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的看重，郭Ĭ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在1944年3月发表之初，即被中共列为整风文件，不但在延安，而且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印行。在1949年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又得以三次重印。毛泽东印行此文的初衷在于以史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但对照郭Ĭ若的文本，结合1949年之后三次重印的背景，可以让读者中的有心人作出不同的解读。
【1954：为什么强调“增强团结”】
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郭Ĭ若题写书名的《甲申三百年祭》，除收有此篇外，还收录了写于1946年2月的《关于李岩》（这篇短文根据新看到的史料，强调“证明李岩确不是一位寻常的人物”）。重印的时间，恰值《甲申》发表10周年。这只是一种巧合，重印的真正Ô¬因，在于配合刚刚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在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主持者刘少奇（毛泽东异乎寻常地以休养的名义不与会）作主题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三、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以公报所提供的信息看，全会的重点是在第三部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的这样一段文字论及反对骄傲自满的现实紧迫性：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周恩来在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一再提到警惕“骄傲情绪”：“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陈毅在全会结束后返回南京，“感触纷来，慨然命笔¡¬¡¬反复其言，以励晚节”，赋《感事书怀》组诗。“反复其言”的正是防止“骄傲自满”――《五古》中有“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的警戒；《水调歌头‧自叙》中有“随伴人民与党，幸得长期培育，每愧过失多，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的自励；《七古‧手莫伸》更是通篇以此自勉，其末节云：“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决议几乎全是从正面论述防止骄傲情绪以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唯有这几句透露了事态的严重性：
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¾¬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
ˬ是当今“张国焘”和中国“贝利亚”？谜底很快揭晓了。在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不过数日，中共中央即连续召开揭发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阴谋”的座谈会。次年3月召开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还有颇多难解的谜团。
高岗以地方大员于1952年调入中央，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因其管辖范围之广，人称国家计委为“¾¬济内阁”，颇有与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并驾齐驱之势。高岗在各种场合，或公开或隐晦地责难刘少奇的种种“错误”，后来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竟得以“坐实”。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不参加七届四中全会，但召开全会并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都出自他的指示。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致信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提出召开中央全会，规定了三项议程，对“请刘少奇同志做”的主题报告的内容作了详细指示，特别强调：“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1月22日，仍在杭州的毛泽东又致信刘少奇：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Ó¬，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高岗欲面见毛泽东“商谈”，联系到高在此前一年间的春风得意，而今面临即将遭到清算的跌宕，其心境不难想象。毛泽东不愿面见这位曾¾¬信任有加的大员，却要高所责难的刘少奇与之“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穿梭于京杭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1月28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要点是：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听他（高岗）说，避免“对质”，力求避免主（席）回（京）。
毛泽东一言九鼎，四中全会有40余人发言，包括刘少奇在内都作了自我批评，确实“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开成了“和平会议”（杨尚昆日记语）。蹊跷的是，全会结束不数日，由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的座谈会，揭发并“对质”其“篡权阴谋”。座谈会期间，高岗自杀未遂，后虽严加看管，仍于同年8月服安眠药自杀。当年的结论自然是“畏罪”自杀，但在¾¬历了半个世纪的种种变故后，人们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理解应当更复杂些。
回到为配合学习决议而重印《甲申》，当时的国人多半以此警戒“骄傲自满”而损害团结以至事业。但旁观者清，由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的评论发人深省：
这次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最大的教训无疑是毛泽东的关键作用。不论毛与高岗私人谈话的目的是什么，但谈话刺激了高岗的野心，引发了他的活动。高岗声称毛主席支持他的行动，仅仅这个说明就足以使高岗所接触的人踌躇，或赢得他们的支持。后来毛与高对峙时，密谋集团便毫无抵触地瓦解了。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是作为领导层稳定的至关重要的维护者而出现的。但这一事件的总过程也显示出他对党内团结的潜在威胁。
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印证了这个评判的中肯。
【1972：“文革”拐点的警示】
“高饶事件”5年后，又发生了“彭德怀事件”。又过7年，“文革”爆发，刘少奇下台，还捎带上10年来与刘少奇一起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刘邓”遂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毛泽东当年历数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路线错误”，强调“近日我们印了郭Ĭ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沿袭这个思路，高饶事件之后又重印了《甲申》。然而，彭德怀虽被视为高岗“余孽”，在1959年波及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中却未重印《甲申》；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宣布“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¾¬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亦未重印《甲申》。出人意外的是，就在“文革”遭到重创，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1972年2月，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甲申》。新版《甲申》较1954年的版本，除扉页以大号字体增添两个页面的“毛主席语录”，还在目录页前增添了《出版者说明》：
郭Ĭ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于一九四四年，是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的三百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又说：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这次重印，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如果说增添“毛主席语录”是“文革”的时兴，那么增添《出版者说明》显然是为了让读者明了意图，自然也为可能招致的非难而预设确保无虞的安全系数。也许是为了强调“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宗旨，《出版者说明》居然仅将《甲申》视为“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的三百周年而写的”。实则郭文之“祭”，一祭明王朝的灭亡，二祭李自成由胜利而遽归失败，而此版所添“毛主席语录”，也明明说的是“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出版者这样在意“胜利”，似乎正是出于对“九一三”事件之后官方宣传的照应。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称“这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中，称“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1972年，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干脆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在不点名地述及这一事件时，称“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尽管官方媒体一再宣称“九一三”事件是“伟大胜利”，但民众的普遍感受是震惊以及不可思议。“文革”十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于中期，称之为“拐点”是符合实际的。许多“文革”的¾¬历者，特别是许多运动初期以狂热的革命激情憧憬破“四旧”、立“四新”的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从此开始了对“文革”、对个人崇拜的反思。
当年中共中央下达的批判林彪的三份材料中，其中之一是《“571工程”纪要》，据称是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纲领”。毛泽东力排众议，公布这份集中攻击自己的材料，大概是出于对民众心理的充分自信，抑或毫不怀疑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信条。《“571工程”纪要》中的这些文字不能不使有心的读者为之震动：“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他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林彪说，发动“文革”，一靠毛主席的威望，二靠解放军的力量。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他说的是事实。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后，大力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发动“文革”，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林彪的支持，林因此得以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打倒刘少奇不及三年，这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竟成为了十恶不赦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叛徒”。当年一位有心的读者在读到《甲申》结尾的一段文字时，“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¹¬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的。
之所以“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是因为“这段话幸好是郭Ĭ若写的，要换一个人来写，早就被当反革命抓了起来；这段话幸好是郭Ĭ若1944年写的而不是解放后写的，更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否则，就凭这段话，就可以马上打倒郭Ĭ若”。（金岷彬：《是否文革研究里的禁区――关于〈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小册子》）有心的读者当然会联想到“文革”初期传³¬的毛泽东1964年春节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谈话记录，其中说道“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毛泽东所赏识的刘邦、朱元璋，恰恰是郭Ĭ若谴责“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所标举的汉高祖、明太祖。
1976年4月，觉醒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发出Ŭ吼，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在¾¬历了“四五”运动的激荡之后，这年6月（一说反击“右倾•¬案风”方起的2月），毛泽东发表带有政治遗嘱性质的谈话，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即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说：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1972年重印《甲申》，无论是出自ˬ的提议，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其客观效果只能是“文革”拐点的警示。
【2004：一个甲子后的多种解读】
1994年3月，为纪念李自成进京350周年、《甲申》发表50周年，中国明史研究会、中国郭Ĭ若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一些学者撰写并发表了另有新意的研究论文。例如谢保成的《还其本来面目》，根据文本的实际，引用郭Ĭ若当年的相关文字，强调“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此时，正处在新一轮的¾¬济热潮之中，并无出版机构藉此重印《甲申》以为纪念，主流媒体对此亦几乎未作报道。
2004年，时值《甲申》发表60周年，与10年前迥然有别，不但人民出版社第三次重印，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诸多报刊，亦发表大量纪念性和研究性文字。这显然并非“六十一甲子”而别具纪念意义所致，实在是时势使然，因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起反腐败，我就想起60年前毛主席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Ĭ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在10月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曾庆红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是毛主席批示在当年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郭Ĭ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60周年。我们党牢记《甲申三百年祭》揭示的李自成农民军推•¬明王朝后因骄傲自满而遭败亡的历史教训，牢记毛主席关于“进京赶考”和“两个务必”的伟大教导。
这些出自政要之口的言论，自然构成了主流媒体阐发《甲申》历史鉴戒的主旋律。
各界人士对《甲申》的解读可谓见仁见智，新意迭出。以笔者有限的阅读，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秦伯益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的一点警示》。笔者在2004年写过《郭Ĭ若的“后悔”》，但只是认为郭Ĭ若特别看重李岩，并为李岩的悲剧结局而兴叹，多少有异代知音的心灵感应。而郭Ĭ若之所以未能乘兴写出历史剧《李岩与红娘子》，其中一个因素恐怕就是对“不合时宜”的顾忌。比较起来，秦伯益先生的文字确乎眼界开阔，见地深刻，今日重读，犹不禁击节，叹为黄钟。兹引该文的结尾，以为世人的警示：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功臣悲剧，只有在政治民主的推进中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之日，也就是功臣悲剧从根本上结束之时。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