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儒梁漱溟曾把人生要处理的问题或关系归结为三个种类或三个层级：人与物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生老病死)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大体占据了一个人三十出头、四十上下、五十左右年岁的生命活动最大主题。其实，如果以生命个体的人生体验为考察对象的话，无论在而立、不惑还是知天命的年龄段，上述三种关系都可归结为个体外在生命活动与内在精神诉求的关系；此种内外或和谐或冲突的关系或隐或现、似断还续、绵延不绝，简言之，是名副其实的“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近年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语境下的“中年诗歌写作”文本中得到了较集中的呈现。
这个论点的提出和联想是笔者在阅读到第广龙的组诗《春天的铁皮》时的真切感受。为了避免浮光掠影、以偏概全，我下载了近三年第广龙公开发表的诗文计59篇(组)。并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纵观诗人近年的作品，从诗歌文本间现身的第广龙并不是抢眼的。却无疑是优秀的诗人。他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倾诉的需要。诗歌写作已成为他思考人生和与世界对话的生活方式。他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英雄，他的诗笔无意成为长矛以直指社会万象的风车。但他的诗歌常见内省、反思，也偶有鲜明疼痛的自我剖析。如“对这里的清静，对这里的山高水长/我是否真的热爱，真的丢不下/这里的简单的生活，这里的秋天的高远”(《如果》)面对以动车的速度也无法跨越的城乡间的鸿沟，诗人自我叩问。边缘与中心、乡村与城市的对峙，这是几代人的心结。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兄弟而言，哪怕在城市的生活多么艰辛甚至屈辱，也愿意回到霓虹灯下沐浴“现代化”的光辉与光荣，这么沉重的话题，诗人也无力回避，时代的光柱，在这里自然地折射了进来。
同时，故乡已迷失在网络，迷失在他乡；乡愁富翁余光中也不再拥有“乡愁”，第广龙也不例外：“我的胃，钟摆一样/够不上童年/够不上故乡”(《一碗饭》)在《一个睡觉磨牙的人》里，诗人自我招供：“我是一个懦弱的人，白天掩饰自己/却把怨气和痛苦积攒下来/并通过磨牙来释放”――在非常态的人生舞台，只能通过非常态的方式来表演，来抒怀。
举凡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生活与艺术、欲望与道德、堕落与拯救、激情与理智、怀旧与展望……这些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意象都有所涉猎，并深入思考。尤其在目前这样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型，旧的伦理道德业已退场，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冲动面临外界与自身的诸多压力，“中年”(不仅指年龄，也指写作心境和文体发展阶段)诗歌写作成为这个哀乐参半的时段心绪表达的井喷通道。“坦然面对”与“淡淡的无奈”似乎可作为解读“中年”诗歌写作的两个关键词。
没有青年的愤激，未达老年的恬淡，中年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显得特别多元、敏感而丰盈。作为人类心灵密语的诗歌，不能不对此有所反映有所呈现。第广龙的近年诗作是一块琥珀式的标本，时代溶解于诗人心灵的秘密景观从中清晰可见。
考察中外诗人。也许再也没有比诗人的墓志铭更能表明其与世界、与自我关系的脚注了：有“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济慈)的淡泊宁静、旷达无为；有“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A-/策马向前”(叶芝)的革命浪漫、理想激情：还有“曾与这世界发生过/情人般的争吵”(弗罗斯特)的改良主义、妥协恋世姿态。在和平的年代，在日渐平和的人之中年，弗氏的“半个革命”的态度和主张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第广龙当可归入这种“需要革命”但“只进行到一半就适可而止”的改良主义诗人。
作为颇有些年头的鲁迅的读者和隔代“粉丝”，第广龙对短兵相接的书写策略并不陌生，由于个性和时代背景的迥异，他的作战方略是且战且走，且走且战，走走停停，不时以挑衅的妥协与世界和解。最多也是和身边的世界发生“情人般的争吵”，这“床头吵床尾和”的内核是对生活和世界的欲罢不能、欲休还说的爱。
“……也许/我磨牙，就是自己和自己较量/白天，我是我，晚上，我是另一个我/两个我，是一个我/又是异体的组合。矛盾的我/只有到了晚上，才自己和自己打架”(《一个睡觉磨牙的人》)
身处现代生活的流水线上，铺天盖地的物质、影像扑面而来，不论你是否乐意接受，复杂的生活吞噬着你的空间和自由：真正属于个人的空间和“财产”越来越少，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简单生活变得遥远，物质的囚徒无力自拔。
“睡眠比死亡还要庄重/希望每天都死一次，却常常停留在/人间的边缘，却要在天亮以后/把散落的骨头重新粘合//可以关掉台灯、落地灯/如果有开关，愿意把自己关掉/愿意在晚上，作一个假人”(《一个整夜失眠的人》)
但调整生活的姿态，放眼未来，心系高远天下，一切重荷都可安放：
“你有你的富贵，我有我的安定”(《又一个你》)
“河流放慢了自己/才能流出更远，才有更多的雨水/加入进来，两岸/出现了多么丰饶的生长”(《河湾》)
一位纯粹的诗人并不意味着要远离生活，但是他也不能或者无法完全融人大众生活的狂欢之中，否则他将以激情的稀释和诗思的流失为代价，他总是站在五步之外打量生活、观察社会，理解、体味人生。当路上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这是个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热点的时候，诗人在社会伦理和诗歌美学伦理的冲突中找到了平衡点，这就是《带电的人》：“有一些人，身上的电量足/抱起一块石头，石头开始发光/捏住钢铁的器皿，勺子会弯曲、发红/如果谁在路上突然心肌梗死/被这样的人遇上，只要他愿意出手/就可以把停下来的心脏，再次激活”。诗人通过一系列的并列隐喻化抽象为具象、无形为有形：这是物理学范畴的物质，更是人性激活之电、伦理回归之电，通过互为表里的双线叙事，让人世充满爱意和温暖，标举“抬头三尺有神明”的自律理念，间接地颂扬与吁请道德的重建与自觉。(“头顶上似乎有一根天线”“星星整夜都那么亮，就有他们的功劳”)
文学的本质是虚构和审美，诗歌更是想象的艺术、修辞的艺术。第广龙的诗歌书写对此了然于胸，只是他诗中的修辞手法往往如盐花入水，只觉其味，不见其形；诗人真正领悟了“修辞一道以炼意为上”的要旨。第广龙常用的修辞有博喻、并列隐喻、延喻和象征等等。所谓博喻，即连续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喻体从各个角度说明本体的多个侧面，也称复喻。第广龙的诗作《春天的铁皮》即使用了抖擞着铁锈的“陈旧的铁皮”，裂开了口子的“新鲜的铁皮”，“响应着风的存在”的“内心的铁皮”等涵义层面不同的博喻等多种隐喻。
有人曾用野草、蚂蚁，甚至用苍蝇来比喻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第广龙的“春天的铁皮”意象显得独而不群，朴实新颖而意蕴丰厚。无论是在工地草丛，在乡村的路边，还是在返城的污迹斑斑的工具车，废品回收站的敞篷车上，或者有幸搭载光鲜的城际车进城，急切的铁皮沿着脚手架的生长方向，目标 只有一个――上升上升上升。上升之后的归宿无需考虑，也由不得它们，直至成为隔热层的辅材，或者以自由落体的形式重返地面；铁皮自身是无需隔热的，它将由楼下，路上，在乡村即将起程的新铁皮来补充、替换。在时代风潮面前，在万物生长的春天，一块铁皮的声音、身影被轻易地淹没。
这个意象也容易让人想起美国戏剧家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热铁皮象征着境况恶劣的栖身之地，也象征着女主人公麦琪的不安处境和焦虑心情。因此，诗人不必发言，铁皮就是他的代言人。
第广龙诗中的并列隐喻，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隐喻共同组成的隐喻，主要体现在主喻体的多重性上。如前文引述的《带电的人》也巧妙地从“电”的多重喻义出发，达到表里互喻、前后勾连，逐层对照的表达效果。
所谓延喻，是一种层层迭进的比喻，喻体第一次出现后或作为新的本体，继之以一个或多个喻体相喻，或进一步设喻，揭示喻体的多方面特征。比如他的《用掏耳朵来比喻爱情》：“掏耳朵是一次勘探/感觉舒服，也存在危险/边界却模糊不明，这如同爱情/再放纵的情感，也有禁区，越过去了/就能造成伤害，可以转动火柴棍的地带/需要掌握分寸，更得小心试探/快感最强烈的部位/离疼痛也最近。”
本体“爱情”被比喻为掏耳朵，之后就由喻体“掏耳朵”作为新的本体展开延伸的比喻：用掏耳朵这样一种“俗化”的行为来喻说圣洁的爱情生活，相伴的另一种突降的修辞也带来了幽默和对现实版“爱情”众生相的反讽、警示效果。
在一些表现已成为人们熟知的题材的诗歌里(这是最容易落入窠臼的)，诗人对象征手法的娴熟运用，而使现实的吁求与诗意的表达完美结合：比如大爱无声、无私奉献的主题，他明智地抛开“人梯”、“绿叶”、“母爱”等了无新意的死喻，却对柿子与“柿子树上的托盘”此长彼消、此熟彼落的关系展开“叙事”，在不落痕迹的巧妙对比中，引人颔首，余味深长。(《柿子树》)
波德莱尔曾说，诗歌的目的，就是“要在丑中挖掘出美”。第广龙的一组自我打量、接纳与“欣赏”的“身体”书写诗歌，正是通过审丑的形式来达到坦然、淡然甚或恬然的心境之美：“是长出来的，到了这个年纪/能长出来些什么，也不错……//在太阳下，可以吸收/更多的热量”(《老年斑》)；“我的眼睛，装进去了那么多光/也该混浊了……/我减少和影子的对视/而我内心的光，增强了//……往后，我看见的，会更多”(《我得了老花眼》)；“就像用铅笔画上去的/就像在画大地上的山水/那水的波纹/”(《抬头纹》)在拉皮，去脂，隆鼻，丰胸……美容整容产业化，大众对“消费美丽”趋之若鹜，对自家肉身大动干戈的年头，诗人以顺天安命的姿态回归自身，对消费时代的畸形美学亮出大写的“NO”。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诗歌记录了第广龙与世界、与人生、与自我对话的心路历程，他获得了身心表达的自由和灵魂得以提升的机会，获得了自我“战争”的主动权，并额外获得许多荣誉，他是幸福的：作为生活阅历和艺术体验根基深厚的“潜力股”作家，读者有期待向诗人提出苛求：诗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并非所有题材都适合诗歌书写，比如《风吹石油的日子》(三首)就嫌诗意不足；不如让散文回归散文，比如《石油兄弟》、《吃馍》等散文充满行业粗犷的美感和生活朴实的谐趣以及岁月的悠长厚重，读之让人酣畅淋漓又掩卷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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