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23日，浙江南部烟雨迷蒙，着绿装的邮递员站在篱墙外大声喊我的名字。像往常一样，我慢吞吞迈出门槛，穿过枯草返青的院子，手臂到达篱墙顶端一把将信抓过来。当我的目光碰见信封，不，那是――当我的目光碰见信封右下角那一行文字，拇指和食指奇异地抖动了几下。我不敢相信那一刻是真实的，不敢相信诗刊社的来信是寄给我的。问题是，一切千真万确。我小心翼翼地将信封剪开，恨不能用目光把留用《演唱》的通知书一字一句挖出来，吞进肚子里。时间经过了整整十六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阅读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我至今还觉得，我当时一个人拥有的幸福超过了一千个人的新婚之夜。天啊，我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
我是1982年7月开始向《诗刊》《人民文学》和《星星》等刊物投稿的。几乎每个月都投一次稿，寄出三五首短诗，然后整个身躯陷进漫长的等待。天底下的编辑似乎都一样忙，我连续投了三年零四个月的诗稿，他们竟连一封退稿信都不给我。但是，我不曾气馁。我坚定地认为，刊物的门槛高那才是正常的，才是好刊物。后来我把投稿改为每半年一次，次数少了，失望自然就少了。就这样，我又坚持了三年多，投出的诗稿始终如泥牛入海。直到1990年1月，我听信了北京一位诗友的说法，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诗刊社刊授学习。指导老师的读稿经验，让我佩服，对我的指点、扶持和引领，让我终身受益；
我的第一位指导老师是杨金亭先生。他对我的辅导尽心尽力。我第一次给他寄去了五首短诗。听说他当时正担任诗刊社一编室主任，想来审稿的任务肯定很重，但是他在半个月内就给我寄来了回信，还针对我的习作《演唱》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评。他在那篇短评中写道：“……正是这种激情形成了创作主体的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扇动起了创作主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诗的艺术想象、艺术创造的翅膀，真正地进入了由实人虚、虚实难分的诗的境界。围绕《演唱》的规定诗境，一些出人意料的新鲜生动的意象联翩而至……那风神，那魅力，那力度，足以震慑全场，也足以把未身临其境的读者，带进作者创造的那个热烈到几分疯狂的艺术迷阵中去……”当然还是他，把《演唱》推荐给了《诗刊》(该待发表在《诗刊》1990年5月号上)。这一鼓励简直要了我的命。从此，我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诗坛这块水泥地上蹦蹦跳跳，忘记是置身于温州私营企业的夹缝，把挣钱的热情大部分转移给了诗歌。
当然，《演唱》发表之后，我对塞进抽屉的习作进行了梳理，发现以前的习作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只是，更多的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我因此暗下决心：调整写作姿态。而周边的文朋诗友则因为《演唱》的发表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眼光，他们真诚地祝贺我，要我掏钱请客，要我在酒足饭饱之后介绍写诗经验。诗刊社汇给我的稿费还不够我买一瓶好酒，但稿费的意义不在这里。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请客之后，似乎突然明白了写诗的另一种乐趣。“被人敲竹杠是快乐的。”这是我当时的口头禅。我找到了我的自信。苍南县矾山镇一所中学还邀请我登上讲台，为三百多名师生举办了一次诗歌创作与鉴赏讲座。我曾经教过六年书，讲课对我早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但是，一旦它与诗歌创作、诗人见解联系在一起，就有了全新的感觉。更何况，那是我第一次借助麦克风讲诗歌，尽管样子有些滑稽，但是那种场面、那种气氛确实令我激动不已。那段时间，令人陶醉的成就感奔突在我的内心，使我在人群中穿行着可以坦率地认为，当一名诗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