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穿越时空”不仅是指通常意义的历时性的时空跨度，更重要的是指利用现实历史材料建立起来并与现实或历史不同的非现实世界。毕竟“传记文学是介乎文、史之间的一个独特艺术类型，它结合了史学和文学特性而独立存在。”深悟此道的大林，尊重历史而不囿于历史，穿越千年的文化巡礼，融入自己的理想与审美评价，其间有着鲜活生命的涌动，甚至有合理的想象和虚构。那抹不去的一种思念、惦记，在淡泊中有种丝丝入扣的旨趣；那萦绕梦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于恬淡自然中写出明亮的乡土意境，折射出瑰丽的光晕，抒发了作者对于往昔岁月余风流韵的渴求，抒发了作者对风雨荷城的深沉爱恋。我深深地沉醉于这种古典的氛围和浓郁的文化情境，体味历史的厚重和沧桑感。
《风雨荷城》凡五章，依旧制按历史沿革、地理志、人物志、风物志逐次写来。大多数的城市传记是纵式的结构，按时间先后罗列史料，即编年体、流水账式的传记。或多为山水风物的机械复制，照相式地再现，或冷峻的叙述中缺乏情怀和寄托，与历史本体没有审美距离，缺乏文化底蕴，如同导游图，只有旅游价值。而《风雨荷城》则不同，以人文情怀作为全书的主线和切入角度，通过对“怀橘示孝”、“勤于政事，奉公洁廉”的郡守陆绩由衷赞美，通过对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状元梁嵩的讴歌，通过对横戈原不为封侯的大明柱石袁崇焕的感佩，彰显出崇尚先贤、敬佩人杰的精神取向，构筑了一个坚实庞大千秋怅望矢志守望的精神家园，与时下物欲横流、士人文化品格萎缩变形，甚至为了金钱私欲而出卖灵魂的人文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中，将历史人物的显达与衰落，将乡土风情和人文地理寄寓政治风云和时代变迁之中，使人们从中了然贵港这座古城的历史沿革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中倾听两千年郁江迥长回声和现代性的诉求。
一座城市如同一个人，有其独特的生命形态、生命轨迹和灵魂。王安忆的《长恨歌》追述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人生沉浮，写出上海的弄堂文化，那上海滩的十里洋场，演绎了20世纪现代中国的一曲曲商场征战的壮歌悲歌，显示了这座城市与世界接轨，得风气之先的开放性、前瞻性品格。而老舍《茶馆》中的大碗茶、送亡灵上路唱挽歌、撒纸钱等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胡同文化，以及刘心武《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等“楼文化”折射出的京都气象，那恢弘壮阔的气度，为皇城北京所独有。那么作为南蛮之地南国边城的贵港的魅力何在?
我以为作者的匠心和慧眼，就体现在布山文物、罗泊湾文物、浔郁平原、南山寺和西山这几个文化符号上。在作者看来，布山、罗泊湾的考古证明，今天的贵港有过与秦越文化、洱海文化比肩的悠久灿烂的文化。“这种文化作为百越文化的组成部分，既与中原文化、楚文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又与邻近的石寨山文化，句町文化一样，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为祖国南国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由此而推导出贵港曾经是广西最古老的城市，曾经的八桂行政中心，这一定位，材料翔实，结论可靠，使荷城的形象如雕塑般跃然纸上。
贵港地处广西最大的平原――浔郁平原，郁江“是一条连接大西南和珠三角的黄金水道”，自古以来，“既是人流物流周转集散的通衢，也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争夺的要地”。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贵港人开放兼容、博采众长的地域文化品格。本来“桂林”、“贵州”原指称贵港，但随着时代变迁，贵港人无私地把这些美称送给别人，真正体现莲荷高洁无私的情怀。故贵港称荷城，真是名副其实。
至于千年古刹南山寺和佛教圣地西山，不知哺育了多少善男信女，不知为多少身陷苦难的灵魂超度，从而以一种超然无为、淡泊沉静的文化意味，直逼庄禅情境，植入贵港人的肌理，使他们无论面对怎样的苦难和变故，都是那样从容淡定，宠辱不惊。
历史学与传记文学有着明确区分，分属于不同的学科。我们发现，历史学家撰写的城市传记，所着眼的是对某一特定时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艺术、宗教观念、习惯风俗、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而真正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需有史家的眼光和作家的才华，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作家比一般的作家要求更高，毕竟他们的创作受制于基本史实，以历史真实性原则置于最为首要的地位，并将其视为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可以说，是戴着镣铐跳舞。实际上与其他作家相比较，传记作家在个人学识、人格修养、历史责任感、综合能力等方面要求更高。
大体而言，传记主要区分为两种，一是叙事性传记，二是评传式传记。前者自然也可增添阐释性因素，但只是较为表面、粗浅的解释，缺乏深度和学理性。后者可视为学术研究的一种形式。“‘评传’常用来作进行学术研究与评价的手段。”“这些现代评传就其大部分来说，便是将学术评价与生平叙述结合起来的完整的人生研究。”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巨子里，梁启超、胡适、郁达夫、陈源、朱东润等都对传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朱东润，毕其终生专事这方面的研究，他不仅在理论上给传记文学作出较为科学的界定，指出现代传记文学的三个艺术特点：一是介于史学和文学之间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样式；二是传记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刻画并再现人物的变动不居且又前后一贯的性格；三是传记写作应具备鲜明的历史责任感，既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也需兼顾国家的利益。而且朱先生身体力行，以大量的创作实践践行其理论主张，高标独立，为后人示范，他的《张居正大传》便是明证，这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是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兼具的一部学术著作。
我以为潘大林的《风雨荷城》属于“评传”式的城市传记。在这部篇幅短小，仅有六万多字的小书里，简约凝炼的文字，异常老到的笔法，极显功力，充分体现其德、学、胆、识以及过人才气，从而使《风雨荷城》具有鲜明的学术陛特点，为后人对荷城作深入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成果。
给荷城定位为广西最古老的城市，作者通过对布山文物、罗泊湾文物的考证，辅之以著名史学家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为证，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富有学理性。
对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恰如其分，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韦昌辉就是太平天国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他还指出：“客观而论，太平天国起义尽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是一座非建不可的大厦，但它却从设计蓝图、地基打造到建筑施工整个过程都充满着错误和过失。它的总设计师尽管从西方宗教那里借来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却又一开始就定下了从天王到圣兵的众多森严等级；尽管它想打碎原有的清王朝封建体制，但它试图建立的也依然是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尽管它的出发点是想让所有的劳动大众都能分享到天国胜利的成果，但事实上高高在上的统治中枢过的也还是荒淫无耻的生活，而普通劳动大众却无法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尽管义军北上的锋芒一度直指清王朝的心脏，但它却没有更广阔更坚实的后方向前线提供切实有力的支持……”如此全面深刻地总结太平天国之所以失 败的原因，令人叹服、自愧不如。如果没有精研，很难言中要害、一语中的。
此外，对袁崇焕、石达开的评价剖析，能把笔深深探入人物文化心态，富有激情和哲理，令人深长思之。尤其对石达开壮志未酬、英雄末路的深深叹息和难言悲慨，力透纸背，读之令人怆然泪下。
大林虽未皈依佛门，却对宗教禅宗有精深研究和自己的感悟，否则他笔下的南山寺和西山就不会写得如此出神入化，各尽其妙，使人仿佛身临其境。
写南山寺，作者以貌取神，抓住其四绝，依次写来，韵味无穷。“一是它上千年的宋代大铁钟，二是它千年不长的不老松，三是寺中三百年的菩提树，四是它与历代帝王结下的不解之缘。”
引起争议的“不老松”，贵港人认为“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中的“不老松”指的是他们南山寺上的不老松，而海南也有南山，海南人却认为寿联中的“不老松”指的是他们南山的不老松，此外其他地方也有南山，也有不老松，这样就难免众说纷纭，很难达成共识。相类的还有“桃花源”之争，有湖南常德版本、安徽版本和辽宁版本等。大林认为为此争高低、抢正宗已没有意义，因为“这种很有意思的文化共生互生现象，在千百年流传迁衍的过程中，已成为各地所共有的文化遗产，已为各个地方所认同，如果要过分地强调它属地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反而是徒劳的，也是不科学的”。诚哉斯言，见解不凡，卓尔不群。
在《风雨荷城》的字里行间，分明地感到作者对佛教圣地西山情有独钟。这不仅因为它“石奇、泉甘、林秀、茶香、佛圣”，还因为西山是作者心灵化神圣化的象征物，是作者心灵的感召物。作者认为，“是西山容纳了佛教，也是佛教成就了西山”。也许作者的开蒙启智均源于此，所以对佛有己身的参悟：“佛在山上，信众礼佛，顺山前台阶拾级而登，头顶上庙宇雄伟，佛殿中宝相庄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止弥高，信之愈深，人更加觉得佛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便生出深深的敬畏和信仰，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洗礼。”这就是宗教的神奇力量，在神的感召下，人们万劫不复，向死而生，有的人一生历尽磨难却依然在朝圣的路上。由此也能使人理解，为什么张承志为了写长篇小说《心灵史》这部哲合忍耶的教史而差点死在西固海的路上，可却从不为之后悔。
长期以来，在民间分不清宗教信仰和民间迷信“文革”期间中国入只读一个人的圣经，人的类本质异化，社会主义的主人异化为非人，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没有怀疑精神，没有对现实的批判，纯然趋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成为阶级斗争的驯服工具。而真正能净化人的灵魂的所有宗教全被扫荡，使国人以为所有的宗教都属于封建迷信的东西。只要细心阅读《风雨荷城》，你就会明白两者截然不同。
大林以写小说名世，但在历史学、宗教学上深厚的才识、敏锐的史家目光，令人钦佩，其涉猎之广、力度之深，并非是一般人所能及，他“在叙说、评估之中，僵死的历史符号常常被激活了，代之而来的是光鲜的生命质感”因此，我读《风雨荷城》没感到丝毫的枯燥乏味，相反，一股奔流其中的情感激流深深地感染了我。书中那些硕大头颅、不羁灵魂所彰显的超拔人格，高山仰止，静水流深，那蔑视权贵，视钱财为粪土而退出江湖、归隐山林的独行者，他们渐行渐远的悠长身影，在冷天已成绝响。
赵白生在其《传记文学理论》中十分强调传记作家的主体性，充分肯定传记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和想象。他指出：“传记文学的写作离不开事实，但传记作家所处理的事实显然不同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处理的事实。”这里的“不同”，指的就是具有鲜明的文学风格。李祥年认为：“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作品必须也必然体现着鲜明的文学风格。”
《风雨荷城》以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激情，透出生命的昂扬之力，泛起生命不息的光泽而征服读者。它就像一首抒情诗，语言清新凝炼、鲜活灵动，含混而美丽。
除了诗的内核、诗的特质，此书以其自然流畅、文采飞扬而具有一种散文美。完全可以说，此书由一篇篇情文并茂、富有激情和哲思的文化散文连缀而成，重史料而不囿于史料，还原历史，直抵本体而熔铸主体精神，在迷乱的历史天空和乱象环生的历史丛林中穿行，以过人的眼光识见，予以现代阐释。
对于被迫出走的天国悲剧英雄石达开，作者充满敬意与惋惜。故对以石达开命名的水库的描写，富有诗情画意：
秋日。如果你来到水库里，乘上了一艘机船，随着发动机的开动，小船便分开两道清波，向着湖心驶去。湖中间，不时地有杂树生花的小岛从眼前晃过，偶尔还有几只野鸭贴着水面低低地飞行。天上万里晴空、一碧如洗，正是一年里最好的郊游登临季节。
如此美丽的景致，情中景，景中情，怎不撩人情思而向往呢?
此外，西山之晨，使人只觉身是梦，“直疑走入仙界来”。作者写道：
一觉醒来，窗外夜雨初晴，林间雨露滴淅，晨光曦微，凉风拂面，花香鸟语，令人气爽神清。信步出门，于阵阵松涛之间，隐约听到古寺里传出的诵经之声，只教你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更不知身处人间天上抑或是天上人间。
亲爱的朋友，如你有苦恼烦忧，有什么心事放不下，何不到那清幽明丽的人间天上走一遭?倘此，心中的一切烦忧将化为青烟堕入西山的林中，你澄明的心境将与西山圣洁的晨雾融为一体，应和着风萧鸟鸣，遥遥远飞。
对于白石山的描绘，栩栩如生，逼真传神，摄人魂魄，令人神驰：
由此往上，就到了白石山最高处的景点会仙岩，头上凌空绝顶，一棵松树挂壁而立，青天之上，白云朵朵，有一只鹰定定地悬在高空，一动不动。矗立峰巅，令人真有摩天揽月、飘飘欲仙之感。
这令徐霞客都怦然心动，叹为观止的山峰，其美轮美奂可想而知。难道还会有人不为之心动吗?答案是肯定的。
以上信手拈来的几处写景文字，文词优美，诗意盎然。作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
为增强此书的文学性，作者引用了大量古今诗词，这些诗词一方面佐证作者的观点，另一方面拓展了书作的审美时空，引发读者驰骋诗思，进入作者所制造的梦中，无疑使书的可读性、趣味性更为浓郁。
总之，《风雨荷城》是一部优秀的城市传记，它将史学的严谨和文学的鲜活灵动熔为一炉，必将在地方城市传记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