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凡是被鲁迅批评过的人物，我们都在心里把他打入了黑名单，称之为“反动文人”“走狗”。如果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他们观点的反动，那称他为“帮闲文人”。但是，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发现鲁迅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的言论并不都正确，被他批评的人也不都是坏人，遭到鲁迅多次讽刺的杨荫榆女士就是一例。
好多年以后才知道，杨荫榆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本来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不幸全被女师大风潮抹杀了。说起来，杨荫榆与鲁迅的遭遇还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深受封建包办婚姻的毒害。不同的是杨进行了坚决彻底的反抗。在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对方竟是个愚蠢无能的低能儿，和自己没有半点共同语言。而且这位蒋姓少爷长得也极丑，据杨荫榆的胞兄杨荫杭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杨荫榆怎能忍受这样一桩荒唐的婚姻！性格倔强而有主见的她以那个时代罕见的勇气进行了大胆而彻底的抗争，在当地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新婚之夜她撕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一早就毅然返回家中。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惧怕，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由于杨荫榆的坚决态度，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终于告吹，而这时的杨荫榆只有十八岁。从此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有结过婚。
女师大风潮后，杨荫榆回到苏州的兄长家。此后十多年，杨荫榆先后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这一时期的杨荫榆，孤独寂寞，没有朋友，只是与猫狗做伴。她渐渐变得有同情心，帮助学校里一个叫“怪物”的学生。这个学生喜欢别出心裁，引人注目，学校要开除此人。她说这样会影响这个青年的前程，最后，竟然为此事而辞职了。这与她在女师大整顿学风开除学生时的情景，大大的不同了。 可见，后来她已经反思自己当年在女师大的行为。30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一所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这是一个专门招收已经参加社会工作，但在学业和文化上需要进一步深造和提高的女子，这类似我们现在的继续教育。此外，该校也招收一些想读书但无力入学的女子，类似我们现在的“希望工程”或“春蕾计划”。学校教授国文、英语、数学和家政等基础应用知识，旨在培养青年女性服务社会的能力。但她的善举并不顺利，如此功德无量的好事，却遭到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他们将此事和发生在十年前的女师大学潮相提并论，指责她是“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以致学生退学、教员退职，正常的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苏州陷落。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杨绛对此回忆道：“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对于杨荫榆的死，还有其他两种版本，一是反抗日军强占自己房产说，二是保护学生说。反抗日军强占自己房产说起源于《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的一篇文章。诗人杜兰亭（字水因）有《饮河轩诗词稿》传世，其中记到杨荫榆之死。这位杜老先生，无锡人，杨荫榆的同乡，1906年生，早年参加中共地下组织，1937年冬日寇侵入上海与无锡苏州一带时，曾亲历其痛。当时数有诗记其事，长诗《哀榆曲》即记杨荫榆事。诗中有句云：“城市山林小筑新，鹊巢自古恨难伸；飞飞一对堂前燕，犹向当筵觅主人。旧主杨家女学士，军门怒去争情理；捋须虎口语铮铮，却得胡酋声唯唯。奴隶如何有主权，回头性命片时捐；淙淙桥下清波浅，凄咽声嘶说可怜。铜驼荆棘悲如许，彤管何人传烈女？白发侯生洒泪书，空垅吴季伤心语。”《哀榆曲》序云：“吾邑杨荫榆女士，卜筑苏州，敌酋占其居，杨不服，竟遭惨杀。侯先生病骥为文记之，吾又于吴先生迅如处闻悉杨平生行事，有感其人，为作《哀榆曲》。”
杜兰亭此诗作于杨荫榆惨遭杀害后不久。据此可知，杨荫榆之死，是日寇占了她的房子，她愤而去找日军头子论理，竟遭枪杀。此为当时人所传，杜先生不但闻说其事，而且得读侯病骥先生详记其事之文，又从吴先生处闻悉杨平生行事，所记当确。看来，当时在国外的杨绛所闻未确。
保护学生说起源于苏雪林。她在《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一文中说：“数月前一位旧同学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说：‘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已于苏州沦陷时殉难了。’死的情况，她没有说明白，因为这消息也不过从苏州逃难出来的朋友口中听来。只说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为了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皇军’进城，当然要照例表演他们那一套烧杀淫掳的拿手戏，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敌人老羞成怒，将她乱刀刺死，所有女生仍不免受了污辱云云。……前日高君珊先生来嘉定看朋友，谈起荫榆先生，才知道她是真死了。不过并非死于乱刀之下，而是死于水中。是被敌军踢下桥去，又加上一枪致命的。她的尸首随流漂去，至今还没有寻获。死状之惨烈，我想谁听了都要为之发指，为之心酸的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荫榆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虽然做校长后她的学生不能理解她。由于女师大风潮中结下的梁子，同为教育工作者的鲁迅一直对她深怀敌意， 这种敌意的根源是否与杨校长要开除包括许广平在内的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有关？但愿我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表述，也只是一面之词。当时在场的人士李四光在1925年8月22日《现代评论》上写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在那篇文章里，李四光写的与鲁迅写的相反。他说学生们情绪非常激动，围堵住杨大肆辱骂，杨在巡警的保卫下逃出门外，但还一面吩咐，“无论如何不准动手。”综观事件经过后，这位自然科学家不禁发出感叹“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便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李四光与杨荫榆为泛泛之交，且与北师大没有利益冲突，而当时“驱羊”运动首领却是许广平，鲁迅又是杨前任许寿棠的好友，许聘请他做北师大的兼职教师，到了杨时，觉得学校里兼职教师太多，想要一律辞退改聘专职的，才引起反弹。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李四光的话更为可信。
这里还要说一下开除许广平的事情，当时杨为什么要开除她？因为许思想激进要加入国民党，而杨对党派之争表示反感，认为学生就应该专注于学业，不要被政党利用。作为校长，她也是为学生好。当时的政治局势那么复杂，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杀来杀去，年轻女孩的确不适合这种场面。许当时在同学中积极发动，又组织运动，她自然视其为“害群之马”。可是许广平自己后来到广州教书时，不一样大骂参加学运的学生为“反动学生”？而杨荫榆从来没有把学生当成“反动分子”，她只是为学生考虑，不想让涉世未深，思想单纯的学生参与政治，以免被人利用。她开除许广平等几个学生是因为她们闹得太凶，如果不整治，将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可以说她们闹到了视校规校纪为儿戏的程度。最严重的时候，在杨荫榆邀请外人来校演讲时，她们公然冲上主席台要把杨这个校长轰下去。这种情况下，杨是必须有所动作的。
对于杨荫榆对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贡献，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她要开除的许广平也是对她当校长以前的行为佩服有加的，许女士回忆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和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再回到女师大风潮上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杨校长也挺难的。在那个时代，女人能受教育已经不错了，能当校长那就更不错了。但是，这个校长可不是好当的，虽然有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学校内部派系林立，鲁迅等教师里的名流都是前任校长现任政务主任许寿裳请来的嫡系，杨校长的压力可真不小。也许是看着女校长好欺负，校长开除个违纪的学生都不行，而且是“假借评议会的名义”，是集体研究决定。当然也怪她不会来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什么非要给别人留下把柄？女人当校长本来就让人不服，再加上碰到刘和珍许广平那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学生和鲁迅那样牛气烘烘的老师，她的处境确实不妙。鲁迅是何等人物，当年与甲寅派斗争时他可是坚定的“打虎派”英雄，章士钊他都敢碰，况小小的杨荫榆乎？我觉得杨校长是个女强人，个性比较要强，这也是最后遭遇不幸的原因。她这种人是不肯轻易向谁服软的，窃以为这也是她不能与鲁迅等搞好关系的原因之一。杨校长在政治觉悟上是没问题的，章部长大可放心，但是其工作能力却不敢恭维。后来，章部长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最后他一定把肠子都悔青了。
在评论女师大风潮时，众多论者都把风潮原因集中到杨荫榆的教育理念上，这是用“革命”的观点来评论过去的事情。这种观点是没有站在校长的角度思考问题。在那个时代，作为一校之长，自然要强调稳定，更何况是女校？正如有的专家提出的那样，反对学生动辄上街的办学理念是当年几乎所有负责任的教育家的共识：胡适、蒋梦麟、蔡元培，甚至是学生领袖出身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后来都对自己年青时的行为乃至五四学生运动领袖的身份作过真诚而且深刻的反省。杨女士的悲剧在于她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又缺乏变通技巧，在反对学生行为的同时缺少同情式的理解；而且与前面的前辈相比又资历太浅，这一方面不易于得到学生们同情的理解，也减轻了学生们反抗的阻力。从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妥协与沟通，导致互不让步，再加之北洋政府的凶残以及极度低能的危机处理能力，其后果是局面失控，一发不可收拾。现在看来，杨荫榆没有错，动乱的年代，谁又能分清是非呢？作为学校，是教授学生知识的地方，还是学业重要。所谓“驱羊”有些极端了，而女学生、女孩子去搞那说不清的政治，作为校长，阻止并没有错误，反是一种爱护。
杨荫榆不让学生参与政治完全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她个人并不是那种明哲保身的人，她后来的举动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让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过问政治，结果自己还是死于政治，这不是绝大的讽刺吗?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大家的事。待到亡国的时候才过问政治不是太晚了吗?这就是杨荫榆给我们的启示!
我忽然觉得如果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考虑，杨荫榆是一个社会上的好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她当校长时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只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被我们称为“反动政府”，她便跟着落尽骂名。身逢乱世，人心不古，杨校长虽然尽心竭力，但最后还是落个黯然回乡的下场。回想起初上任时踌躇满志的情景，杨女士在离开女师大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现在，对于那次风潮，我们只听到鲁迅一个人的声音，杨荫榆的声音，甚至包括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内的“保杨三勇士”的声音我们都很少听到，这严重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在应该还原历史真相的今天，相当多的鲁迅崇拜者们却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历史澄清和反思。他们只会用作家化的语言进行宣泄而拒绝任何条理化的理性反思。
――如果鲁迅在世，他也会替这些人感到悲哀的。
责任编辑 卓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