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向伟人学习演讲稿
代伟人——邓小平一、邓小平简介
听《春天的故事》，初步了解一代伟人--邓小平。邓小平一个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伟大名字，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所敬仰，也是为全世界人民所敬佩的著名政治家、 出色的外交家 、 卓越的军事家 、 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一生三落三起，是充满传奇色彩、坎坷不平的一生；他是为建立新中国，叱咤风云、横扫千军、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他是高瞻远瞩、扭转乾坤、改革开放、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裕昌盛的总设计师。他那顺境不傲、逆境不俯、毅力顽强、不卑不亢、宽厚仁义的为人，更是为世人所称道、所怀念、所深思。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邓小平成就他如此辉煌的一生，是他的才华吗？是，但有才华的人多的是；是他的信仰吗？也是，但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也绝不乏人；是他的胸怀宽广吗？是，那我们又要问，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他那如此宽广的胸怀呢？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封底，写了邓小平一段发自肺腑的感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①揭示了邓小平同志辉煌一生的根本所在。
谁也无法否认，“邓小平”将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其辉煌的字眼。正是邓小平将中国从濒于崩溃的边缘推上了改革开放的健康轨道；正是邓小平，在中国遭受内外交困而彷徨苦闷的危险时刻又一次向中国共产党，也向全国人民指点了迷津，从而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踏上了新航程。邓小平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一个人如何能够取得如此伟大成就？
邓小平一生忍辱负重，乐观豁达、勇猛进取。他一生颠沛流离，饱受磨难，但他笑看风云，潇洒纵横。是什么精神力量让一个人能有如此巨大的自制力？是什么精神力量让一个人能够视灾难如浮云？
邓小平一生最伟大的功绩，竟然是七十五岁之后完成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皆破了世界历史的记录。即使是崇尚创新精神的美国，也很难找到七十五岁之后创业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人。回首往事，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国内外的反对声音此伏彼起，但他对自己认准的目标，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愈挫愈坚”。20年改革历程，邓小平高招迭出，气势磅礴，精彩纷呈，不断将中国改革开放推向高妙之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
披阅历史，我们知道，20年改革开放的无数神来之笔和惊人之举，几乎完全出于邓小平的“宸衷独断”。一个年逾古稀之人，怎能有如此大胆创新的思维？他那永不枯竭的创新思想源泉究竟来自何处？邓小平那出神入化的战略判断力是如何炼成的？若没有对世界大势、人类命运和演变历史的深刻把握，他怎可以那样自信？
中华文化所标举的圣人或完人，乃是“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有人或以为，邓小平的立德、立功超越群伦，自不必论，然立言就稍逊一筹了。的确，终其一生，邓小平没有撰写什么高深莫测的鸿篇巨制，亦没有多少耀眼眩目的新奇术语。他自认自己的学问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我们拜读《邓小平文选》，通篇都是平常语言，少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任何稍微识字之人，基本都能读
懂小平的著作。然而，小平著作开门见山、朴实无华、直探事物的本源，具有排山倒海、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让一切咬文嚼字、故弄玄虚的长篇大论，黯然失色。“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历来经济学者的相关论著，多如天上的星， 然而，似乎只有等到邓小平开口，那么玄妙深奥的理论，才能为芸芸众生完全明白，连街头巷尾的贩夫走卒也知其道，用其妙。
看邓小平的一生
2、邓小平的来历
“邓小平”三字源于武汉 是为秘密工作的需要 。“邓先圣”是邓小平父母为他起的本名。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其父母给他起名“先圣”，是希望他能够像圣人一般生活成长，日后光宗耀祖。五岁时，邓小平被送到设在本村的私塾进行启蒙教育。私塾先生认为“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先贤”。从邓小平少年学习到留学法国和苏联，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回国到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他使用的是这个名字。
一九二七年，邓小平到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工作。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等反革命运动，白色恐怖遍袭全国，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也未能幸免。为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从此改名“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在汉口与武昌之间经常转移，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邓小平”三个字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二、“打不倒的小个子” 细解邓小平的三起三落
1、第一次政治磨难--“毛派头子”
1931年7月，邓小平从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赴江西，8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指责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并撤销了邓小平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磨难。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在他受批判的时候，和他离婚了，不久后嫁给了李维汉，此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挫折。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推翻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至此，在长征开始前支持毛泽东的同志都得到平反和提升，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此为第一次政治挫折后的崛起
2、第二次被打倒。
毛泽东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显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1967年1月11日，邓小平被取消了中央政治局的资格。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谪居江西的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当工人。
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邓小平的出现，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西方一家杂志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邓小平，本着对国家、民族和党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心，义无反顾地发起了一场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的全面整顿。在短
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经过对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担负起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重托。此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崛起。
3、 第三次被打倒
1975年秋季，“四人帮”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四人帮”诬蔑邓小平是“四五”运动的总后台，随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
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这一次复出即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崛起。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以推翻“两个凡是”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恢复和整顿科教秩序，为新时期的科教改革与发展铺平了道路。
4、一代伟人 大难必有大福
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辉煌。他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愈挫愈奋，历久弥坚。对他的不懈奋斗，历史降他以大任，报他以成功。为什么？为什么三次都“打不倒这个小个子”，这有三个“健身”绝招——腰硬，心宽，脚底稳。
1）打不倒，因为腰杆硬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一个传神的细节：邓小平在第一次被打倒后连写两三份检查，指控者仍不满意，邓小平坚称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别的可说了。说罢，邓小平“把腰杆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人的腰杆一旦硬起来，是宁折不弯的。小平的腰杆硬，背后是小平坚持真理、不附权势的政治品格。他曾对外宾说：“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他从不向错误弯腰低头，哪怕犯错的是至高无上的毛泽东。1975年11月，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总体肯定“文革”的决议，邓小平予以坚决而巧妙地拒绝：“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于是，他再次被“打倒”。小平的腰杆硬，甚至在群魔乱舞的“文革”浩劫中，唤醒了大多数中国人挺直腰杆，重拾分辨是非曲直的勇气和能力。
1974年11月，毛泽东在谈起邓小平抵制江青等人一事时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同年12月，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毛泽东对邓小平刚强人格的欣赏，由此溢于言表 历史证明，当一个人的腰杆挺直，赢得了批判者的尊重时，这个人是没办法打倒的。
2）打不倒，因为心胸宽
1985年7月，一位外宾向81岁的邓小平请教长寿秘诀。邓小平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高个子顶着”。1976年，第三次被“打倒”前，他面对“四人帮”威胁，报以淡然一笑：“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小平曾向外宾揭秘：“我是三下三上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这坚定的信念，装在小平宽广的心胸里，成为他“打不倒”的又一绝招。在蒙冤落难的这间“大学”里，年近古稀的邓小平博览群书，锻炼身体，默默
思考，徐图振作，最终涉过道道险关，重新领航中国。有如此宽广无私、乐观向上之心胸，对暂时遭受挫折的小平来说，就是有人“再踏上一只脚”，也许他还会说“不妨把第二只脚也踏上去”。毕竟，心宽者体壮，体壮者“不倒”。
3）打不倒，因为脚底稳
那是在1976年初，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厂里传达完文件，外边有些人就问陶端缙：“如果中央又派邓小平到你的车间里改造，你怎么办？”
“我们还是照样。”陶端缙脱口而出。没料到这句话被人偷听到了，并写信给江青告状，老陶挨了一番调查，幸亏“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
好一句“我们还是照样”，民心所向昭然天下。在江西，听得最多的是群众暗中保护邓小平的故事：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邓小平还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在党内，邓小平每一次落下，也总有人(转载自：www.dXf5.cOm 东星资源网:改革开放时期名人故事)挺身而出为他说公道话，而且支持者一次比一次多，最后在天安门“四五”革命行动中汇成拥护邓小平的海洋。
希腊神话里，英雄安泰是大地母亲的儿子。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他就拥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够所向无敌。
伟人邓小平，就像安泰一样从大地吸取无穷的力量，不管跌倒多少次，母亲总会把扶起，继续前进。只要他站在大地，就永远不会被“打倒”。
因为，他是忠诚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他的根牢牢扎入了大地。
也许，这正是他“打不倒”的真正根基。
三、邓小平的个人爱好
邓小平爱好很多，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作为一个领导应该隐藏某些私人色彩。抽烟、喝酒、足球、桥牌以及四川人钟爱的辣椒，这一切，都为人民所熟知。因为多了这些可想象的空间，人民和他可以很亲。思想解放的念头，是不是伴随着一支中华烟？某一杯茅台酒，是不是知道特区名字的来历？而伟大的一国两制，和某场桥牌有没有关系？这样的想象，让天才的设想和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更为贴近。
1、软禁岁月扑克解闷
1976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软禁，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有段时间他不想看报，不听广播，又没书看，就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或者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 有一天，家里突然接了一个电话，说有人要找他谈话，不许带秘书，不许带警卫，不许坐自己的车。全家人默默地把他送到家门口。并随手拿了一副扑克牌，悄悄地放到他的口袋里。给他拿上一副扑克牌，解解闷。
2、爱看足球
邓小平在西方共生活过六年多的时间（包括在苏联一年），他的确习惯了一些外国的生活习惯，例如爱吃土豆，爱喝法国葡萄酒，爱吃奶酪、爱吃面包、爱喝咖啡等等。与他一起留法的一些老同志们也多有此好。在法国时还染上一个嗜好，而且终身兴趣盎然，就是看足球。在法国，他没有钱，有一次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花了五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后来他回忆起来还说，五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在那时候对他来说可不容易呀！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最高，连球都看不清楚。他还记得，那次世界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解放后，他一直是足球的热情观众，有球必看，连在北京农坛体育场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不但他自己去看，还带着家人去看，看不懂也要去。
3、情系大海
邓小平酷爱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1989年，他对美籍华人物理学
家李政道教授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七十高龄以后的邓小平，差不多每年的夏天，都要兴致勃勃地到大海中劈波击浪。1983年夏天，邓小平已近八十高龄。他在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视察工作之后，来到了大连棒槌岛。在岛上的七天时间里，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没有下海外，每天上午他都投身大海，与风浪为伍。
他的女儿邓林写道：“爸爸则愿意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的深处。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 1992年的夏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北戴河。但是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让他下海了。邓小平坐在海边深情地看着大海。每天早晨起来，他最关心的是，天气怎么样，风力多大，水温多高，海浪大不大。他太向往大海了。后来，经过医疗小组研究批准，邓小平终于可以下海游泳了。这一年夏天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游了八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中游泳。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的骨灰被撒向大海，他在大海中得到了永生！
三、邓小平的伟大人格
1. 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邓小平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伟人，首先就在于他有坚定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理想，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信念，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邓小平从 18 岁参加革命开始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历经 70 多年的漫长岁月，经历了各种艰难挫折，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无论是事业顺利，还是遇到挫折，他的理想不改变，信念不动摇，信仰不放弃。他曾经说到： “ 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 ” 他说，在革命斗争中 “ 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 ， “ 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潮流，邓小平坚定地说： “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 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 对于社会主义出现的暂时困难，他显得异常冷静。他说： “ 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 ” 。 邓小平不仅坚定自己的理想，他多次告诫人们： “ 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 “ 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
2. 博大的胸怀、无私的情感
人都是有感情的，邓小平既有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同时他一言一行展现了一个伟人的博大胸怀。 对党，他满腔热情。他 18 岁时就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20 岁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来到苏联学习。 “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 回顾这一
篇二：各名人事例简介
凤县人。原名贾平娃。陕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书协会员，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美文》杂志主编，中国海洋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等。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被誉为“鬼才”，曾多次获文学大奖，1988年《浮躁》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奇才，被誉为“鬼才”。[5] 他是当代中国一位最具叛逆性、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点评贾平凹时说：“贾平凹这人说话时陕西味十足，他的眼睛非常亮，很有观察力，事实上，他的农民模样掩盖了他的精明、智慧。他是个聪明、善于不露痕迹搞幽默的作家。”[6]著名文艺批评家肖鹰评点贾平凹时说：“贾平凹的《秦腔》，从表述方面来说，他的语言表达很圆熟，但是，我从中看不到一个站在中国文学高峰上的巨著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和内涵。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琐碎的、低迷的、阴暗的、甚至猥亵的写作趣味。[7] 贾平凹于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取了个大突破—凡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情绪（爱与恨），或偶尔感悟到的某些哲理等，都呈现文中。那份坦诚、不摆架子、不高调等性格，亦是他赢得读者的方法之一。[8] 在他文中，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赤子之心，于现今复杂的社会里的确难寻。而且，贾平凹对美感的追求，于字里行间清晰易见。他不单只在乎自我领略，亦愿把这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国外人士均誉他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作家贾平凹日前现身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的国际文学周上，以“我的土地，我的时代，我的写作”为主题发表演讲。贾平凹用一口浓重的盛唐之音，就如何在社会转型期完成一个作家的修为与文学爱好者们展开对谈。
“作家的作品应该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写出时代的气息。”贾平凹解释说，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时代精神是绕不过去的写作主题。他提到，中国千年的文化让今天中国面临很难解的社会问题，而写好这个时代就是作家的责任。“必须写出时代背景下的国情、民情和事情。这样的故事才是中国故事。比如我们要看到家族血缘最深层的自私，或者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他提醒青年作者，不要让文学成为政策的宣讲或者对抗的工具，而是负责任地为后来的人完整记录下这个时代。
在嘉宾交流环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晓明诚恳反思了上世纪90年代对《废都》的批判。“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想要快点发声，不幸选中的《废都》。这些年我一直在反省自己，《废都》也诞生在转型期的中国，而且贾平凹老师在20年前就深刻预言了中国今天的现实。我想，有力量的作家领着时代走，没有力量的作家被现实拖着走。现实在贾平凹笔下有新的气息。”
有学生提问，《废都》中庄之蝶的身上是不是有作者的生命体验？贾平凹解释说，写完《废都》有太多人把庄之蝶对号入座，今天终于有机会得以解释。《废都》创作的灵来源于生活，确有其人，但不是他自己。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庄之蝶和生活里的原型也不是一个人。“创作《废都》时我几乎生病到奄奄一息的程度，加上社会的苦闷，想借这部作品发表一些感慨。庄之蝶的思想是我的，行为不是。”
活动最后，有读者为表达对贾平凹的崇敬，送给他一只苹果。贾平凹连声道谢，不失幽默地说：“因为我的名字，家里有好多读者送我的苹果和青蛙[9] 。”
长篇小说
《商州》《浮躁》《妊娠》《逛山》
《油月亮》《废都》《白夜》《土门》
《高老庄》《州河》《黑氏》《怀念狼》
《病相报告》《秦腔》《高兴》《情劫》
《古炉》《带灯》《泉》《太阳路》
散文集
《爱的踪迹》《心迹》《贾平凹散文自选
集》
《坐佛》《朋友》《我的小桃树》《静水
深流》
《饺子馆》《走虫》《月迹》
《走山东》《说话》
中短篇小说 《兵娃》《姐妹本纪》《早晨的歌》《美穴地》 《山地笔记》《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天狗》 《新时期文学名著丛书. 贾平凹卷》《故里》《匪事》《酒》 《丑石》《祭父》《好读书》《静虚村记》《贾平凹自选集》 《商州散记》《晚唱》《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地平线》 《空白》《平凹文论集》《学着活》 《平凹与三毛》《我是农民》《天气》《敲门》 《艺术家韩起祥》《做个自在人》 《商州三录》《造一座房子住梦》 《访兰》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3]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14]
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34-35]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
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
梦中作
青门道北云为屋，大垆贮酒千万斛。独龙注雨如车轴，不畏不售畏不续 桂枝香·金陵怀古
念往昔、繁华竞逐（9），叹门外楼头（10），悲恨相续（11）。 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篇三：名人故事：藏书历程_名人故事
家。藏书仅五、六千册。然这新旧交错的有限存书，却有着坎坷历程。我与书结缘，始自小学 3 年级。那时正值 50 年代初期，读书风气尤盛，苏联小说和鲁迅作品曾令我着魔，狂读不止。我贪婪地想占有它，但因穷常望书兴叹。幸得班主任厚爱，多次赠阅。尔后，两位哥哥相继出国，他们的藏书自然被我吞并，加之部分祖传之书，我破天荒构建了个人藏书室。总数也近千册，一放学便寄情书室，其乐亦陶陶。
60 年代第一春，豪情满怀跨入中山大学校门，如饥似渴攻读中外名著和文艺理论，自认为个人藏书纯属小儿科，不屑一顾。于是，只带上清康熙 55 年(1716 年)出版的 42 卷《康熙字典》和两巨册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诗话》等有用之书，余皆弃之如敝屐。抚今追昔，不胜嘘唏。这批弃书中大都有我写的眉批，虽是学子涂鸦，却具有纪念价值，更何况还有于今难得的苏联小说。倘能再得，我愿十倍赎回。
5 年清苦的大学生活，节衣缩食，假期留校做短工，拼命购书，很快又在床头桌面上堆起书山。毕业分配在即，偏逢文革，串联归来，发现书山少了一角，想必是被人顺手牵羊了。无奈之余，打点行李西行就职。其时因书过重，行色倥偬，且中读书无用论的流毒。竟视祖传至宝 42 卷《康熙字典》和梁启超诗文集为赘物，遗赠学弟，待醒悟欲索回，却已荡然无存。每念及此，真有切肤之痛!
70 年代初，我奔赴百年未遇的抗洪前线，数天后归家，惊觉藏书也泡汤数日，几乎全军覆没，连珍藏的一批文革出版物也浸成纸浆。噙着泪花捞起一部分，在烈日当空的操场上一页一页慢慢翻晒着。殊不料一周后被某领导请到办公室，桌上摆着他捡到的署我之名的古典戏剧《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书，要我主动清理消毒，不准散布封、资、修。于是，我的藏书再次遭殃。
到了 80 年代，我在广西社科院潜心研究抗战时期文学史。历时 6 年，几乎跑遍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查阅了大批报刊、书籍，拜访了近 200 名著名文艺家及其家属。广泛集书，单中外抗战文学书便拥有 3000 多册，其中弥足珍贵的是历经战火浩劫幸存的战时重要出版物，有的为谢世名作家家属所赠。
1986 年秋调入深圳，因研究课题转向，于是又革旧鼎新，将部分来之不易的抗战文学书籍割爱作了处理。近几年来，鉴于生活较安定，居住条件大改观，又得改革开放春风吹拂，藏书室又增添了不少新伙伴。我不禁猛然醒悟：藏书也讲天时地利人和，它不仅受着个人的理想、情操、涵养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还受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因素的左右。小小书室连广宇，时代足迹烙其中。
但愿生活长安定，我的书库更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