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黄素影，1919年1月出生，江苏苏州人，原北京电影制片厂优秀演员。建国前曾先后在上海救亡演剧宣传队、中国艺术剧社、中华剧艺社从事演剧活动，演出过《北京人》、《日出》、《雷雨》、《孔雀胆》等名剧。1949年调北影演员剧团。先后在数十部影片中扮演角色。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十八岁走上表演之路，在《吕梁英雄》、《早春二月》、《小兵张嘎》等几十部影片中有过优秀表演。1984年，黄素影从北影退休，而后的她不但没有淡出荧屏，反而出现在更多的作品当中，《卧虎藏龙》、《手机》、《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一书记》等一部又一部作品，见证了黄素影宝刀不老的实力。她应该是中国还活跃在银幕上的最年长的电影演员。1993年，她因《天伦》获第三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女配角；1997年，获第六届学会奖金凤凰奖；2001年，她因《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获得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2002年获得第六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女配角奖，2003年第三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2009年第十三届“北京放映”终身成就奖。
记忆里的爷爷和父亲
我于1919年1月24日出生在苏州，但我是宁波人，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工作经常调来调去，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
我爷爷从小是孤儿，父母都死了，后来他家里的房子因为一次火灾都烧了，他最后住的地儿连围墙都没有。大火以后他就病了，后来靠着喝家里残存的一点水活下来了。人活过来了还得继续找生路。因为我爷爷家离码头挺近的，他看见码头边上有人上下船，就帮人拿东西。就这样，他能换点吃的，这其实就等于是要饭吃。后来有一个船夫觉得这孩子挺勤快的，他的船上就他和他媳妇儿两个人，也想找一个小伙子帮帮忙，就让我爷爷上船干活了。就这样，他们收养了我爷爷，爷爷也做得挺好，后来他一直生活在船上。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船主夫妇对爷爷很喜欢，他们就把闺女嫁给了爷爷。因为爷爷记性好，也用功，居然在上海当了一个导航的差事。也算是有点儿小职务。爷爷信佛，自个儿家里供有一个佛龛，我们小时候去屋里常看到，我听说航行员都信菩萨，天天在那儿烧香念佛的。爷爷他对人也特别好，吃饭的时候听见外面要饭的敲门就会给点儿钱，或者拿着饭碗出去把饭给人家。因为他吃过苦，所以对穷人很同情。他上班的时候，就拿着点钱一路走一路散，走这一路散完了，第二天又拿一些，散给穷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影响的。
我父亲长大后，先是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英语，后来美孚洋行招实习生，他就去考了，因为他的英语底子不错。父亲从一个小练习生到了办事员，每年都要变化一下，因为他工作认真踏实，这样他就慢慢提升，最后在北京解放前，他作到了经理。他不是买办，算是高级职员，就像现在的白领这样。我记得最早填写出身身份时，我填的是资产阶级，实际上我是自己乱写。我就是觉得属于资产阶级，因为我的家庭那会儿确实生活不困难。
我父亲当时给美国的公司办事，因为他工作勤恳，再加上他的中文、英文也好，所以他在公司里办事很方便。北京解放的时候，他也收到了解放军的通知，要他保护好这些财产，他自个儿就跑到颐和园附近的一个飞机场，因为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在那儿放着，他坐车去了以后告诉那里的人说，你们要看好这个，不要让别人来破坏。
父亲的这种表现我理解为是一种爱国情结。因为早年在青岛的时候，日本人到了夏天都在那儿避暑，好多的军舰也弄到那儿。那些水兵到时候都上岸，他们酗酒闹事，喝醉了就打我们拉黄包车的车夫，还不给钱。像这样的事情，我父亲经常能看到，所以他对这种事情很气愤。另外他是有点儿文化的人，他知道是谁发起了战争，知道是谁制造了惨案，所以他对日本人特别没好感。
我记得当时家里没有日本的东西，有一次他上外国商店去买了一套瓷器，就是碗、碟子、盘子这些，他觉得在外国商店里头买的东西一定是外国的，不是日本的。回家后翻过来一看是日本货，就很生气，把这些瓷器全摔了，他说我们家不能有日本的东西。
他确实是爱国的，虽然很早就在洋行工作，但他在旧社会没有穿过西装，全部都是中式的衣服，一直到1948年参加北京欧美同学会，请客吃西餐，他就不好意思了，没办法，才做了一套西装，但仅穿了一回。
迁徙中的童年
我小学是在济南上的，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因为我父亲调到了济南，后来我也跟着父亲来到了济南。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就是小学。所以，我上学比较早。但是因为他老调来调去，所以我就不得不老跳级。后来父亲调到青岛去，我又转到了青岛上学。在济南我上着好好的，一年级上了半个学期，到那儿以后就过了时间，第二年我就跳到二年级去了，我没有办法。
我们家在济南呆了一段时间，又搬到了烟台，后来又从烟台回到了济南。在烟台有的我大弟弟，在济南有的我小弟弟，我小弟弟差我五岁，我大弟弟差我三岁，我们家里头有了五口人。那个时候父亲年年调级，因为工作好了就可以调，原先大概一个月挣二十多块钱，后来慢慢地到了三十，后来涨到了四十、五十，最后到解放以前他的薪水有四百多块钱了。
从小学起，一直到中学，我都是在青岛上的，后来父亲调到天津去，我就跟到天津，在天津的文德女中上了半个学期。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学校了，改的名字不知道叫什么了。一个学期上完了，我父亲调到新乡去了，我也要到新乡学校了，我说我还是回青岛那学校去，那儿熟。几经辗转，后来我又回到文德女中，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全部是女生。
我读高一的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是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的孟超。孟老师监考时，对学生说：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你们写作时展开自由想象的翅膀，展现自己的独特个性与才能。孟老师颇有见地指导写作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后来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也大有裨益。这一年年底，我积极参与了学生联合会的活动，而且上街游行。但这一重大活动未通过学校校务会议，违犯了校规，学校把我开除了。我找到教神学的费牧师（学校董事）的夫人，说服校长，收回了开除决定。
学校里经常演戏，我的一个老师喜欢排戏，而且大多是田汉写的那些剧本。田汉的戏里头有好几个都是老太太的戏，好些戏的名字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都是田汉写的。老太太怎么演？我就按家里保姆的模样走，保姆是个大脚，她是旗人，旗人不缠脚。我就跟着她慢慢地学，比如老太太的走路，不是像我们那样大步，因为她脚小，所以走的是小步，我练会后就主动告诉老师我想演这个戏。
走上抗日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高中毕业，爱国情、民族情驱使我上街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游行。当时就想国难当头，还上什么大学呢！我想利用自己的爱好，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全民族抗日战争尽绵薄之力。
1937年高中毕业后，本来我是想去考医学院的，我觉得人的生命很重要，特别希望自个儿能够做一个医生，救救那些没有钱的人。我不要钱，想着义务给他们治，还给他们药，我心里头就觉得要救这些穷人。但是，1937年正赶上“七七事变”爆发，抗战一开始，打仗了，我们就得想着逃难。我考试以后，没有接到学校通知书，所以也就没有上学。我们家跑到河南许昌去逃难，那时候父亲还在天津，为了照顾家里，父亲调到河南的新乡县，负责管好几个县，那时他的身份就叫经理了。抗战以后，我在许昌看到《中央日报》上有找宣传员的消息，原来是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演剧第二队（简称上海演剧二队）招收演员，队长是著名戏剧家洪深，还有田方、金山、王莹及冼星海等著名演员与音乐家。我想报名，但没敢让家里知道，因为我是个独生女儿，家里有两个弟弟，我怕家里头不答应，就背着母亲报考了上海演剧二队，没料到我被录取的回信却落在了母亲的手里，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去。她说这时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再受了骗，让人卖了，很危险，你不要去。这时父亲已调到河南新乡工作，我就给他写信，在信里捧他，我说我的这些爱国思想都是你的影响，你买的日本货都扔掉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就应该为国家做点儿事情，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然而，父亲也坚决不同意我去上海演剧二队，但是我依然坚持我的想法。后来我是绝食出来的，我就不吃饭了，我就不活了，我都不能为国家做事儿，活着没意思了。最后父亲从新乡跑到许昌来当面劝我，我就告诉他们：我的心是死了的，我就这样子了，你要想让我活着呢，就让我去，你要让我死呢，我就一直绝食。结果父亲没办法了，就让我走了。这时上海演剧二队已经到了武汉。父亲想，有位结拜兄弟在武汉，只好请他多多关照了。这年11月，我高兴地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从新乡经许昌，到了武汉，参加了上海演剧二队，见到了队长洪深。我写信告诉父亲，洪深在山东大学（时在青岛）任过教授，这似乎增加了一些亲切感，更让父亲放心。
我们到农村去宣传，当时我们在五战区，边走路边宣传。我们排了一些戏，比如说《贼》。《贼》写的是一个小偷上家里偷东西的事。我在里面演老太太，金山演我的儿子，王莹演我儿媳妇，在戏中我从外边回来，发现大窗帘旁边有一个男孩子，他在偷东西，他是第一次偷，因为没法过了。后来我们劝他去参加抗日，打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打跑了，生活就好了。我们就是这么很简单的宣传。1938年1月，上海演剧二队在鄂北演出，一天在一个不大的旅馆中，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发表讲话，那次讲话后，剧团的演员们努力地去接近人民群众，我们入乡随俗，女演员脱下旗袍，穿上有背带的劳动装；脱下裙子，穿上长裤，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使演出发挥更好的认识、教育作用，宣传群众、鼓动群众，齐心抗日。不久，演剧队在武汉拍了一部不长的影片。其时还有个小插曲，这时冼星海也在汉口，与我同住在一座楼上。1938年1月的一天，阳光明媚，在阳台上，我调皮地将冼星海的帽子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行着军礼，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后来金山去了香港，又有一些老明星因种种原因离开了演剧队，但也补充了一些新生力量，有常青真、洪镇、刘双楫、徐萱、赵阁今等。演剧队利用大合唱、街头剧等形式宣传抗日，节目有《九一八以来》、《张家店》、《放下你的鞭子》等，一直演到襄樊。我和徐莹是队里的秘书，负责处理信函的收发。田汉来信了，当时田汉在军委政治部三厅任职，很支持演剧队的工作。演剧队从甲地演到乙地，到乙地时要给甲地写感谢信，感谢他们对演剧队的支持，组织广大群众来看演出。有个别县不组织老百姓看演出，我就写信给县长：不是对我们演出队有什么看法吧！后来，这样的类似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当时演剧队的演员情绪十分高昂，因为大敌当前，民不聊生，再苦也在所不辞。他们用板车推着行李，吃兰花花，吃豌豆，吃蚕豆，饱一顿，饿一顿；那时土匪猖獗，在汉口时，演剧队就遭土匪抢劫过，演剧队就临时编排节目，宣传抗日第一，不能自己人抢自己人。
到了1938年的10月份，我们演完了戏都回到了武汉，年底，我就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到了重庆。本来说只到贵阳，到了贵阳以后，我再找车。后来他们一说这个车还要到重庆呢，你就干脆坐着去吧，我就没花钱，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到了重庆。
我是1939年到的河川，在船上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党的组织委员。因为他听说组织上要派人到合川来，而且还是派了个女同志，结果他以为我是那个人呢。我说我不是，我是抗日宣传队的。后来到了那儿以后，他就派两个同志到我家来，说他们有个宣传队要去宣传，对化妆什么的不了解，问我是不是能去给他们帮帮忙。我说好吧，就去了，这一去就一直跟着他们演出、宣传。1939年2月的一天，县委派秦伯林、郑继德二人来见我，他们作自我介绍，并自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同年5月17日，我进行了入党宣誓，监视人沈钧。这一天是我永远记住的日子，我决心要在党组织的教育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我一边在县宣传队里教化妆，一边参加一些抗日活动。5月，县里成立了妇女慰劳会，我被选为宣传委员，深入广大农村组织演出节目，慰问伤兵，还为伤兵代笔写信给家里人。
1940年1月,我调任铜梁县委任妇女委员，我的公开身份是养正小学的教员，同时领导革命学生的抗日运动。当时，有一位青年叫唐建中，他是合川人，在铜梁县任宣传委员。我们二人就这样相识、相知，到后来就相爱、结婚了。我们的结合得到县委书记刘渝明的批准。当时四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有的人经不住考验，或叛变，或逃离，共产党的身份已不公开。1943年秋，我为了甩掉叛徒的跟踪，带着刚生下的大女儿到了合川，丢了组织关系。1943年冬，我丈夫唐建中不幸病故，我的处境更困难了。
我丢了关系，联系人死了，之后我就再也找不着组织了，就回到了重庆去演戏，又进的金山那个队。后来几经周折，我终于和县委书记刘渝明接上了关系。经刘渝明的同意，我同江苏高邮的青年孙普结为终生伴侣。孙普是著名药物学家孙云焘的侄儿，在一家药品经理处会计科工作。从此我们俩同甘苦、共患难，60多年来，休戚与共，相濡以沫。
我后来又去了上海的中华戏剧社。在演出的过程中，洪深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很尊重人家的著作，他说，一个作家写了个剧本，你要尊重他，你不能乱改台词。现在好多都把老舍的那个《日出》改成电视剧了，改的乱七八糟。但是作为我的话，这个戏我是不会去演的。人家写的好好的剧本，你们都弄成这样了。
1945年8月，我因为怀孕不能参加演出，我经重庆、上海到了天津，回到父亲身边，就在回天津的船上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1947年1月，我随丈夫孙普到了孙普的老家江苏高邮，在老宅附近的城北小学当了教员。我在学校教算术、音乐。我把《山那边啊好地方》、《茶馆小调》、《古怪歌》等爱国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歌曲教给学生。我还积极参加学潮运动，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教育部门拖欠教师薪水，我又带领教师与当局谈判，讨学米。我带有“红”色彩的言行引起了教育部门与当局的注意，于是规定：我音乐课选教的歌曲必须经学校、教育部门审查后方能教唱。高邮当局对我的言行越来越注意了，有人怀疑我是地下党。一天，我出其不意地离开了高邮，到了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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