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0后以叛逆和反抗的姿态、嘲讽和调侃的语调书写青春的无奈，个体在“坚韧的黏网”中的挣扎，展现生命无可皈依的荒谬性的存在困境。这种残酷的极端叙事，恰是对既存秩序和存在的背离、反叛和解构，呈现出当代人普遍彷徨、苦闷、恐惧和忧伤的流离之苦。80后用文学反抗意识形态权力对个体的压制、征召、奴役和剥夺，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语和行动方式和存在方式，但却在无意识中与市场合谋，被现实消费社会收编，显示了80后用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方式的精神及行动的限度。
关键词：80后作家；美学特质；精神症候；写作伦理；反抗限度
80后作为整体登上文坛，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作品中一大批另类人物形象，他们以叛逆和反抗的姿态、嘲讽和调侃的语调书写青春的无奈，把成长看成代表着否定、训诫和惩罚的“坚韧的黏网”，个体成了无边网中挣扎的猎物。80后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他们书写个体生命在各种“门”与“网”中无可皈依的荒谬性的存在困境，是对既存秩序和存在方式的怀疑、背离、反叛和解构，呈现一种“在路上”的彷徨、焦虑、忧伤的流离之苦，展示了一代人的写作伦理，具有非常高的精神高度。但是，伴随着90年代社会多层次分化、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浮出历史地表”的一代，其自身主体性的模糊、文学观念的偏差和世界观的限度，在现实意识形态话语的征召与规训之下，无意识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及市场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妥协同谋的关系，显示了80后用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方式的限度。
一 青春作为一种“反成长”体验之镜像
“人”的观念的发展是“百年文学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和“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人”的形象被建构后就具有自己的命运、思想、行动逻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被“群”、“族”、国家这样的宏大主体所挟持绑架，精英主义者以真理代言人自居，宏大叙事构建的主体神话长期淹没了真实的个人。这种极端压抑为“异类”的青年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文革”中得到了集中爆发，人们体会到了“动物凶猛”与“青春浩劫”。“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这里的“青春”是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青春”，是被意识形态所建构、奴役、规训的青春。
当下中国语境中有一股强大的后现代性，即“主体性的反动”。这在80后作品中有非常明显的显现。他们书写在荒谬存在中孤独个体表现出的无聊、颓废、堕落和无能为力。后现代理论家认为理性主体是“不可能存在之真”，被意识形态和工具理性所控制，“后现代个体将具有某种几乎是无个性特征的生存状态。他将是一个人，但将是一个对时间、行动、后果无足轻重的人，他也不将是一个重视t关怀’的关系或创造性的个体主义的作者。他将如此独立于所有可以认同的寻求真理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他，简而言之，根本就不是主体。”后现代的生命个体，注重此在生命的瞬间体验和感觉，欲望的自我放纵，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取消价值和伦理道德规范，看重当下生命现状和自己当下的需要。
80后的“反成长”小说，叙述和诉求的不是希望和憧憬、结果与结论，而迷惘与迷失，颠覆和解构了传统成长叙事模式。传统成长叙事模式携带着浅薄的理想主义和沉溺现实的乐观主义，是对美德、理性之类既有预设的倡导、认可和宣扬，而个体本真的生命最厌恶的是被教化、被规训、被取消生命的无限可能。“反成长”叙事恰是对既存秩序和存在方式的反思、逃避、颠覆和解构。它书写的是精神的无处皈依，对现实的反抗、叛逆与疏离，个体只承受“在路上”的彷徨、苦闷、焦虑、恐惧、忧伤的流离之苦。“反成长”叙事把传统意义上的“成长”颠覆消解为从纯真、美好退变成肮脏、堕落的过程，是理想和信念的幻灭，是人格的堕落和萎缩，是最后走向不可解决的困境，甚至沦落到死亡或腐烂的悲剧命运的过程。
80后眼中“成人”是异化、堕落、愚蠢和肮脏的。对成人世界虚伪、阴险、丑陋等等的讽刺和批判是韩寒、张悦然、李傻傻等80后作家笔下普遍的主题。韩寒就以“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的荒废”为响亮口号，不愿意承受应试教育，成名作《三重门》的书名来源于《礼记?中庸》，即“礼仪、法度、考文”，把人生成长的过程看成是不断经历“三重门”的多重困境，他以叛逆和反抗的姿态、以嘲讽和调侃的语调书写这个无奈的过程。李傻傻把成长过程看成否定、训诫和惩罚的“红x”组成的“坚韧的黏网”，青春个体成了网中挣扎的猎物。80后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书写个体生命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形而上形而下的“门”与“网”中无可皈依的荒谬性。
处于复杂现代性语境的文化影响中，青少年的“反成长”常常表现为对成人、师长、主流的崇高理想的蔑视、嘲讽、叛逆和消解，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等于反教育与反规训。“反成长”是以“反”的方式另类成长，反的是被社会规则预先安排好的、被期待的成长方式，一切肮脏的丑恶的龌龊的，沉沦堕落于世俗功利的蝇营狗苟的生活方式，宁愿任性放荡颓废自戕自残自杀也不肯最终堕入循规蹈矩的人生窠臼。正是这些叛逆力量在促使着人类自我反思，打破常识，瓦解成规，往往正是这些才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变革能动性的生命力。
二 残酷物语：极端叙事的精神审美特质
在80后的创作文本里，我们看到的是与以往青春文学不同的叛逆形象，他们以青春特有的叛逆、乖戾的气息，进行着一场场拒绝成长的极端叙事，讲述着一段段有关青春的残酷物语。他们以个体为本位，向内深入无意识和本能，向外观照个体所感观到的时空，深入到现实世界的镜像和穿透，更重要的审美品质是高度和锐度。因常采用青少年心理视角，具有私人色彩和真实可感性，拒绝极端理想主义的起点和落脚点，所以能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效果，其“天然的精神高度”源于另类青春锋利戳穿了“人与人一切关系中的任何成规，任何恶劣的虚伪的常规”。
绝境与虚无的悲剧意识：在80后的笔下，充满了永远找不到的自由、真爱、看不到的希望、走投无路的绝境、无法实现的愿望、华丽虚无的破碎等，是“悲伤逆流都能成河”。《三重门》林雨翔被迫退学，爱情没开始也没结局，不能回家也不能出走，因为手里就“十七块钱”，担心“路上饿死”；《悲伤逆流成河》里少男少女花季般的生命最后几乎全部陨灭；《幻城》将人生描述成一场华丽破碎的虚无，那极端美丽而邪恶的生命是造化和命运女巫的游戏；《红x》的男主角辍学，失去爱情，没有前途，最后愤怒杀人逃逸……他们内心对未来也有美好期待，但是“当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如洪水猛兽一般向我袭来，我来不及防备，就被扑倒在地”。于是，只能以有限的消极的“坏”来叛逆和反抗。
“反崇高”和“反英雄”：韩寒多次表达自己对传统审美向度和叙事模式的怀疑、颠覆和解构性，“思想是用来扯淡的东西，小说是用来娱乐的东西”；“只要会写字谁都可以 是作家……文学绝不是我的第一梦想”。郭敬明“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只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认真写字的人。我并没有说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要表达多高深的思想性，或者要展示什么写作技巧。这些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我来说，写作就好像写日记一样，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没有必要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谈。”即使如《幻城》表现高贵和绚丽的生命挣扎，最终还是全部还原成为一堆虚无的破碎。《三重门》的林雨翔自始至终是个非英雄反英雄的懦者，一打架他就逃跑；《长安乱》的“武林高手”是一帮无道德、无神功的庸凡低劣之辈；《赤道划破城市的脸》中男性恋人：“我在他离家出走来到我面前我还穿着拖鞋没有关好家门站在门口的时候我就想对他说，你带我走吧，我知道他一定说好。可是我明明知道，他没带钱，不会任何谋生的手段。他只当这是一次春游。”80后的反英雄从不奢望拯救别人也不幻想被别人拯救，甚至连自己也拯救不了别人，连自己也带不走，他们郁闷不满的时候，没有“说走咱就走”的豪气壮举，只能在困境不远的地方转悠转悠再回来。
反面引路人：80后反成长叙事里，父母师长只会起到反面作用，是导致青少年迷惘、颓废、叛逆、堕落、死亡的因素之一。《誓鸟》里牧师训斥淙淙：“瞧你这个堕落的样子，几只石榴就能让你满足吗?你在虚度时光，你在浪费和践踏。”淙淙就不屑地反驳：“难道非得像你一样才叫有意义吗?我不知道怎么样算是不浪费、不践踏；我只知道，与其如你一样，将一生奉献给一个从未见过、从未摸过的神，倒不如将他奉献给那些可以看可以摸的男人!”《红x》里班主任周飞腾和校长林淑英偷欢时被问题学生沈生铁看到，在周飞腾用“大道理”去教育沈生铁时，沈生铁则一次再一次搞破坏，以发泄自己的压抑和不满，并常常为学校不早点开除而着急：“再不来，我还不如主动退学算了。”《三重门》里到处是反面的家长、老师、学生干部形象，校长是处心积虑而专断粗暴的官僚主义者；教导主任是矫揉造作而虚伪卖弄的伪君子；班主任是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迂腐而愚蠢的傻瓜；语文老师是徒有虚名却无比虚荣的蠢材。那些自以为是的家长和老师，从来没有想过在孩子眼睛里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形象，80后却用自己的笔给出了答案。在他们的笔下，出现大量反面的师长和父母形象，显然并非一种偶然。面对这种现象，师长们难道不值得反省一下自己吗?――到底谁更需要拯救，孩子还是成人?抑或整个时代都生病了，所有的人都需要拯救?
一次性燃烧的青春：小说作为一种虚构与现实的“他者”，是对既存观念和存在的怀疑、反思和反抗。李傻傻说：“我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我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未来是不定的。我只能过好我的每一天。”《草样年华》的邱飞逃学、买醉、建乐队、恋爱，只顾现在，看不到未来也不想看。《北京娃娃》中春树退学、滥性、追求金钱，于她来讲，现在不自由，未来没有意义。《幻城》的释作为幻雪帝国的王，丝毫也不关心帝国的大业和未来。《三重门》的林雨翔看不见未来，面临的只有四面悬崖的现实处境。《红x》的主人公沈生铁的经历，据李傻傻说是他的精神自传，辍学、流浪、偷窃、打架，与李小蓝、杨晓、杨繁母女同时保持性爱关系。80后更关注当下、此在，关注个体的自我、身体的自由快乐，更倾向于痛痛快快地消费，甚至透支未来，颠覆和背叛父辈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阳光下》的雷小刚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地杀死了勤俭节约、任劳任怨、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的父亲，只因他爹不懂得欣赏阳光，只知机械一样运转劳动。他们无法忍受无意义的机械生活。这些年轻的身体在追求性爱、艺术、毒品，自虐般燃烧自己的青春，追求一种“在路上”的新奇、刺激和悲壮。
“青春期的确存在着特殊负担、矛盾冲突和表现机会……他们没有患神经错乱，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很强，足以抵抗各种压力。”80后不是“好孩子”，不向现实屈服认同、不同既存“现实生活握手”，而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地追求个性、自我和创新，开拓自身的生命潜力和能量，发掘和发挥独特的生命价值，也许这才是符合他们自己意义上的“质”的“成长”和“进步”。
三 青春“千千劫”：这一代人的写作伦理
80后书写的是“青春进行时”，我们看到的是青春在时间流逝中历经的一场场“劫难”，他们的书写则是悼念与祭奠。
生命无常的终极悲剧：郭敬明说：“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时光可以留在我的童年，不要飞快地流走。”孙睿感觉则“每个生命都是有其自身价值的，然而许多生命在结束前却尚未实现其价值。他们只是随着历史的车轮社会的脚步，在漫无目的地完成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期间，他们丢掉个性，失去理想，埋葬幸福，丧失自我，甘于平庸，他们只是历史洪流中的匆匆过客”。青年学认为“只有把青春看做必然消失，不断变化和走向否定的东西，它才存在”，“长生不老的青春并不是真正的青春。青春本身不可能永恒的；青春之所以为青春，因为它是不停的流逝着的。”青春的觉醒就是生命意识的觉醒，“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站在19岁，站在成人的门口等待破茧般撕裂的痛。一直以为自己会一直是那个提着羽毛球拍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孩子，会一直是那个和朋友无论男女都勾肩搭背地在学校里横冲直闯的孩子，会一直活在十八岁。一直活在单车上的青春里，永不老去。”郭敬明最喜欢的句子是“一恍神、一刹那，我们就那么垂垂老去”。张悦然说：“成长像一场长久不退的高烧，它让我们变得滚烫，变得晕眩，变得忘了到底要往那里去。”“人生突如寄，忽如远行客”，死亡的终极悲剧是一代代人书写的永叵母题。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被动地被抛在这个世界上，降生和死亡，命运都不会和我们商量，我们对此都无能为力，人之所以会有生命意识，是因为生命不会永叵，所以生命意识也即死亡意识，而对于刚刚觉醒的青春个体来说这种生命意识或死亡意识尤为强烈。
生命的本体孤独：孤独作为个体的在世状态是人类普遍情感，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孤独和孤独的反抗与书写，80后常幻想亲情友情爱情，每一个物质都是一个生命，和他们深情脉脉，息息相通。80后的话语折射着一个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激烈的竞争，高度发达的网络信息，全球一体化，日韩欧美文化的输入和风靡，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文学语境，这些在80后文学中都有明显或隐秘的反映。《天亮说晚安》里“我”内心充满绝望，只能在音乐中寻求刺激和麻醉。《维以永伤》的小男孩敏锐而早慧地洞穿一切，面对神秘而庞大的世界孤独寂寞、渺小无力。80后的现实活动空间那么有限和狭隘，所以他们寄情于虚拟世界，和父母老师的代沟使得他们宁愿面对一面墙，或抱一个小猫自说自话，社会生活的物质化功利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带来更多的孤独和绝望。这种“孤独”常常深刻到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孤独，所以才那么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正如张悦然评郭敬明时说的“他把终年养育他的孤寂种植成一片茂密的森林”。
教育体制的规训之门：对于学校教育，80后最常见的 态度是控诉与反叛。李傻傻说：“无聊的人才上大学。大学的作用就是让不傻的傻，傻的更傻，白痴发达，天才自杀。”孙睿感觉：“大学不是一点儿好处没有，它能洗去人的浮华，同时让人意志消磨，多愁善感，酒量大增。”《草样年华》的邱飞对大学教育充满了极端的厌恶，一次次想反抗。而父亲的劝说却让邱飞看到了父亲年轻时面临同样的困惑以及可笑的妥协。《北京娃娃》在“西x中学”吃着难吃的饭，学“我丝毫不爱的专业”，“同学说天天来上学就是为了他们的老娘，惟一的乐趣就是玩诈金花。”《三重门》、《红x》、《草样年华》、《北京娃娃》等通过“坏小孩”的颓废、堕落、偷窃、乱性、打架、杀人的“反成长”来反抗、讽刺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传统的教育模式与80后的个性相违背，是对自由天性的限制和羁绊，是对创新性艺术性的生命力的规训和扼杀，进一步加重了80后的叛逆、孤独、迷惘、忧伤、困惑的症状。
意识形态的复合强力：意识形态给80后带来的困惑是具体可见的。它是诸种观念和表象的系统，支配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阿尔都塞曾说“意识形态从来也不说‘我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作为绝对性的“大主体”，把“个人”询唤成“小主体”，“大主体”和“小主体”互相承认保证了“小主体”的生成，“坏孩子”无非是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征召和奴役的一群，坏孩子其实也是被建构的，他们选择了边缘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建构。
“语言既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宣言――是说话者具此而思考的范畴――又是对它质疑或推翻它的基地。”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特殊运用，常常以开启陌生化的新空间，打破传统禁锢，创造各种崭新的可能性为立命之所。80后文学以其挑战性、叛逆性、另类性、新异性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各个侧面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无论如何，80后一直在努力用真实的个体本真自由的追求去反抗意识形态权力对个体的压制、征召、奴役和剥夺。
四 青春反抗：文学作为一种行动方式及其限度
80后常常在忧伤中玩味忧伤，在虚无中反抗虚无、在平庸中反抗平庸，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背后是巨大幽深的虚无和空缺。80后通过文学来反抗困境，寻求青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寻求心理慰藉和精神家园。韩寒认为金钱能保证自由，保证文人清高和作家骨气；春树认为成名能拥有话语权，认为“我们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出名”，而且“出名要趁早”，“还得有技巧”的问题。80后用独特的言说方式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向世界昭示自己的独特存在，文学创作就是他们战斗的行动之一。
不可否认，伴随着90年代后社会多层次分化、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浮出历史地表”的80后，自身主体性的模糊、文学观念的偏差和世界观的限度，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征召与规训之下，在无意识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及市场间保持着非常微妙的妥协甚至同谋关系，显示了用文学作为反抗方式的限度。
我们在80后文本中读到的多是《草样年华》的逃学、恋爱，《北京娃娃》的退学、滥性，《像少年啦飞驰》的打架、退学，《红x》的流浪、偷窃。这种创作在80后文本中的蔓延与铺展，甚至泛滥成了一种创作意识形态，这种创作意识形态的泛滥，渐渐弥漫成一种权力，似乎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成了性与暴力的演绎场。而写作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孤独的灵魂叙事，“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度量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80后以性、暴力的演绎型创作，大大简化了一代人的生活经验，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是把丰富的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更是昆德拉所担忧的：“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啮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漩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而小说本该是反抗简化与遗忘，用心呵护“生活世界”与人心的复杂与丰富。
80后创作群体在用文学作为一种行动方式，用青春作为反抗世界对个人的征召与规训的同时，却又在无意识中与现实的消费社会妥协达成和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同谋的隐秘存在。80后大多在市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韩寒、郭敬明甚至登上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但是，他们在利用市场来取得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依恃所在的同时，也被市场这个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所规训与收编。性、暴力、游戏、脏话等在他们的创作中的反复演绎甚至成了一种创作的经验意识形态，各种另类的或故作另类的故事装上各种流行元素被包装成精美的文本大行于市场，被大众热情地消费着，写作与消费市场合谋演绎着一曲甜蜜的合唱，未尝不是他们与消费社会达成秘密和解的痕迹所在。这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因此，个人的本能冲动不必受到压抑，他们的那种使行为服从于快乐原则的倾向，也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一个“受到监控的”社会已经为一个“自动监控的”社会所取代。
面对着消费社会的到来，面对着市场资本逻辑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个人在现实面前是渺小无力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如何坚定我们的精神力量与实际行动，阻止消费社会把我们变成技术和欲望的奴隶，以保持自己真正的独特的言说方式向世界昭示自己的独特的真实的存在。
注释：
①朱栋霖：《比较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江苏社会科》2000年第2期。
②钱理群：《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③蔡翔：《主体性的衰落》，《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④[美]波林?罗丝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⑤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⑥[英]J?C?考尔曼：《青春的本性》，杨新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7页。
⑦[罗]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与青年学》，陆象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⑧[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⑨[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张耀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⑩[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1)[美]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25页。
(作者单位：郭彩侠，上海大学文学院；刘成才，南通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成果，项目编号：09BZ014：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XIOB_02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