在政治上的逻辑结果”[6](P188)。
米塞斯认为，近代的政治民主其实是经济民主的一个反映。“代议制政府和公民自由是自由市场在整体上或政治上的必然结论。”[6](P290)
三、对消费者主权民主的质疑
消费者主权在政治领域的推广造就了现代民主制度，只是消费者主权在政治市场的实施远不及经济市场有效。“市场的经济民主是迄今为止是优于代议制政府的政治民主的。常识告诉我们，买者在其面临的多种选择之间进行选择，要比在国家与高级政治事务中作出多种选择容易得多。”[6](P189)弗兰克?奈特甚至认为，民治的代议制政府“试图运用市场模式来安排宪政事务，不过这种设计从来没有成功过。”[6](P225)因此，消费者主权在政治领域的推广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
（一）短视的消费者
在市场中，消费者至上的确能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但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尽管，在经济学中有所谓的“理性人”假设，但消费者并不总是理性的。事实上，消费者经常上当受骗，在信息不对称时尤其如此。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消费者权益受侵事件就表明了这点。在简单的商品购买中，消费者尚不能明辨是非，更别提更为复杂的政治市场了。当然，消费者不可能总是上当受骗，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你决不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是，消费者上当于一时是难免的，尤其是面对复杂的政治问题的时候。米塞斯认为，消费者对不同品牌的啤酒和巧克力的选择可能能愉快的胜任工作，但是“如果选民面对的是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金本位和通货膨胀之间选择，他们对这种选择的含义没有能力看得很透。”[5](导言P20)消费者经常鼠目寸光、以害为利、误入迷途而不自知。
很多政治家都认为，选民其实和幼稚园的儿童没有差别，最容易被狡猾的商贩和政客欺骗。凯恩斯就曾说过，政治家就像幼稚园的老师，幼稚园教师不能直接拒绝儿童的无理要求，因为这样他们会大哭大闹，教师只有听从儿童的要求，让他们在行动中遭受挫折，然后对他们善加引导，只有这样，儿童才会放弃自己的无理要求。政治家更不能直接拒绝选民愚蠢要求，因为这会使选民轰他们下台。“近代政治家的执政手法就是随声附和，民众要求什么他们也主张什么，所实行的政策也是同民众所讲的那些要求一致。他们相信，依据愚蠢言论而实施的愚蠢行为不久就会自行暴露，到那时，他们就有机会丢掉这些愚蠢的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较明智的政策，这就是蒙特梭利的儿童教育法――儿童就是民众。”[7](P36)在现代民主社会，凯恩斯的幼稚选民论所言不谬。
（二）有钱人的民主
消费者民主一方面造就了短视愚昧的选民，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现代民主成为有钱人的民主。米塞斯对此有深刻认识：“体现为代议制政府的政治民主是市场经济民主的必然结果。有些人……把议会统治、人民进行治理和权利法案授予的所有自由，描述成‘私人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与政府的上层建筑。’有些人一如既往地抨击和贬低民主制是‘富人的民主’，议会统治是资产阶级的骗局。”[6](P268)的确，建立在市场至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遭到的最多的非议就是它只是有钱人的游戏。
消费者在市场中选购商品，一方面要看商品自身的优劣，好的商品的确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此外，商品的广告效应也很重要，在竞争激烈的商品市场中尤为如此。广告对商品的服务完全遵循资本逻辑的精神，很多弱小的企业根本无力承受高额的广告费用，“只有那些付得起高额广告费用的企业，只有那些控制着广告网络的企业，或者说，只有那些已经确立了这样的地位，或由银行和工业资本决定扶持的企业，才可以作为卖方进入”[8](P147)市场。在政治市场中同样也是如此。事实上，政治选举所耗费的巨量金钱绝不是升斗小民所能承受得起，只有那些商贾巨富或身后有财团支持的人才能玩得起这样的游戏。《2005美国人权报告》指出，美国的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金钱在选举，就连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也尖锐地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将选举公职变成了购买廉价物品”。的确，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无从回避金钱游戏的指责。
四、从消费者主权到生产者主权
既然建立在消费者主权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只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制度”，因此，有必要将这种虚伪的民主制度彻底改造，用“真正的”民主制度来取代它。取代消费者民主的新型民主制度是所谓的生产者民主，即这种民主建立在生产者主权之上。
要消除建立在消费者主权之上的“虚假”民主制度，釜底抽薪的做法就是彻底消灭市场、消灭交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宣称，“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4](P47)，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由于“市场制度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而所谓的交换，“实质是所有权的交换”。[9](序言P3)因此，只要消灭了资产阶级的私有产权，就能消除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制度。马克思甚至还设想过消灭社会分工，只要社会分工消灭了，自然也就没有商品交换了。
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产权之后，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社会所有），由国家负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经济资源由国家所有和（或）控制以及集中计划，有关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决策，由中央管理当局作出并通过有约束力的指令传达给生产者。”[10](P31)由于商品经济已经废除，在新的社会制度里，甚至可以不需要货币。没有商品，没有货币，自然也就没有消费者的货币投票权了。米塞斯认为，这个新制度的特征在于，“它用‘计划’取代消费者至上的市场制度”[6](P238)。在马克思看来，计划是优于市场的，在经济上，中央计划取代消费者的个别决策可以避免消费者的盲目和短视，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避免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上消灭市场后，就可以消除有钱人的虚假民主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马克思的民主设想是巴黎公社式的，他认为，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自由制度，“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11](P154)巴黎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11](P196)，在马克思看来，以前普选权只是“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们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统治阶级；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他们的行政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11](P196)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民主举措赞赏有加，但是，巴黎公社的民主制度并未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现实化。相反，为了避免出现消费者主权民主所出现的愚昧与短视，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采取了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制下，在讨论进行之时，党员可以自由地就所讨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一旦就某个问题做出了决定就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决议。”[9](P130)与注重消费者的个人偏好和意愿的市场民主相比，民主集中制强调了集中的作用，个人的偏好和意愿在选择中的作用减弱了。
生产资料集中化，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政府的作用膨胀了。“在中央集权化决策的情况下，其他决策协调办法如依赖市场的决策协调是不必要的。而由此导致的政府极端膨胀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0](P31)政府极端膨胀的结果则是人们选择的自由被弱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向来就是免受政府的干预，它是对政府的一种约束。”[5](P156)民主和自由本来就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所梦想的“守夜人国家”本意就是为了制衡肆意妄为的专制政府的。而一个极端膨胀、包办一切买卖的政府自然也意味着消费者选择自由的彻底消失。米塞斯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对精神自由的压制，“是任何一个书报检察官、国王和教皇都不曾拥有的。”[6](P230)在米塞斯看来，所谓真正的民主的尝试反而导致了不民主和不自由，正因为如此，米塞斯才激愤的断言，“历史上所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都带有极为醒目的专制主义特点”[5](P50)。当然，对于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米塞斯的言论过于武断偏激。
五、对消费者主权民主的反思
虽然，建立在消费者主权基础上的民主有很大缺陷，但是，转向生产者主权并没有使民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与生产者主权民主相比，消费者主权民主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
（一）消费者主权民主更能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民主的本意本是对政府的一种约束，但在政府掌握了所有的生产资源的情况下，个人也就失去了与政府对抗的凭借和依靠，只能屈从于政府的意志。事实上，一个人只有在经济上充分独立，他才能够特立独行、挑战政府的蛮横与不公，但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垄断剥夺了人们的这种权利。马克思的命运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这位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自由地生活、创作、倡导革命，正如英国工党能够轻松地投入到后维多利亚时代之英格兰的政治活动中去。在苏联，即使最轻微的反对也不能容忍。这就是自由与奴役的区别所在。”[6](P314)只有在自由经济的条件下，那些作为异端的少数才能够存活下来，他们的权利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而一旦消灭了市场，这少部分人的权利也就没有了。“在市场上，不仅仅大多数人的需求与愿望得到照顾，那些少数派的需求也能得到照顾，只要他们的数量不是微不足道。书商出版大众爱看的书，但也出版不同领域内的小群专家爱读的书。服装上不仅为普通身材的人提供衣衫，也为那些身材异常的人供应。”[6](P189)在政治市场也是如此，少数派的利益同样也能得到支持。只要有恩格斯的资金资助，马克思就能发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呼声，但是一旦剥夺了私人产权，消灭了自由市场，那就再也找不到马克思这样伟大的异见分子了。
（二）消费者主权民主可以确保政权的和平更替、避免残酷的阶级斗争。在很多人看来，民主只是挑选领导人的工具，此外别无它用。这种对民主的简单看法显然忽视了民主的社会功能。民主的真正功能还在于它是避免内战，缔造和平的工具。“民主制度通过保证人民投票选举统治者和管理者，使人民的意志在政治事务中得到实现，这样，就消除了那些由于统治者意志和民意的冲突而可能给祥和的社会发展带来的危险。是统治权得以和平轮换的制度运作避免了内战。”[5](P413)如果缺乏建立在消费者主权之上的票选制度，统治者和人民的冲突将不得不以暴力和仇恨的方式来解决。与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相比，民主是一种和平解决矛盾的方式。米塞斯认为，“对革命、对不惜一切代价的暴力垫付的崇拜，与民主是同水火。”[5](P40)当然，和平与暴力，民主与革命的是非不是一时能够说清楚的，不管如何，民主是一种代价较小的社会进步方式。
我们必须承认消费者主权民主有着明显的局限，这种局限也是市场的局限。正如索罗斯所言，“市场是非道德范畴的”，市场本身不能提供公正，“它们允许人们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并强制实施规定这些利益如何表现的规则，但对这些利益本身不进行道德判断，这正是他们高效率的原因。”[12](P15)要追求高效，就要容忍市场带来的某种不公，同样，要拥抱自由，也要容忍消费者主权民主所固有的某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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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责任编辑：彭介忠)On Modern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Sovereignty
XIE Jiang-ping
（College of Marxism,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s:The modern democracy,based on consumers’ sovereignty,is a political stretch of the consumers’ sovereignty in market.Consumer democracy has its limitations:first,consumers often make some short-sighted choices due to their limited rationality.Second,consumers’ sovereignty democracy can hardly avoid the accusation from “the democracy of the rich”.Consumers’ democracy is regarded as a false democracy of bourgeois,but the process changed into producers’ sovereignty is not successful.Though with its limitations,consumer’s democracy coincides with the basic meaning of democracy most.
Key words: democracy；consumer sovereignty；producer sovereig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