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党思想是韦伯政治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韦伯认为政党具有自由招募党员的特征，分析政党的社会基础，对于政党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韦伯肯定了政党在现代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分析了政党组织官僚化的现象，政党组织官僚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趋势，大众民主对于政党的活动带来重大影响，大众民主导致政党官僚化的产生与发展，政党也推动了大众民主的发展，政党的发展与大众民主的发展是一种双向发展的格局。韦伯的政党研究视野宏大，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等特征。韦伯政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政党建设的启示在于，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推动中国国家形态民主的发展。
关键词：韦伯政党思想；民主；官僚制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1-0103-06
关于韦伯政党思想，国内学界一般在韦伯社会分层研究中加以论述，较少进行专门分析。如李金认为韦伯将阶级、地位群体、政党作为政治共同体内三种性质不同的权力分配的产物，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政党与其他类型的组织可归入同一种类型。仇立平认为韦伯将政党看作一种分配体系之中的权力运载工具。杨建华认为韦伯从法律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三个层面人手进行社会分层，法律秩序就是权力分层，在权力分层中韦伯重点分析了政党。这些分析仅仅注意到了政党在韦伯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对于政党在现代国家中的作用鲜有论述。国内学术界对于韦伯政党思想的分析以苏国勋的研究较为深入，他分析了官僚制的弊病需要政治家进行补救、官僚与政治家社会角色不同，在此分析了政党在帮助政治家取得权力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所关注问题的限制，他对韦伯政党思想没有进行更充分地挖掘，对于政党组织官僚化、政党的社会基础等问题并未进行深入分析。
国外学者对于韦伯思想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对于韦伯的政党思想进行了相对深人地分析，如弗兰克?帕金从权力分配的角度对韦伯的政党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较多分析了社会主义政党与资本主义政党的同质性，他认为韦伯笔下的政党在权力分配中的地位极低，但他对于韦伯笔下政党在社会结构中的自主性重视不够。戴维?比瑟姆认为韦伯认识到现代政治大众民主发展的趋势，大众民主的发展导致政党头目取代了地方绅士，导致政党核心人物政治领袖地位的上升。他的分析从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去探讨韦伯笔下政党的作用，很有启发意义。但是他对于韦伯政党思想的多个侧面如政党的社会基础等问题并没有充分深入地分析，对于韦伯政党思想的内在矛盾也加以忽略。本文以韦伯的主要著作为资料来源，结合前人对韦伯政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尝试对韦伯的政党思想从多个侧面进行初步地梳理，以丰富对韦伯思想的研究。本文试图从韦伯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去分析韦伯的政党思想，把握政党的社会学本质，从权力网络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政党的社会基础。本文认为韦伯笔下的政党由于代议制的发展具有了合理性，政党的发展与大众民主的发展是一种双向发展的格局。
一、韦伯政党的含义与社会基础
(一)韦伯政党的含义
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很多学者认为政党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才产生的一种政治现象。东西方古代政治中，如中国明末的东林党、西方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教皇党、皇帝党，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些政治组织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对于政党的含义一般从围绕争夺国家政权、竞选而进行组织的角度去界定。韦伯对于政党的界定与此有所不同。政党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从韦伯系统完整的社会理论体系中去理解韦伯笔下的政党。 “党派应该叫做建立在(形式上)自由招募党员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办法，在一个团体内部给它们的领导人以及积极的参加者谋求(实现事务的目标，或达到个人受惠，或两种兼而有之的思想的或物质的)机会”。社会化是韦伯社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这一定义表明政党反映了人类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有其独有的功能。迈克尔?曼认为韦伯的政党指的就是为了获取权力而组织起来的任何一种集体性团体。迈克尔?曼认识到了韦伯笔下的政党与西方现代为竞选而组织起来的政党的不同，但是他的解读并不完全准确，政党在韦伯笔下有其本质的规定。韦伯认为政党具有自由招募党员的特征，具有入党自愿、退党自由的唯意志的基础，这些都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一旦政党变为一种封闭的、由团体制度纳入行政管理班子的社会化时，政党已经丧失了其本质属性，只能称之为政治团体中的一个分团体。这意味着政党应该对外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它与行政组织等政治团体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政党的功能不应该被行政组织所取代，政党在社会结构中有其自己独有的地位与功能。这样韦伯就将政党的本质与政党的目的做了一定程度的分离，没有仅仅从政治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本身对政党的本质进行分析，不同于伯克笔下建立在集体认同的原则之上，为了国家利益等而联合起来的政党的含义。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经验主义色彩的学者，韦伯笔下的政党既包括传统政治中的党派，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韦伯是从政党本质上进行归类的，当然他并不认为传统政治中的党派与现代政党是完全一样的，两者在社会学结构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二)韦伯政党的社会基础
萨托利评价韦伯而非米歇尔斯是政党社会学的真正奠基人，认为韦伯注意到了政治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政党的社会基础，见解丰富而深刻，在这方面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更敏锐。韦伯将政党、阶级、等级作为社会内部分配权力的不同载体进行分析。韦伯认为阶级的故土在经济制度里，等级的故土在社会制度里，即在荣誉分配的领域里，而政党的故土原则上在权力的领域里。在现代社会分层的研究中，社会分层采取的标准是财富、权力、声望的三分法，这种划分受到韦伯这种社会结构划分方法的影响，是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一种修正，这里的权力指的是狭义的政治权力。韦伯对于权力的广义的定义是， “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韦伯对于权力的分析既从行动者的角度去分析，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可以认为权力是韦伯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理想类型，涵盖着各种类型的权力，权力本身具有一定的自足性。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权力可能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也可能建立在等级荣誉基础之上。权力包括经济权力、社会权力、政治权力，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三种权力各有一定的自足性，不是简单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三种权力互相作用的形态可以称之为一种权力网络。而政党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下才会产生、进行活动的。共同体结构的不同的一种表现就是三种权力作用形式与力量大小的不同、权力网络的不同。共同体、权力网络是政党活动的环境，共同体的结构、权力网络影响政党的行为、组织形态、结构、功能与目的。
韦伯认为政党“可能代表由‘阶级状况’所制约的利益，或者由‘等级状况’所制约的利益，并且相应地招募它们的追随者。然而，它们既不必是纯粹的‘阶级’政党，也不必是纯‘等级’的政 党，往往只有部分如此，或者常常根本就不是这样”。韦伯笔下的政党并非简单是马克思作为阶级代言人的政党形象。这种分析和韦伯社会结构划分中对阶级的含义、功能的分析是一致的。韦伯固然重视政党的社会基础，认识到阶级、等级对于政党的作用与影响，也没有忽视政党在社会结构中的自主性，政党权力的这种自主性是韦伯认为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的理论逻辑的表现，政党并非简单就是阶级、等级的传声筒，政党除了在社会结构上具有自主性之外，还由于行动者的活动而具有自主性，为职业政治家的政治作用留下了有限的活动空间。
二、韦伯政党与现代国家
(一)韦伯政党存在的合理性
政党的正名问题是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常常表现在分裂为若干团体的斗争，为一部分人谋取利益，甚至成为极少数人牟取私利的工具，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常常对政党抱有一种不信任、否定的态度，有的精英主义者也认为政党内部运作不民主，政党的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韦伯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政党存在的作用、存在的必然性。韦伯对于政党的作用做出了高度的肯定。政党存在的合理性的争论是与代议制的代表性相联系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代表权的争论。韦伯将政党与代议民主制联系起来，韦伯认为“不可能铲除政党的斗争，如果不应该从根本上失掉一种积极的人民代表机构的话”。韦伯对于这种民主形态的肯定，使他和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等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
在代议机构的代表性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论，代议机构代表性的高低是关系民主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程度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人们也设计出各种制度以增强代议机构的代表性。诸如关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纷争，一直是近代代议制产生以来民主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问题，背后的价值分歧是如何评价哪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更有代表性，如何平衡各阶级利益与国家长远利益的关系。韦伯认为经典的直接民主不具有实践性。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国家疆域的广大，使得直接民主制无法实行。而政党内部无法避免寡头统治铁律的现实使人们怀疑政党存在的正当性问题，从而怀疑代议制的正当性，为了提高代议制的代表性，似乎应该改变代议制的形式与基础，人们提出一种职业代表制的组织原则作为代议制的基础。韦伯对此作出了批驳，认为社会快速地变迁使根据职业特征提高议会代表性的办法不现实，而职业代表制作为议会的基础也无法避免政党的存在，因为社会中众多职业团体的存在仍然会带来政党生存的空间，在谋取统治权力的过程中，政党的代表将取代在业务上的授权的代表卷入政治权力和党派斗争中，议会成为纯粹按照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利益交换的场所，无法顾及国家政治的方向，无法对官僚体制发挥制衡的作用。代议制较之其它政权组织形式具有更大代表性，代议制民主无法避免政党的存在，也需要政党发挥代表国民意愿的作用，虽然政党的这种代表性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政党较之于其它政治组织形式而言，具有更大的代表陛，在现代政治中具有合理性，韦伯对于现代政治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一面在此体现出来。
(二)韦伯政党的类型学
理想类型是韦伯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也是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贡献。在现代国家中，韦伯将政党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即官职庇护型政党和世界观政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党一般同时具有两种类型政党的一些特征。两种理想类型的政党也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反映。韦伯虽然对两种类型政党的缺点进行了分析，但是他还是认为它们都有存在的合理性，是现代政治的产物。韦伯通过建立政党的理想类型，以对现实政治中各个国家政党的历史发展经验进行比较。两种理想类型政党的目标的冲突是现代政治生活充满复杂性的原因之一，也是韦伯对于现代政治有一种悲观主义情绪的原因之一。
(三)大众民主、官僚制与韦伯政党
由于选举权的扩大，在韦伯生活的时代，民主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民主形态已经有所不同，虽然当时西方各国的政治发展并不同步，但是大众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韦伯敏锐地发现到这一变化，并为之做出了一定的辩护，韦伯还认识到现代政治具有两个特征即大众性、官僚制，这种民主形态下政党的作用、组织形式、行为、目标产生了变化。官僚制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理性化的产物，使得组织的目标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政党也无法逃脱这一趋势。韦伯认为政党采用官僚化组织形式程度的高低表现了理性化程度的高低，也是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政党组织的官僚化是现代理性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党追求统治权力是其生存的基础，韦伯认为由于竞选技术的发展促使政党组织形式越来越官僚化，使得政党成为在现代国家地域广阔的现实条件下实现民主的必然选择，政党追逐统治权力形式发生变化，使得政党跨地区的组织联合成为必要，政党在全国性的政治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改变了地方政治中政治精英的政治录用方式，政党权力呈现一种扩张的局面。政党权力扩张、政党组织的官僚化的根源在于大众民主的产生与发展。赫尔德认为，韦伯已经注意到选举权、政党政治的发展已经破坏了关于议会的古典自由主义形象，议会已经不再是可以自主地根据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做出决策的场所。随着选举权范围的扩大，大众选举权改变了政治生活的动力、政党成为政治事务的中心。赫尔德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表明了韦伯认识的深邃之处。政党对议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体现了大众民主下大众意志的重要性。韦伯还认识到，政党官僚化、政党机器的发展也推动了大众民主的发展，使大众民主中包含的带有直接民主色彩的一面更加突出，使大众的意志较之于旧有的代议制时期对政党活动、政党领袖的观念有了更大地影响。二者不简单是赫尔德笔下大众民主单向度地推动政党的发展，而是一种双向发展的格局。在对待这种关系的态度上，韦伯表现出了一种肯定与否定相交织的矛盾的心态。同时，政党权力与行政组织的权力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的格局，日渐具备官僚化组织形式特征的行政组织成为政党权力的有力竞争者。
政党组织官僚化具体还表现为政党的常规事务如一般官僚制一样掌握在政党官员手中、资本主义企业家式的竞选代理人的产生、政党组织规模的膨胀、地方性政党组织成为一种常规化的工作机构、接受薪金的专职政党工作人员人数的增加、政党工作人员工作原则的非人格化、政党纪律的强化、筹措政党经费成为政党活动的重要目标、政党领袖与党员关系的变化、没有政治原则只为了捞取最多选票而活动的政党首领的产生等等。政党组织官僚化在各个国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各个国家政党组织官僚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这种趋势在各个国家成为一种必然的规律。政党组织官僚化是现代政党组织的典型形式，在韦伯对于各国政党发展的分析中，也暗含着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同时，政党内部权力越来越集中化，不仅仅是米歇尔斯笔下的少数人掌握政党权力的寡头制形式，政党权力很有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产生政党领袖独裁制。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产物。由此，在韦伯对现代政治的分析中，展现出一种大众民主与政党领袖独裁制同时存在的政治形态。韦伯认为，现 代政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拥有‘机器’的领袖民主，要么没有领袖的民主”。
大众民主的发展使政党需要职业政治家来进行领导，大众民主的发展需要政党发挥作为一种政治领袖选拔机制的功能。韦伯对于现实中政治领袖的素质并不满意，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政党选拔政治领袖功能的历史意义。从不同共同体下不同选拔领袖的机制比较来看，在大众民主下，通过政党进行政治领袖的选拔，扩大了政治领袖候选人的范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韦伯对此是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当然，韦伯提出了自己理想的政治领袖的标准，现实中政党是否能够选拔出这样的领袖，韦伯又持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韦伯还比较了各个国家群众、政党领袖与议会的关系，如同近现代一些思想家对群众心理的深刻分析一样，韦伯认为群众是无理性的、极度情绪化的，大众民主有可能带来蛊惑家成为政党领袖攫取权力，需要议会制度加以制约，同时议会制度影响着政党领袖与群众间的关系，使政党领袖在群众代言人与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保证国家的秩序， “缺少理性组织起来的各种政党的地方，无组织的群众最为强大”，街头民主会导致理想的议会制度下那种议会与政党责任明确的政党政治无法有效运转，破坏国家的秩序，这种思维方式无疑受到古希腊思想家对于民主制的批评的影响，韦伯在剖析现代民主的特点的基础上，丰富了对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认识，深刻分析了在新的民主形态下群众与政党领袖的关系，昭示了现代社会大众民主条件下群众专制的可能。
三、韦伯政党思想研究的特点
(一)先验主义与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
赵鼎新认为韦伯学术分析的特点是，对于人和结构都建立了一种经验主义的假设，人既有理性也受到感情支配，是经验意义上真实的人，社会结构也是经验性的，举凡对社会行动有影响的结构因素在他的理论中都会涉及到。韦伯对于政党的分析既有先验的色彩，将政党作为分析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范畴，在其建立的社会理论范畴体系中分析政党，将政党作为韦伯社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与韦伯其他社会理论范畴相联系、相互影响。也从历史经验、国家比较的视角历时与共时地去分析政党现象，如韦伯对于政党党员、政党工作人员、政党首领的分析都是从各国政党发展的实际经验中予以总结分析的，对于英美两国的政党领袖产生途径、产生方式的比较等等。韦伯的政党思想给人一种深刻而又繁杂的感觉，给后人的阐释解读留下了空间。
(二)从结构与行动者的主观意图两个层面分析政党
特纳认为韦伯从两个层面去分析社会，即行动者的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两者之间相互影响。旧韦伯对于政党的分析中，韦伯注意从行动者的意图去分析政党，如分析了现代政治中政党首领的多种心理特征，律师对于现代政党活动的影响是从律师职业特点、个人意图进行分析的，从个人获取报酬的角度去分析政党首领与政党官员的关系等等。政党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结构因素，受到了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对于影响政党活动的结构因素韦伯做出了大量分析，如共同体对政党结构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对政党组织形式与政党活动原则的影响，大众民主对政党的影响，议会权力大小对政党组织形式的影响，甚至一些非常细微的方面如工会、商会等社会中间组织对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影响，政党政治中工会等社会中间组织在大众民主与政治秩序之间的作用，韦伯也进行了分析。
(三)宏大的学术视野
韦伯学术视野宏大，韦伯对政党进行的考察，既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考察，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分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韦伯考察了政党与官僚制、政党与代议制、政党与民主、政党与共同体的关系，分析了政党与阶级等级的关系、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党财政对政党活动的影响、新闻舆论影响的扩大带来的新闻]：作者对于政党内部权力分配的影响等等，分析了西方许多国家政党演变的历史，比较了各国政党发展的共同趋势与各自独特的特点，对于各国政党的历史经验与典型特点做出了总结与分析，甚至对于成立不久的前苏联的政党发展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四、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韦伯政党思想的多个侧面，对于韦伯笔下政党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政党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既受阶级、等级关系的影响，又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现代国家民主形态的发展离不开政党的作用，政党组织的官僚化是一种历史的趋势。政党是代议制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党与大众民主呈现一种双向发展的格局。本文只是对于韦伯政党思想的初步梳理，诸如大众民主与政党的关系、政党与代议制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地研究。
韦伯的政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政党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当代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需要国家形态民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民主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制度保障”。国家形态民主的发展与执政党的民主建设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要代表、表达国内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也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在各阶级阶层的矛盾中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国家形态民主的发展离不开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要求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尊重党员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党内民主的发展中，不能忽视执政党组织纪律的建设。党内民主并不意味着党员可以无视组织纪律，党内民主并不意味着忽视党的组织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推动中国国家形态民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