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主持人：周书灿 主持人简介：周书灿，1967年11月生，河南新密人，1992年9月至1998年6月分别于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嘉弘、朱凤瀚教授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等七项，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七雄并立――战国前期的“国际”格局》，合作完成《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河北经济史》、《中国文化概要》、《中国社会史教程》、《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著作，在《史学理论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主持A话语：中国文明起源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重大世界性课题。与该课题相关的初期社会复杂化与区域文明进程演进道路与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不断受到学术界关注。周书灿教授认为，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历经屈家岭一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段渝教授、刘弘研究员以青铜器的发明与使用为例，采用酋邦理论解释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些共同体的社会形态，指出该区域文明化进程并未受到汉朝国家力量与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沿着独立的道路向文明时代演进。张国硕教授充分关注新的考古发现，提出望京楼城址为夏代昆吾之居的论点，其无论能否成为最终定论，但这一探索无疑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以及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的深化。以上作者分别结合不同地域的考古学资料，从不同学术视角，提出了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独到见解。其中某些有价值的学术争鸣，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及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摘要：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一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关键词：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文明化
作者简介；周书灿(1967―)，男，河南新密人，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项目批准号：07BZS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165-10 收稿日期：2011-11-05
长期以来，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一个世界性重大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论是田野考古涉及的地域还是发现的遗迹、遗物的数量都具有空前的收获，从而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推动下，长江流域文明起源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洞庭湖流域是探索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对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这一学术问题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有利于使整个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得到深化，并使诸多相关学术难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一、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序列与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根据目前洞庭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的文化内涵分析，该流域新石期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湘江和资江中下游、沅江中上游、湘江和资江上游四个地区。其中，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考古工作做得最多。自1974年冬对澧县三元宫遗址进行第一次大面积科学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陆续发掘了澧县丁家岗、彭头山、八十?、孙家岗]、城头山]，安乡县汤家岗、划城岗，临澧县胡家屋场，石门县皂市(下层)，津市罗家台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已较为清楚。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资料看，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从距今9000年开始，大致可以建立起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7800年)――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800年―6800年)――汤家岗文化(距今6800年―63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年―52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200年―46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年―3800年)的发展序列。以上考古学文化有着独立的文化来源，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继承关系颇为清晰。彭头山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于长江中游地区过去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原始古老的面貌。彭头山遗址所出石器除极少量磨制小型石锛、凿和装饰品棒、珠、管外，绝大多数为打制的砾石石器和黑色燧石小石器。砾石石器中出现了极少粗陋的盘状器。此后这些黑色燧石小石器和打制的盘状器，一直见之于大溪文化早期以前的各个文化中。汤家岗文化的白陶圈足盘、罐、釜等器物，刻印、戳印等装饰手法，均可在皂市下层文化中找到渊源。汤家岗文化八角星纹的源头更可上溯至岳阳坟山堡遗址皂市下层文化出土的八角形镂孔垫座。汤家岗文化第三期，大溪文化的因素增多，如出现了豆、斜直壁圈足碗、鼓形器座、支座等与大溪文化相同的器物，彩陶也更多。以后，该文化受到前屈家岭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了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石家河文化时期，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考古学文化地方特色更为明显。如该区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中期曾有较多的夹炭陶，多红褐、黑褐陶，晚期红陶增多。实足高柄杯、细长饰竹节状棱的平底或圈足壶形器(长颈扁腹壶)，直领锐折腹下腹内收的平底壶形器、觚形杯、盆形大孔甑等，均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总之，大量考古学资料表明，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不仅与黄河流域及长江上游、下游等地区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而且与长江中游的鄂西、汉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也有不少差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湘鄂两省大溪文化在诸多方面差异显著，可能已不是同一文化不同地方类型所包容得了的”，“湘鄂两省新石器文化结构体系……抑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结构”。由此可见，该区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独立起源后，在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考古学文化影响的同时，基本上是在本地土著文化的主导下相对独立发展的。
综上所述，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连贯，沿着独立的道路单线推进的，不仅如此，该区域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原始文化中具有与中原地区相当的发展水平，发展进程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保持同步。考古学家普遍认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一石家河时期相当于仰韶时代中晚期和龙山时代。这一时期，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社会形态都发生着显著变化，如聚落发生明显的分化，大型中心聚落和防御性的城堡普遍出现，随葬品数量、质量和墓葬空间分布差异加大，战争与暴力的遗存增加等。有的学者指出，“这一时期是探讨初期社会复杂化和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该地区文明因素的孕育过程。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考古学资料可知，大溪一石家河时期，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首先表现为稻作农业长足发展。长江中游地区有着非常悠久的稻作农业传统，发达的稻作农业被认为是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产生的基础。目前，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渐丰富与史前农史研究的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大量考古学材料表明，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是我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八十?、李家岗、下刘家湾、曹家湾等地均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在临澧胡家屋场发现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稻谷遗迹。尤其值得注意的，八十?遗址发掘过程中，收集稻谷稻米近1.5万粒。它们不仅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稻谷稻米中最早者之一，而且数量惊人，超过了国内各点收集数量的总和。更喜人的是，其保存状况非常良好，有的出土时甚至新鲜如初，有的还见近1厘米长的芒。据中国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初步观察研究，这些稻谷之间个体变异幅度大，群体面貌十分复杂，粒型长宽比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有近3倍的差距。还有些稻粒外形虽然接近现代的籼稻或近现代的粳稻，又区别于现代的粳稻群体特征和面貌，专家认为，应将它们定名为“八十?古稻”。该区域发现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的地点主要有澧县丁家岗、安乡汤家岗、澧县都督塔、澧县三元宫、澧县城头山、澧县梦溪、澧县宋家台等。1993―1994年，在城头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解剖南城墙时发现了大溪文化早中期大围壕、壕沟淤泥中出土的植物籽实、茎叶，经鉴定属于栽培作物的有稻、粟、大麻、薏苡、冬瓜、小葫芦瓜等。还发现大量编织物、木件及动物遗骸。其中尤以稻作遗存最丰富，在不到3米长的一段壕沟内，出土了数以斤计的碳化稻米和稻谷，经初步研究，这些稻谷可能为水生，稻种类型与现代稻有所不同，以小粒型为主，为栽培稻，具有籼、粳两个品种。1996年冬，解剖城头山古城址东城墙时，在第一期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之下，生土之上，发现了汤家岗至大溪文化时期的两期水稻田。土样中可拣选出根须、稻梗、稻叶、碳化稻谷及蓼科、竹叶、田螺等动植物标本，尤其是剖面所见的植物根须与现今稻田根须毫无二致。在显微镜下观察，泥土中单位面积内水稻稻叶和稻壳硅质体的数量与现代稻田十分接近。1997年，在城头山东城墙及其内开了15个探方，清理出田埂3条，3条田埂之间形成长方形的稻田2丘。同时还发现了与水稻田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已发现了3个圆形的水坑和3条浅水沟，均在高出稻田或位于稻田之间的原生土层。城头山发现的古稻田配套灌溉系统，充分显示出史前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们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及管理水平。综上所述，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稻作农业源远流长，尤其到大溪一石家河时期，该地区的水稻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为该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经济基础。洞庭湖流域文明的诞生与该地区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其次，聚落明显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又一表现。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的围沟聚落早在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就已出现。目前该地区正式发掘的聚落点有彭头山文化的澧县彭头山、八十?李家岗遗址以及皂市下层文化的临澧县胡家屋场遗址等，其中八十?遗址和胡家屋场遗址属于典型的围沟聚落。自1993年开始发掘的澧县八十?遗址是一处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遗址，距今约8000年，聚落面积3.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聚落壕沟和围墙，300米的壕沟与古河道相连，使八十?遗址成为一个围沟聚落。就目前的考古学材料看，彭头山至皂市下层文化的类似的聚落数量少，零星分布，聚落内部既不见在造型及质量等方面都十分突出的居住房屋，也没有随葬品种类特殊的、数量众多的墓葬，在聚落外部也没有发现等级分化的证据，表现出平等的自然发展态势。到大溪一屈家岭文化时期，该地区聚落数量成倍增长，规模逐渐增大，环壕聚落演变为城址。1991年开始进行发掘的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古城，始建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6000年，是目前长江流域所知最早的一座城。城头山城址外形略呈圆形，外圆直径325米，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夯土台基和道路组成。以城址为中心，分布着数百处大溪、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表明城头山城址代表当时的一个中心聚落，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类活动和居住的场所。城址内的手工作坊、居址、中心建筑、墓地及公共设施等布局规范，并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城头山城址东北约15公里处另有一座古城址――澧县鸡叫城，1998年和200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城墙内坡有一聚落壕沟，开口于第7层下，所出陶片全部为黑皮陶，时代属于屈家岭中期偏早阶段。在Ⅱ期城墙下还叠压一个圆锥形土台，台顶中央有一直径为2.5米的红烧土堆，厚约1米，与土台顶持平，该土台可能与修筑Ⅱ期城墙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关。修筑年代始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随后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和再建，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形成了具有城墙、护城河等完善的防御体系的聚落活动中心。有的学者指出，“以厚硕的城垣或兼有护城壕(河)为设施工程的 城址，是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全新的聚落形态，它是社会内部严重分化和战争冲突频繁的产物，也是社会大变动产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历史性标志”。城头山遗址祭坛上的墓葬和西南区发现的连体房屋均清晰地表明，社会分化与私有制的一切变革这里都在逐步完成。石家河文化时期澧水流域聚落数量迅速膨胀，众多的聚落以空前的密度聚成一团，聚落群团初现历史舞台。石家河文化时期澧阳平原聚落形态的这种分化与重组共存的现象，“应该是这个社会正在向文明迈进的标志”。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地区基本上是在特定的区域内沿着独立的道路单线推进的，而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也同样是在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的，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及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同长江中游以外的诸多区域相比，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洞庭湖西北岸古城址相继废弃，有的学者解释与洪水期的到来有一定的关系，也有学者将该地区聚落锐减，规模变小，文化和社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衰变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相联系。这一历史现象的发生，是否另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二、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考古学材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于自然和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原因，正当我国大部分地区考古学文化普遍出现衰变，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的同时，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却在继承河南龙山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周围地区文化的一些因素，保持了文化的兴盛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并由此掀开了我国文明时代的历史篇章。以后中原青铜文明迅速向周边地区辐射，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加速了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殷商和西周早期，澧水流域和湘江下游地区是受到中原青铜文明影响较为强烈的地区，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下，至迟在西周中期，洞庭湖流域已开始步入文明时代。
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的影响有可能追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考古学家普遍承认，中原文化摧毁南方地区文化体系并取代一些地区土著文化，差不多同时发生在二里头时期的盘龙城和荆南寺遗址。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可知，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分布并不普遍，所见遗存也不丰富。长江沿线和鄂北地区是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二里头文化通过荆南寺遗址向南对湘北地区、向西对三峡地区甚至更西地区产生影响，二里头文化的觚、?(或鬻)、深腹罐均可以在这些地区相当或略晚时期遗存中存在、找到变体或异形。发现于石门皂市对河桅岗的一座墓葬，出土器物包括玉璋、玉版、残豆柄、残圈足等，以上器物均显示出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尽管这一现象的历史背景尚有待于继续研究，但二里头文化直接或间接对洞庭湖西北地区产生过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总的来看，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分布并不普遍，所见遗存亦不丰富，所以其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并不明显。
自二里岗时期开始，中原青铜文明对湘北地区的影响逐步加强，这在考古学方面表现颇为明显。在湘江下游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岳阳市郊铜鼓山、岳阳县对门山、老鸹洲、费家河、温家山、樟树潭，汨罗市玉笥山，望城县高砂脊。等遗址进行发掘，建立起从商代二里岗下层至西周早期的编年，并初步明晰了其文化特征。湘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每段又可以分为3-4期。前段以铜鼓山Ⅰ-Ⅲ期、樟树潭下层为代表，时代相当于中原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与殷墟一期之际，后段相当于中原殷墟一至四期，并延续至西周早期。前段文化面貌一脉相承，除偶见属于土著文化成分的小口高领罐、花边圈足碗外，其余器物均为中原常见器形，如陶鬲、?、爵、?、簋、大口缸、大口尊、夹砂罐等，且表现出于中原文化有着同步变化的现象，因此商文化因素在在整个文化中起着支配地位，可以径称为商文化，目前学术界普遍将其归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从樟树潭上层开始，以后历经铜鼓山Iv期、老鸹洲、对门山、温家山、玉笥山直至费家河阶段，属于晚商阶段，虽然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原青铜文明对该地区的影响仍然在考古学中有不少反映。该阶段陶器器类表现为极为复杂的情况，其中除了高领釜、矮领釜、小釜、折沿釜、内环耳釜、内壁有一周箅托的?形器以及圆锥足、扁平三角足、扉棱足和侧装长方形扁平足的鼎，重新回复到本地史前时期以釜、鼎为主要炊器的组合状态，属于商代晚期该地地方类型性文化的典型性器物外，有一群是继承商代早中期的器物，包括鬲、?、?、簋、尊、大口缸等，但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中原传人器物的异化形态。在澧水流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重点发掘了石门皂市、宝塔，澧县斑竹、保宁桥、文家山、慈利江垭等遗址。该地区文化构成十分复杂，陶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釜、鼎、高领罐和碗形豆等本地文化因素，鬲、簋、假腹豆等商文化因素在早中期也居于重要地位。所以，考古学家普遍认为，该地区商时期的文化是受商文化影响强烈的本地青铜文化。
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对洞庭湖流域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玉器、青铜器等特征略作一番分析。目前，湖南省境内商代玉器出土的地点主要有宁乡黄材炭河里、王家坟山、三亩地，石门县皂市桅岗村官山、衡阳市郊杏花村、双峰县金田乡月龙村、新宁县飞仙桥乡等。湖南出土的这几批商代玉器除新宁县飞仙桥出土的玉环出自墓葬外，其余均系窖藏。这些玉器绝大部分具有商代晚期玉器的特征，如玉环、玉?、玉管、玉珠、玉璜、玉鱼、玉柄形器、玉簪等，有的和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出土的玉器的纹饰、形制风格完全一样，具有典型的殷商文化特征，应是完全继承中原殷商文化的琢玉技术制造的，甚至就是由中原输入的。有的玉器在中原殷商文化区中能找到类似的器物，但又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因此，其在形制和纹样上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洞庭湖流域出土的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湘江和资江下游屡有年代相当于中原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其中尤以宁乡所出铜器最为著名。如宁乡黄材乡的寨子村曾出土人面方鼎、铜瓿(内出224间铜斧)和铜卣(内满储玉管、玉珠，计1172颗)；黄材的栗山村张家坳曾出分裆鼎(鼎口沿内铭“己丙”二字)；黄材的月山铺转轮山曾出土四羊方尊；黄材檀木桥曾出铜镞；黄材木梆子山曾出觚、戈、矛、镞；老粮仓乡的杏村湾师古寨出有象纹铜铙和兽面纹铜铙；其中的伏虎兽面纹铙体形硕大。另有诸多传世铜器已失具体出土地点，但知为宁乡所出，如著名的人面方尊、四羊方尊、虎食人卣。此 外，岳阳、望城、湘潭、株洲、澧陵、津市、新宁等地也多次出土晚商铜器。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青铜器中，一部分有着极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一部分与中原所出别无二致。如1990年津市涔澹农场一座商墓中出土铜觚、铜爵各1件，形制与中原常见商式铜器无异。1996年冬考古工作者对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早期遗址和墓葬进行发掘，在M1种出土11件铜鼎、1件铜尊以及多件铜兵器和工具。这11件铜鼎中有5件形制较大，完全与中原商式铜器相同。1件上有“酉”字族徽，无疑由中原制作。另6件鼎和1件铜尊器形很小，总体形态似商器但有变异。高砂脊出土的其它青铜器中，具有商代晚期风格的器物还有矛、戈和刀。青铜刀的刀锋上翘，背上有扉棱，装饰斜列的余纹，与殷墟出土的铜刀基本相同。
洞庭湖流域所出与中原地区别无二致的商代陶器、玉器和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历史背景，不少学者作出过分析。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商文化二里岗时期，由于商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猛烈扩张，带来了商文化的迅猛扩展。在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岗时期的各种原居文化无不或强或弱地打上商文化的烙印。铜鼓山商文化的出现，理应是商文化南下所致，其文化渊源，当是中原文化。殷墟阶段商文化对湘江下游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商末。关于湖南出土商代玉器的背景和内涵，有的学者曾作出过推测，商人的一支或一部分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到达了宁乡黄材、衡阳一带，他们在带来青铜器的同时，也带来了玉器和玉料。与殷人同来的，应该还有琢玉工匠。玉工们在继承中原琢玉技术的基础上，吸收本地土著民族由来已久的琢玉风格，创造了既有中原玉雕艺术风格，又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玉器。洞庭湖流域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背景和内涵，文化和族属等重大学术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有的学者认为，湘江流域所出商周时期青铜器，一部分是在中原制造后传人的，包括和中原的同类器形，纹饰完全相同，甚至有铭文的尊、簋、卣、鼎、觚、爵、觯等，其传入时间或认为可能晚至西周中、晚期；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和器物自身年代相同或相近，姑且认定湖南出土的一部分大型、铸造复杂的青铜器来源于中原地区。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湖南的商周铜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汉水流域铸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迁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宁乡铜器群最大可能是在商末周初周人灭商和开发汉水流域的背景下，商遗民及江汉地区土著势力南逃进入湖南时带来和来本地后铸造的，也有人从商末到西周早中期的高砂脊遗址出土了商式铜器和带腰坑与二层台的墓葬推测，“高沙脊青铜器的所有者可能是商遗民”。以上材料表明，商代和西周早期，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的土著文化产生过较为强烈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该地区文明化的进程和文明时代的到来。湖南境内以圆雕玉兽、玉龙、足形器佩、镂空的盘龙纹玉佩为代表的玉礼器、以青铜乐器铙和?为代表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西周时期城址炭河里城址和规格较高可能为大型宫殿的房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西周中期，洞庭湖流域在经历了漫长的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后，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下，已经开始跨过文明时代的门槛。
三、洞庭湖流域文明起源、演进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中外学术界已进行过长期的探讨。大多学者认为，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以及国家的出现等均是构成文明的要素。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表明，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强烈影响下，至迟在西周中期，以宁乡、望城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已具备了文明的诸多要素，湘江流域已经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首先是城市的出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溪一屈家岭文化时期，澧水流域的环壕聚落已经开始演变为城址。但同黄河流域史前时期古城相比，澧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则呈现出更多原始性。关于屈家岭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修建大量城壕的主要目的和直接动因，有的学者认为是防止外敌入侵，有的学者则以为是出于防御洪水的需要，就澧水流域史前古城的情况而论，似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应存在。从考古学材料看，澧水流域以城头山、鸡叫城为代表的中心城址和周围大小聚落并未形成初级国家规模，因此，以上史前古城址仅仅具有颇为明显的城堡性质，并不具有早期国家阶段的城邑、城市的性质和功能。2001-2005年度，考古工作者对宁乡炭河里西周时期古城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2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2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该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商末周初，使用年代主要在西周早中期，废弃年代可能为西周晚期。考古学家认为，“炭河里城址应该是一个区域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都邑所在地”。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的发现，说明湘江中下游地区已经进入了考古学家所说的古城古国阶段，而且也是该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与文明时代相关联的还有青铜铸造技术的发明和青铜文化的发展。湖南省是南方出土商周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以前，学术界通常将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按文化面貌区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中原型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由商人南下带来的；混合型是商人在本地铸造或是本地民族在中原工匠指导下铸造的；而地方型则是本地越民族自身的产品。有关资料表明，湘江下游地区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绝大部分为本地铸造。湘江流域的宁乡和望城是近年来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较多的地方。宁乡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并且风格独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中，有300多件来自宁乡境内，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此制作之精良、数量之多、风格之独特的青铜器，表明宁乡在商周时期应该是洞庭湖流域一重要的青铜文化中心。目前在宁乡发现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都在黄材盆地一带，因此有的学者把炭河里城址和宁乡铜器群联系起来，以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两者应该属于同一个古代政治或文化共同体”。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铜器中有极少数可以肯定是中原铸造的产品，另外多数铸造技术粗劣、胎质较薄的小铜鼎和武器、工具等从铜质和铸造技术方面观察，明显是在本地铸造的，据AM1、AM5推测年代为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其中不少器物已经孕育了本地春秋以后“越式”铜器的典型特征。从以上材料大体可以作出以下推断，随着商文化从南方撤退，铜鼓山类型商文化消失，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地方文化迅速崛起，到西周中期通过与各周围地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完成了本地区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过渡。“至迟从西周晚期开始，在模仿商和西周青铜器的基础上，制造出 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青铜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土著青铜文化。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普遍赞同礼的产生和中国文明的形成紧密相联系的，礼乐制度是中国文明固有的特点和组成部分。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时期的大部分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是作为礼器使用的，它们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以湘江下游为中心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除了一少部分用作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外，出自墓葬中的铜鼎、铜尊等毫无疑问应该是用作随葬品埋入地下的，一部分出土情况不明的青铜器亦可能类似江西大洋洲商周遗存的性质，为人们进行浮沉之祭时的祭品。尤其应该强调的，洞庭湖流域所出以铙和?为代表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商周时期的青铜乐器，数量可观，亦反映出洞庭湖流域的居民进行祭祀山川时是礼、乐联用的。有的学者推测，湖南境内伴随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商代玉器是祭祀山川的祭品。以上材料表明，西周时期洞庭湖流域已经产生了礼乐并逐渐建立起与中国文明起源紧密联系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礼乐制度。
学术界通常认为与文明起源相关联的要素还有文字，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商代和西周早期洞庭湖流域的土著民族尚没有发明和使用本民族的文字。部分带铭文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内容和书写风格与商周金文完全一致，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土著民族的文字。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入主湘江下游并逐渐向南推进，洞庭湖流域逐渐融入楚青铜文化圈。在中原商周青铜文明的直接影响及春秋中期后与楚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洞庭湖流域的古越族逐渐掌握和使用商周金文和楚国文字，从而将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不断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从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的发现，青铜器的冶铸和青铜技术的发展，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礼乐制度的产生以及文字的使用等，表明至迟到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和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及墓葬中所出土铜器中有矛、戈、刀和斧等兵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早期国家与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类似，是在部族间频繁的战争中催生的。
夏商周时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民族成分和文化面貌颇为复杂。扬越、三苗等古族的早期活动地域均在今湘江下游洞庭湖流域一带。高砂脊和宁乡一带的铜器应有不同的来源，可能属于扬越、三苗等不同的民族。《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又称其“皆在江上诸蛮之地。”《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的话：“芈姓，夔、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语：“越为芈姓，与楚同族。”扬越与楚是否同族，由于文献资料贫乏，难以说得清楚。至于《潜夫论?志氏姓》所说“芈姓之裔……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则与先秦时期的历史与制度恐相去更远。但西周、春秋时期湖南是古扬越族的主要聚居区，不仅散见于零星的文字记载，还可以得到考古学材料的印证。1983年以前湖南出土和采集的西周铜器62件，均为当地越人器物。前面所论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铜器，其中不少器物已经孕育了本地春秋以后“越式”铜器的典型特征，为西周、春秋时期湖南是古扬越族的主要聚居区的论点进一步提供了考古学方面的支持。因此，在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下游并逐渐向南推进之前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扬越族应该是洞庭湖流域的最早的土著民族。因此，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历经夏、商、西周的土著文化应当主要为扬越族所创造。
三苗族早期的活动地域，《战国策?魏策一》中曾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由于以上地名存在不少争议，所以学术界对三苗族的早期活动地域莫衷一是，聚讼纷纭。钱穆先生曾依《汉书?地理志》认为，衡山在河南南召县，不是今日的湖南衡山；而文山乃《国语?齐语》中桓公伐楚济汝逾方城所望见的汶山。古籍中所说的洞庭和彭蠡，也并不是后世所说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古者三苗疆域，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安部广运数百里间也。”《史记?五帝本纪》和《礼记?檀弓下》等史籍均记载舜征三苗的故事，《墨子-非攻下》对禹征三苗之事记载得更具体。有的学者讲到，“在龙山文化之晚期，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确大举向南扩展……而到二里头文化早期，淮河上游地区几乎遍布该文化的一、二期遗存……这或许正是文献率称的‘禹攻三苗’、‘舜伐有苗’的体现”。显然，三苗进入今湖南境内是较晚的事。《礼记?檀弓》等晚出文献所载“舜葬苍梧之野”及湖南境内禹的传说可能是三苗进入湖南境内后产生的。三苗族进入洞庭湖流域的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如果前举“湖南的商周铜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汉水流域铸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迁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该族至迟在西周初年已进入洞庭湖流域。因此，三苗族也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考古学资料表明，商末周初进入洞庭湖流域的还有南迁的商人。西周早中期高砂脊遗址出土商式铜器和带腰坑与二层台的墓葬，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砂脊位于湘江下游，是中原商文化自江汉平原进入洞庭湖东南的湘江流域的一个理想的驻地。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周朝对南土经营规模的扩大，周朝政治、军事力量曾一度进入洞庭湖流域。古本《竹书纪年》曾提到“穆王起师，至于九江”，笔者以为即指西周王朝政治、军事力量伸入至今湖南省北部古越人所居之洞庭湖一带。由此可见，在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和长江以北的江汉地区相比，其影响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二里岗时期由于商朝政治、军事力量的进入，盘龙城早商文化与二里岗商文化呈现出诸多一致之处。无论盘龙城为中原王朝派出的军事据点抑或为方国，这里臣服于商、向中央王朝承担纳贡义务的地位似乎为论者所广泛认同。西周时期昭王南征和对汉阳诸姬进行封建，一度使江汉地区直接纳入西周王朝的南土之域。商代早期和和西周早中期，江汉地区的青铜文明是中原商周青铜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洞庭湖流域除了商代早期和西周中期以前商周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对湘北洞庭湖一带产生过较为强烈的影响外，其它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以土著文化为主。西周中期以后随着洞庭湖流域逐步进入文明时代，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宁乡炭河里城址于西周晚期废弃，是战争的破坏还是自然灾害所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此外， 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以前，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仍在继续进行，洞庭湖流域的民族融和、文化交流逐步告一段落。楚国对洞庭湖流域的开发始于春秋中期。目前，在洞庭湖沿岸的澧县、岳阳等地发现了春秋中期的楚墓，春秋晚期的楚墓则已达于湘中地区，几乎遍布湘江洞庭湖地区。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晚期楚墓数量急剧增多，下限与秦汉时代相接。这表明，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J].考古学报，1979，(4).
[2]湖南省博物馆，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G]//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0，(8).
[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八十?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6，(12).
[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处，澧县孙家岗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2000，(12).
[6]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J].文物，1993，(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J].文物，1999，(6).
[7]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1980，(4).
[8]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3，(4).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3，(2).
[10]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J].考古，1986，(1).
[11]津市市文物管理所，湖南津市古遗址调查报告[J].江汉考古，1993，(1).
[12]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J].考古，1996，(2).
[13]尹检顺，论鄂西与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序列及相互关系[J].江汉考古，1998，(2).
[14]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J].文物，1981，(6).
[15]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绪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6]严文明，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J].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8).
[17]刘志一，关于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通讯[J].农业考古，1994(3).
[18]张文绪，中国古栽培稻的研究[J].农业考古，1998，(1).
[19]郭学仁，湖南新石器时代农业试探[J].农业考古，1991，(1).
[20]向安强，长江中游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与研究[J].江汉考古，1995，(4).
[21]张文绪，裴安平，澧县八十?出土稻谷的研究[J].文物，1997，(1).
[22]安强，湖南澧县都督塔原始农业遗址[J].农业考古，1991，(3).
[23]顾海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水稻及其类型[J].考古，1996，(8).
[24]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1972，(2).
[2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J].文物，1999，(6).
[26]裴安平，澧阳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J].考古，2004，(11).
[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故城址试掘报告[J].文物，2002，(5).
[28]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J].考古，1998，(1).
[29]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J].江汉考古，1998，(1).
[30]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的探讨[J].考古，2004，(1).
[31]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J].华夏考古，2006，(3).
[32]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宝塔遗址与桅岗墓葬[J].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长沙：岳麓书社，1987.
[3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J].湖南考古辑刊，第5辑，求索增刊，1989.
[34]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J].湖南考古辑刊，第6辑，求索增刊，1994.
[35]向桃初，易礼勤，岳阳县老鸹洲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36]湖南省博物馆，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岳阳市文管所，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发掘[J].考古，1985，(1).
[37]湖南省岳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岳阳温家山商时期坑状遗迹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5，(1).
[38]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9]郭胜斌，何捷，汨罗玉笥山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40]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1，(4).
[41]周世荣，湖南石门县皂市发现商殷遗址[J].考古，1962，(3).
[42]何介钧，曹传松，湖南澧县商周时期古遗址调查与试掘[J].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长沙：岳麓书社，1987.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4]高至喜，湖南宁乡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J].文物，1963，(12).
[45]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工农兵群众热爱祖国文化遗产[J].文物，1972，(12).
[46]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博物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47]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一宝塔遗址与桅岗墓葬[J].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长沙：岳麓书社，1987.
[48]郑钧生，唐先华。湖南衡阳发现商代铜卣[J].文物，2000，(10).
[49]黄纲正，蔡慕松，浏阳、双峰出土商周青铜器[J].湖南文物，1986，(1).
[50]邵阳市文物管理处，新宁县文管所，湖南新宁县发现商至周初青铜器[J].文物，1997，(10).
[51]喻燕姣，略论湖南出土的商代玉器[J].中原文物，2002，(5).
[52]盛定国，王自朋，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J].文物，1986，(2). [53]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岳阳市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长沙：岳麓书社，1984.
[54]袁家荣-湘潭青山桥出土窖藏商周青铜器[J].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何介钧，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J].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
[55]熊传新，湖南醴陵发现商代铜象尊[J].文物，1976，(7).
[56]谭远辉，湖南涔澹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J].华夏考古，1993，(2).
[57]邵阳市文物管理处，新宁县文管所，湖南新宁县发现商至周初青铜器[J].文物，1997，(10)；邵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新宁县发现商至周初青铜器[J].文物，2000，(10).
[58]郭胜斌，铜鼓山商代遗存文化因素分析[J].江汉考古，2001，(4).
[59]向桃初，湖南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性质及其与殷墟文化的关系[G]//考古耕耘录――湖南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长沙：岳麓书社，1999.
[60]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J].文物，2006，(8).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2006，(6).
[63]张之恒，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考察[J].东南文化，1998，(2).
[64]鲁西奇，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的初步考察[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
[65]唐嘉弘，关于江西大洋洲商周遗存性质的问题[J].中原文物，1994，(3).
[66]高至喜，论湖南出土的西周青铜器[J].江汉考古，1984，(3).
[67]钱穆，古三苗疆域考[J].燕京学报，1932，(12).
[68]宋豫秦，李亚东，夷夏东西说的考古学考察[G]//夏文化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
[69]周书灿，古本竹书纪年“穆王起师，至于九江”解[J].云梦学刊，2004，(6).
[70]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谈起[J].古代文明，第一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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