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的诞生及发展，标志着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开始，从此，中国音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然而这个“崭新的里程”却没有那么令人欢欣鼓舞，它是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时“以西为师”求来的，因而学堂乐歌的兴起令人思索。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历史相当久远，从唐代“景教”的圣咏诵唱到明代钢琴出现宫廷，多年来中国对待西来音乐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历史上的中国大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接受异族的，纳为己用。然而到了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却积极主动地东渡日本，学习科学、文化、教育，新式学校建立，依据日本创作方式谱写的学堂乐歌诞生。“西学东渐”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首先给出了一个大体的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与掠夺，威慑了清王朝宫廷权贵，同时也震惊了中国的广泛阶层，先进的人士则逐步展开救亡图存的奋斗。”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近代社会的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救亡图存。然而，曾经是民族英雄，主持过禁烟运动的林则徐，在战争后却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被流放客死异乡。直至鸦片战争20年后的19世纪六十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才兴起。1840年是诸多危险信号后的一次总的爆发，而在这之前，一条思想的暗流早已波涛汹涌，已经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正处于危难之中。
19世纪上半页，清政府的高压政策越来越无法控制动荡不安的社会。土地高度集中，日益加重的地租盘剥，导致农民群众起义不断。外国商品和走私鸦片大量输入，纹银外流加重了对社会经济的侵蚀。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却歌舞升平，士大夫们依然憧憬着美好的年代。
此时，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请求剿夷人滋扰边疆，中国与国外侵略者第一次正式的斗争应该是林则徐在广州展开的禁烟运动。这是一种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也展现了那一时期一部分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抵御外族侵略。俗话说“时势造英雄”，特别在动乱的年代社会总会出现时代的思想先行者。林则徐并非怀着满腔仇恨与外国人势不两立，他是近代最早对西方国家进行了解和调查的人物。他从北京到广州时随身带了一位在国外工作过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另外，他也招募了几名在教会学校学习过的学生，让他们给自己翻译西方的书报。当他越多的接触西方国家，也越觉得不了解西方。1836年，他令人把英国出版的《中国人》译为《华事夷言》，1839年，他组织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国际法著作进行翻译，名为《各国律例》。此时，他正实践着“施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这句话出现在魏源震惊中外的名著《海国图志》中，《海国图志》正是林则徐于1836年组织人编译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完整版。1841年，因鸦片战争受罚流放的林则徐，在临走之前把未完成的资料交付给魏源，并嘱咐其一定要成书出版。鸦片战争后，“施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流传，可在4年前，林则徐因请学过“夷文”的人办事，组织翻译“夷书”，被看作莫大羞辱和离经叛道，几乎是“汉奸”受到众人的猛烈抨击。探究其原因，在当时，诸多士大夫都认为，“师夷”即是打破了“夷”和“夏”的界线，也就等于是文化侵略，而林则徐和魏源做的事情会导致我国的文化遭“夷”侵略而遭遇溃败，最后被彻底的“夷”化。另一方面，林则徐、魏源虽然思想开明，可也是立足于“天朝圣国”的观念，他们“师夷”也不过是希望从了解西方从而寻找与其斗争的策略。毕竟《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只是在军事、购置枪炮和练兵等方面，限制在“技”的狭隘范围内。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魏源参与了反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可见他是非常希望清政府能够稳固和强大。此后的改良维新派，他们也继承了林、魏等人两重性的特点。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道路上，早期的也许能够影响到中国近代变革步伐的思想火花，被过早的扼杀在摇篮里。
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刚刚兴起的“施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被淹没在运动的狂热之中。到了19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腥风血雨和外国侵略者得寸进尺的洗礼后，统治者内部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的出发点是保护封建统治。然而洋务派却用起了四十年代林、魏的主张，从“施夷长技以制夷”出发，在军事上打造船坚炮利以“自强”，思想上的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两者遥相呼应，一方面说明了洋务运动提倡者肯定西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把这种学习限制在器物层面，对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和政治制度等都排斥在外。历史的发展总是超出当事人的预料的。为了配合洋务运动的发展，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建立若干新式的学堂，洋务派派出留学生的目的无非是很实用的“培养翻译人才和军用人才”。 这些被派出国的人员，开始亲身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富强，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落后。与清政府派遣出国留学初衷相悖的是，一些人开始思索该如何让中国人也真正的富强起来，他们不满洋务运动的种种做法，开始寻求新的道路。
此时，中国的先驱者们正经历着思想的洗礼，他们积极思考着，开始转向体制、甚至是哲学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关注，中国近代革命最为重大的一次转折在这里呈现，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实用的“器”走向了思想维新。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迫切的认识到转变的需要。这种转变表现在各个方面，经济上表现为发展工商业，提出“商为本，兵为末”，（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进一步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其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也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年被清政府第二批送出国学习的严复较早的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发达的经济和完善的政治还不能是“受人尊敬之国”，只有在文化上“卓越冠绝于全球”，才可称为“上乘之国”。
早期的改良派并没有立刻就认识到文化改革的重要地位，王韬等人提出的“西学”主要指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也就是说他们当时的文化主张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需要大量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直到甲午战争再一次掀起了救亡运动的高潮，改良派在大潮的推动下思想体系逐渐成熟，表现在文化上的“西学”，此时不仅有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成果，也包括哲学、政治、社会、教育、艺术诸方面的学说。康有为提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的主张。甲午战争4年后，康有为在上书清廷的《请开学校折》中，提出“广开学校为最要”。
在这份奏折中，第一次提到了新式“乐歌”课。尽管康有为对如何开设乐歌课有详细的介绍（向日本学习），然而一方面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清政府顽固派对礼乐制度的坚守，1904年清政府被迫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并未把唱歌课正式放入其中。民间的“西学”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却蔚然成风，1899年，日本正式确定接收中国留学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政治文字易学，路途不远等优势成为中国人留学的最佳选择。在留学日本的学子中，有一小部分可能开始学习法律等学科，当了解到日本音乐课和唱歌对鼓舞人心，振奋斗志的巨大作用时，他们转向学习音乐，比方说曾志?。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他发现日本维新以后，日本学校都开设乐歌课。西乐唱歌，能够振奋国民的斗志和进取之心，使国民团结一致。他开始积极提倡在学校开设唱歌课，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
中国民间学校纷纷开设乐歌课，依曲填词的学堂乐歌诞生了。
从中国人鄙“夷”到 “以西为师”，中国的西学东渐路程走了大半个世纪，其中迂回曲折不身处境地无法想象。学堂乐歌的诞生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主选择的。这种选择经历了曲折而艰辛的过程，每一代知识分子对如何发展近代中国，提出了虽受时代局限，却闪耀无比光辉的思想。这些思想推动着中国一步步走向近代化。
参考文献：
[1]钟书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
[2]夏晓红：《晚清的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
[3]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东方出版社，2001年8月版
[4]杨洪承：《废墟上的精灵》，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中国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