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责怪先贤们没有考虑到这些共识的局限性，因为当时没有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危机。我们要把人类共识的每一块基石都翻过来看看，有裂痕的要补上，破碎的要换掉，也许还要从全人类包括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中寻找配方打造新的基石
人类社会需要共识，如无共识，人类社会很快就会在思想纷争中走向分裂。人类社会起码需要形成确保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高层次共识，法律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低限度共识。在当代社会，人们更加重视通过平等的批判性讨论，在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互联网等公共领域，去形成、检验和监督“共识”。
但人类社会真正达成共识很难，尤其是人类社会越多元，达成共识就越艰难。在多元社会中，人们往往重视现实性因素和手段性价值，而淡化理想性因素和终极性价值。所以任何共识都是相对的，都有各种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对共识进行了不同界定。有人明确指出，多元社会无法形成或者无需形成“正义共识”。有人说信仰性共识太高，人类社会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甚至主导性的信仰；而政治性共识太低，人类社会不可能仅靠政治性共识来维持。有人说共识的精义在于“和而不同”，共识的基础源自“共建共享”，共识的逻辑坚守“公平正义”，共识的保障需要“力量均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重叠共识”：人们在承认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态度上却具有共识；人们在承认价值上存在分歧的同时，在规范上却具有共识；人们在承认现在观念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未来目标上却具有共识。
在审美判断上人类社会存在一定共识。有人认为，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强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难形成共识；而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弱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易形成共识。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是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审美判断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者之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审美共识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者共同追求的理想；但在某种文化共同体内部很难达成共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审美判断受到的限制都最小。由于没有功利、概念、目的的限制，在审美判断上就很难达成共识，所以共识往往是限制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重要共识：和平发展与保护环境
和平发展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共识。李三旗先生在《论人类思想的最大公约数》中说：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共识。如果把人类的个体智慧比喻为百岁老人，则人类的集体智慧就像5、6岁的顽童，这便是人类共识的匮乏。人类个体思想如果是一个圆的话，共识便是这些不同心圆的交集部分，这个交集部分就是人类思想的公约数。他认为历经数千年的人类社会，大体只有“和平”能勉强算得上人类思想的一个公约数。能形成这样的共识，是因为上世纪初40年之内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前后造成6千万人死亡，20多亿人口卷入战争。
保护环境以保证可持续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共识。可持续发展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最初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人们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有人认为，恩格斯关于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的论断，和中国“天人合一”的理念多么惊人地相似。无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学等领域的原理和科学对人类而言是多么正确，但只要它与自然规律相抵触，则时间就将证明它最终还是错误的。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类逐渐建立了两组共识：一组是科学、理性、进步，另一组是自由、平等、博爱。人类这些共识在形成时的基本情况是“地广人稀”。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地少人多”，近70亿人挤在地球上。人类用科学、理性和进步这些工具打造出了核武器和环境污染这两把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我们不能责怪先贤们没有考虑到这些共识的局限性，因为当时没有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危机。我们只能一起在达摩克利斯剑下探索新的共识。我们要把人类共识的每一块基石都翻过来看看，有裂痕的要补上，破碎的要换掉，也许还要从全人类包括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中寻找配方打造新的基石。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所有的基石都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其中最大的一块上一定刻着“必须保证人类和人类所依存的环境能延续下去”。
从世界范围看，在国家改革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
当前很多学者呼吁凝聚改革共识，积极推进改革。从世界范围看，在国家改革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也是苏东国家改革的指导方针。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他呼吁走出“华盛顿共识”并超越“华盛顿共识”，所以又出现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转型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
“北京共识”是指主要包括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等三方面内容的中国发展模式。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
尽管“华盛顿共识”具有很大局限，受到很多批判，“北京共识”适合中国国情，取得很大成就，并给世界带来希望，但有人仍然坚持认为，只有按“华盛顿共识”进行的改革才是彻底的改革，苏东国家出现的衰退只是改革进程中的阵痛，中国改革最终要走出“北京共识”而走向“华盛顿共识”。
乔舒亚?库珀指出，中国和印度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而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的代价。他认为盲目地恪守“华盛顿共识”或市场机制，只会导致不稳定、不均衡及不健康的发展。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有扎根历史面向未来的性质和理念。但“华盛顿共识”认为未来会是每个国家都实行市场机制、采取同样政治模式的大同世界。而“北京共识”承认路径依赖的作用，认为国情不同、初始起点不同会带来不同结果。所以“北京共识”更符合世界的真实情况。2010年，乔舒亚?库珀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又提出“共同进化”：强调西方应当考虑中国的利益需求，并由此发展出一个框架，既能体谅中国的核心关注，也能保护西方自身的利益。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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