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溪旗语文学,为作者抒发感情而存在,也为读者享受生活而存在。 弄堂,上海方言,就是旧式居民区里的小巷,北京人叫胡同。 当我还是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时,那一条深深的,看似怎么也走不到底的弄堂,是我童年生活的全部,也是弄堂里每一户人家的世界,是记忆里最深处的家。
闭上眼睛,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舅舅的那辆破旧的助动车,也就是那辆不时吐出黑烟的老爷车,担负起了我上下学的接送任务。放学后,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坐在舅舅拖沓而又开不快的小毛驴上,使劲地呼吸着挨家挨户传来的晚饭的香味,甚至可以通过鼻子知道这家做了什么菜,那家的菜是不是快糊了,等等。终于小毛驴停在了自家的门口,其实我知道舅舅的肚子早开始打鼓了。
晚饭时间,街坊邻居是不会来串门的,这是一种礼貌,否则街坊们一定会客气地留下你一起吃晚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情况,大家通常都是饭饱后,去别家串门的。桌子收拾干净,摆上一碟花生米,几碟喝酒的小菜,或沏上一壶茶,或喝几杯小酒,说着家长里短的事。夏天的夜晚,大家喜欢在弄堂里乘凉,一张竹椅,一把蒲扇,在月光下,生活是那样惬意自在。
当然,小弄堂,并不总是那么宁静,每年都会有一次“发大水“的时候,只要接连下几天的雨,阴沟里的水就会漫出来,由于没有排水系统,小弄堂里的水几乎漫过了膝盖。每家每户的底楼就会被水淹了,于是,大人们就会在门槛上拦起一快高高的木板,然后抓起各种各样的工具,木桶,簸箕,脸盆等等,往外头舀水,东家帮,西家忙,干得如火如荼,浩浩荡荡。而小孩们则是被“软禁”在了楼上,不准下来。当然,孩子们不“起劲”是不可能的,这可是免费的“水上乐园”。当大人们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可不闲着,联合起别家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分队,在腿上套上了一层又一层塑料袋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我们的水上冒险之旅。发大水的那几天,幸灾乐祸地说的确是特别快乐的事情了。
弄堂里,房子紧挨着房子,且大多是居民们自己搭建的小阁楼,现在看来是要被贴上“违章建筑”这个标签的了。调皮的孩子可以从自家的阳台爬到别家的阳台上玩耍,到了晚饭时间,再顺藤摸瓜地爬回去。街坊邻居们的感情,就像这房子一般也是紧紧地挨着的。记得以前谁家有过生日的,一定会给每家每户都送去一碗长寿面,我看见奶奶将送来的面条盛在自家的碗里后,又赶紧把碗送回去还给那家人,在谁家的碗不够用的时候,还会请要好的几户人家一起帮忙。远亲不如近邻,小时候,住在隔壁的金家跟我们家就很熟,大家总在生活上有个照应。做菜的时候少了根葱少了瓣蒜,都往邻居家跑,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小时候,邻居家买了好几只大闸蟹,却发现家里的醋都用完了,我看见金爷爷就提着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跟爷爷要了一碗醋,爷爷眯着眼睛说:“太客气啦!”
地方小,所以老人们可以称得上是弄堂里最早的“社区工作者”了,午休时间,她们会三三两两地坐在弄堂口的杂货铺前,一边织着毛衣,一边闲话芝麻绿豆的事,上海话叫作“锯珊瑚”,而老爷爷们则是摆上一局象棋,随时准备“杀一盘”,或者是“昂利昂利”的,哼哼小段子。小地方,藏不住秘密,久而久之,对每家每户几乎都熟根知底的。每当放学回家的或下班回家的,经过弄堂口,他们都会热情地问上几句,好似自家的小孩一般。
每一条弄堂里的街坊邻居们都亲如兄弟姐妹一般,爷爷那一辈是苦着一起长大的,父亲那一辈是哭着一起长大的。(爸爸回忆说,那时候弄堂里的孩子都特别调皮,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准时开始教训,上海话叫做“吃生活”也就是挨揍的意思)而到了我们这一辈的时候,这份街坊情义逃不过被打破的命运。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一直以来居住的那条弄堂,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样,走不到尽头。当我鼓起勇气,一直向里跑,探出脑袋使劲向外张望,我发现弄堂的另一端,一排排高楼大厦正在俯瞰着小小的弄堂,在巨人的眼中,好似泥鳅一般的小弄堂。
搬走前的一个月,大家还在红红火火的办联合大签名活动,从弄堂口,挨家挨户地签名上书给政府,发表对强制拆迁的不满,大家个个可谓是正义凛然,见了面,不再是那句“吃过饭了吗?”而变成了“你打算搬吗?”而另一方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不搬啦。”殊不知大家都在暗地里准备着搬家的事情,拆迁、搬家是必然要发生的了,这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大家心里放不下这一片生长的土地,不然怎么会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那句话呢?夜深人静时,坐在自家的门前,望着墙上悠闲的壁虎,心里的不舍也顿时油然而生。嘀咕着,这小汽车都开不进弄堂,曾几何时,是那样的宽阔,以至于将我们的心都撑的满满的。
看着邻居家的小孩往外运送自己一筐又一筐的玩具,他兴高采烈的背影,久久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城市里的灰色地带,会渐渐消失,有留恋却也有不少期待。几个月后,街坊们陆陆续续地搬进了新家,敞亮整洁的房间是那样的舒适,已不是从前的那个狭窄的小阁楼,或者是刮风下雨时就会瑟瑟发抖的钉子与木板,但记忆中那个最深刻的家,却时常在人们香甜的梦中出现。
(指导教师:刘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