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略窥民族性与当代性 我国诗歌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有着浓郁的民族性。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诗经》。我国的散文，即使从《春秋》算起，也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散文诗呢?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曾经说过：“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卜居》、《渔父》诸文以及庄子《南华经》中多少文字，是可以称为‘散文诗’的。”诗歌、散文诗、散文是同一文学主干上绽放出的三朵香葩，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沟障，而是血肉相连的孪生文体。
不同文体能够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如宋玉把诗与散文予以整合，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赋”，“赋”在某种意义上看，是我国最早的散文诗的雏形。到了汉代，“赋”大兴大盛。“汉赋”，成了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宋玉的《风赋》、贾谊的《鹏鸟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都是汉赋的代表作。此后，“赋”这一诗体长盛不衰，传承赓续。左思的《三都赋》、王粲的《登楼赋》、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诗歌，到了唐代，登上了一个高峰，出现了浪漫主义泰斗李白。在杜甫手里，又把唐诗格律化，创立了固定的模式。从唐代起，特别到了宋代，又派生出了“词”。“词”是从唐诗传承发展而来的，使文学到宋代又登上了一个高峰。
到了元代，诗歌又派生出一个新的诗体“元曲”。“元曲”成了元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与唐诗、宋词鼎立并称，同为“一代文学之胜”。明代和清代则出现了章回小说。正如王禄松在《香港脸上的笑涡》中所说：“青史页中的文学特色，代有更迭，新的体制，恒是乘势而发，应运而生。有汉赋的铺张扬厉，便渐次沿革出严谨诗律而有唐一代的文学特色。唐诗的精谨严格，久乃转势，秀出了汉代被卑为‘诗余’的词格，其清雅优秀，渐次成为有宋代的文学特色。宋词的华美靡丽，久乃转势，渗入当时被卑为俚语俗词的曲格，曲之机灵活泼，雄浑狂放，遂造高华成为有元一代的文学特色。这种转变现象，颜习斋认为，是‘势’所使然。”我认为，这种转变现象，都体现了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深沉厚重的民族性和那一时期的当代性。
“五四”运动，是我国一次文化革命运动，当时提倡写白话文、白话诗。对文言文、格律诗、词曲，一律予以打倒，虽是“极左”的文化思潮，但对于推动与繁荣白话诗文创作，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鲁迅的《野草》是现代早期散文诗的代表作；郭沫若的诗歌《女神》、艾青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等，是现代诗歌的代表作。潘亚暾在《散论散文诗》中说：“‘五四运动’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民族自新的机会。”我认为，也给中国带来了文学自新的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创作曾有过繁荣景况。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文学创作一度受到扼杀。直至新时期，我国文学创作飙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气象。
由此可见，我国诗歌创作源远流长。且历代和当代的诗歌创作，都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基上，系着深厚的民族情结。民族性成了烙印于中国诗歌的深深印痕。
现今我们的诗歌创作，也绝对不能离开时代性这一要素。《诗经》和屈原的《离骚》，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以及白居易的《长恨歌》等，岳飞的《满江红》和辛弃疾的《永遇乐》等，无不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反映了当时国家民族的忧乐和诗人的爱恨情仇。元曲中的许多优秀作品，贴近人民群众，反映了当时布衣的忧乐。所以，当代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必须紧紧抓住“当代性”这个文学要务。民族性和当代性相统一，体现在我们的诗歌创作上，不可分割。
从创作中领悟民族性与当代性的融合
下面，我简单对我自己在诗歌创作中，如何做到民族性和当代性相统一，写点体会。我在撰写新诗《一片冰心?开拓》时，就密切注意到了两者的和谐统一。这首短诗写道：“传承前人的智慧／踏实眼前的路／构筑未来的／风景／／中国，进取的姿势／牵住全世界的眼神／在欢呼中／飞旋出／一束束／强盛之光”。诗的首句“传承前人的智慧”，言明我立足于中华民族固有特有的人文底蕴之上，来体现“当代性”的写作态度和感情色彩。从第二句起至末句，则体现了写出当代性的文学特色。其中“中国，进取的姿势／牵住全世界的眼神”之句，充分点出了中国飞跃发展而引出全世界瞩目的现状。这首诗是我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有机结合，而一气呵成，印证了贾岛的“内动于情，外感于物”的高论，点明了我坚持民族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诗歌创作态度。
又如我的散文诗《星光下的情怀?小溪》写道：“故乡那汩汩的小溪，以欢快的节拍，唱着天真无邪的歌谣，轻轻地流淌在我童稚的心灵深处，我那歪歪斜斜的小脚印千百次嵌留在小溪的鹅卵石上。啊!那一行行的脚印编织了我儿时春天的童话。／／如今，远别归来的我又站在小溪边，追忆着逝去的金色年华。为了俯拾昔日映衬七彩阳光的绮幻，我又在鹅卵石上重复失去的记忆。／／溪水漫过鹅卵石永远向前流去，在遥远的前方，有一望无际、波澜壮阔的碧海，那是小溪的归宿。溪水与海水融合一起，我的心也深深地溶入大海，在自由欢腾，尽情歌唱……”徐成淼在《香港：现代散文诗的天然沃土》中说：“香港的散文诗作家，有着深厚的爱国怀乡情怀，大量散文诗作品，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对故乡和亲人怀念之情。在经历了百年割离之后，在香港回归祖国喜庆之中，香港散文诗作家的创作激情喷涌而出，汇聚为一首首满含深情的散文诗。”这段话也道出了我当时写这首散文诗的心境。远离故乡，立足香港，我时时怀恋乡邦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尤其那留着我童年足印的地方。故土的小溪，是我藉以表达我的思乡情结的一个载体。我怀念乡邦之情，以小溪为一个喷口，汩汩喷涌出来。但我又以小溪喻香港，把碧海喻祖国，把小溪流入碧海喻香港回归祖国。另有一层意思，就是把小溪喻个人，把碧海喻乡邦或集体，个人应融入于乡邦或集体中去。这首散文诗体现了我对民族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真切感悟。
再如我的散文诗《感恩树?无花果》开头写道：“百花园中，唯我无花，不必刻意装扮成千种风情，毋须细心编织甜言蜜语，免得招蜂引蝶，闹得满城风雨。”这是我借无花果喻出“刻意装扮成千种风情”和“细心编织甜言蜜语”的社会现象，旨在给予批判，又指出“祖宗前辈不曾列入名贵花谱，因而不能招来文人墨客的吟诵礼赞，令丹青妙手留下生命的美迹。”这志在谴责重名利地位的世俗眼光。最后一段只有一句：“只有李时珍肯定了我的价值。”这末段呼应了开头之所写，也赞扬“结满一树的佳果”之无花果，由于可以人药，得到了李时珍的肯定。我怀着鲜明的浓烈的平民意识来写这首散文诗的。这首散文诗融古今于一体，也做到了民族性和当代性的有机融合。 为了在古典文学中吮吸菁华，强化我的诗歌创作中民族性这一文学特色，我还拨冗研究楹联和古诗词。至今已出版了《芙蓉轩诗词》、《爱莲吟草》、《古韵新声》、《澄怀观道》四本楹联旧体诗词集，第五本楹联旧体诗词新作集《静照忘求》将在2006年上半年出版。在我的古典诗词中，我也感悟到做到了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相统一，才能写得大气和厚重。如七律《古韵新声?农家》写道：“回乡访友到农家，一路怡神赏丽花。香雾芳丛熏院落，蝉声蛙鼓透篱笆。榕阴石凳谈前景，瓷盏砂壶品好茶。似锦年华新气象，话题何止是桑麻!”这首七律中“瓷盏砂壶品好茶”和“话题何止是桑麻”等句，有着浓烈的民族性之传承，而“榕阴石凳谈前景”和“似锦年华新气象”等句，则有鲜明的当代性，两者有机地融合于七律中，不可分拆。再如七绝《澄怀观道?写诗》写道：“不负乾坤慰此生，诗山陡峻我攀登。毫端忧乐萦魂句，都是苍生肺腑声。”这首七绝从遣字用词到造句立意，我都注意到了民族性和当代性的融合。
古为今用体现融合性
我是一个诗人，生活是我的沃土，中华文化是哺育我的乳汁，自幼就不断地从三字经、唐诗宋词等的吟诵中，吸吮着古代文学的精粹。除了在古为今用上沿用楹联诗词的格律来写新事新感之外，我在立意造境上也汲取古人的某些巧妙构思，执意要在每首诗中创作出至少一个亮点或一个惊人之句。我深感古人炼字造句的推敲功夫，是值得后人用心去领会的。我在创作中也力图效法古代先贤的一些手法，特别在遣词造句上希望有古今相融的和谐效果。
我的朗诵散文诗处女作集《新季》，其中的《新季?绘梦》有这样一句：“乘天风，驾祥云，播撒长青的绿意……”这是词的长短句式，三字六字的现代汉语组合，古今融合，自然流畅而且明晓，前两个三字句的动词“乘”和“驾”，均不适宜改为双音节的词，不论是改为实词，还是加个助词在后，如“乘着”、“驾着”，都缺少这种单音词组合成的动宾结构的三字句的气度和意境，既口语化，又带着浓郁的古典韵味。
再看《新季?老教授》中的：“书山有路，甘作人梯；学海无涯，乐为渡船。”《新季?沈园》里的：“两颗心在乎平仄仄中滴血，爱在长句短句中呻吟。”《新季?山海关》中的：“山海关，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第一关。”《新季?人生之舟》中的：“……桨波橹浪，高唱大风歌。”《新季?秋游赤壁》中的：“羽扇纶巾，笑谈间，土卒在厮杀，苍生在劫难。／／大江东去，巨浪淘沙，淘得尽千古风流人物吗?／／穿空的乱石，拍岸的惊涛，卷起的千堆雪，在苏词的平仄中壮美……”。这些活用古诗词的方法，旨在学习与吮吸古典诗词的精粹。南宋普闻在《诗论》中指出：“天下诗莫出于二句：一日意句，二日境句。”普闻所说的即诗的意象和境界。
学海无涯，中国诗歌民族性的继承是有赖于每个人的领悟和创作的需要来体现的，不要为继承而一味承袭，应是为发扬光大和增辉添色。古为今用，旨在用得适合今时、今人、今情，用得贴切自然、恰到好处为妙。
(此文为2005年10月第一届中国诗歌节论坛书面发古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