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已有的生态维护都是从具体文化出发所做出的。生态安全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不同民族对生态理念内涵的界定也因文化而异，以至于我们所今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也需从具体民族入手，对其传统生态知识进行发掘与整理，激发当各族人民对自己拥有的传统知识的自信，不断地提升该区域生态知识技能，充分地发挥该区域各民族生态知识价值，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
关键词：全球化；人类；生态维护；生态理念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0805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湖南省民族学研究基地项目(05JD28)
作者简介：罗康隆（1965），男，贵州天柱人，博士，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邹华锋（1986），男，湖南永州人，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硕士生。
一、引言
所谓生态理念，实际上是指以人类为中心或主题对其生存环境中的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及本位文化视角上的认识评价。人类之所以形成生态理念，这是因为“生态需要”是人类生存条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之一。也就是说，人类除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外，生态需要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同样不可缺少。为此，生态需要成了人类生态理念形成的重要基础。
生态理念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因文化背景和习得来源的差异，在意识形态上所反映出来的生态理念必然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存在着民族的分野，各民族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民族文化不同，形成的生态理念也就各不一样，因而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生态恢复方式也会很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地理学家和生态学家开始注意到了具体民族对生态利用的文化差异，进而注意到了人类的生态理念也具有文化属性。他们的这些进展是以人类生态学的名义展开的。下述两项近期的研究结论，可以代表这种新的认识水平。“重视文化背景条件是人类生态学对认识人地关系的一大贡献。要了解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就必须认识人类社会系统。环境和资源是从文化上来定义的，文化作为一种中介，影响到环境社会相互作用的性质。土地或资源利用并非仅仅由竞争来决定，而是受各种人之价值观念和态度的影响。”[1] 同时，他们也和周围的环境及动、植物保持着一种精神上、象征上和宗教上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则因社会形态的不同，如狩猎采集群落和农业或游牧社团等的不同而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别，其社会结构本身及其运作功能均完全取决于该社会群体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2]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结论各有侧重面。前者是从共时态的角度去加以描述，后者则是从历时态的角度去加以描述。把两者结合起来，人类社会不管是共时态还是历时态，都存在着文化的分野，而不是以一个无差别的群体去对地球生命体系造成影响。既然文化不同会造成对地球生命体系中生命产品的利用方式和对象不同，那么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人群对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产品的认识和评估就会呈现明显的差异。由此看来，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不同民族对生态环境的开发和保护利用的理解、对生态理念内涵的界定也会因文化而异了。
二、全球生态理念的提出
人类提出全球生态理念，无疑是当代生态维护中最根本的进步。原因在于，人类尽管经历了300多万年的岁月，但难以意识到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功与辉煌，仅是地球生命体系中的一个附属部分，人类社会仅是地球生命体系的着生体。因而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早年的哲学家冥思苦想希望确立人在地球上的定位，但他们提出的那些命题在当代看来都显得过于狭隘了。人类最终才认识到他仅是一个普通的宇宙产物，不仅无法主宰这个宇宙，就是连全面认识这个世界还尚感欠缺。[3](P17)这种欠缺在生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人类能心平气和地正视自己的位置，重新估价自己存在的价值，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才取得的认识突破。就是这一突破，就足以抵消当代生态维护中的一切弊端，它足以推动人们重新开始调整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关系。
与古代人被封闭在狭隘的民族生境圈内，谈论生态维护很不一样，当代人谈论生态维护可以从全局的宏观视角去审视生态问题。当然做到这一点也经历了不短的岁月。“文艺复兴”运动刺激起来的航海热和探险热第一次让人们围绕地球转了一圈，从而意识到自己所处天地的有限性。于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人类开始了广泛的分门别类的知识积累和探索，最终发现，即使对这个有限的地球，人类的认识还差得远。可是就在这一时期，发达的工业类型民族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经让这些民族陶醉了。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欧洲中心主义被推销到了全世界，[4]由此而引发的思索也随着工业文明的兴旺发达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但这种思索还没有等到形成定论，生态危机的冲击已经让全人类为之震惊了。
“文艺复兴”以后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学科门类分化过细，相互之间又缺乏交流与沟通的可靠手段，因而妨碍了人类从全局把握自己所获得的资料，从宏观的视角思考人类社会存在的价值，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在于使世人难以正确理解人类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依存关系。这样的学科体系其价值当然不容否认，但它的局限我们也不应当掉以轻心。当世人一个个陷入具体的学科牵制后，他们的本意总是想探讨普遍性的真理，但他们的实际研究活动却总是局限于早就限定好的圈子内而无法超脱。按照这种学科体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探讨被完全的隔绝开来，实际上，两者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无限世界中的两个组成部分。
直到20世纪中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才迫使人们注意到突破这种人为学科框架的必要。在这些问题中，生态问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罗马俱乐部”最先注意到物质和能量运行的耗散性，进而注意到人类和生物圈需要在耗散的物质和能量流中截留物质和能量才能得以存在。于是物质和能量通过耗散而达成的终点就必然是地球生命体系和人类的终结。这种世界末日的观念最先引起的是恐慌，不少学者纷纷指出，这是一种悲观论的思潮，[5](P209)它有可能使人类的自信和自尊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于是各种折中性的见解也陆续推出，并影响到人类社会对生态问题的认识。
当代社会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尽管由来已久，但将这一问题推到人类面前时，人们还是一致认定这是自己不加节制，过分暴殄而遭致的报复。于是，“人类中心论”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被引入学术界，激进的学者们都呼吁抛弃“人类中心论”，将人类作为地球生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审视生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建构生态文化的理念。[6](P240247)但他们所称的文化显然不是民族学家所熟悉的文化，而仅是从观念出发并需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同一文化。能正视人类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但要凭借在头脑中形成的这种“文化”去规约一切人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空想。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人类中心论的实质，以免被眼前的争论弄得无所适从。
人类社会只能依附于地球生命体系，这一点不假，但人类是有意识的，而且这种意识是具体化了的，并由具体的文化去规约的。相反，地球生命体系尽管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但它本身并没有意识，它仅是按自然规律行事。你说它好还是说它坏都无关紧要，它从来就不希望成为什么中心。既然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在意识上本身就不具备同一性，提出谁为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7](P95)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维护生态环境为的是人类自身，也只有人类才能够发出维护的行为，担当起维护的职责。人类爱惜地球生命体系与爱惜自己的用品并无质的区别。每个人对自己的用品当然会有偏爱，有不同的利用和维护办法，各民族的生态维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每个人对自己用品维护的扩大化。当然，生态环境这个用品大得无限，维护起来比任何身边的用品都麻烦得多。但说到底，进行维护并考虑维护的效益，只能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出发。而人类的需要是靠具体的文化去满足的，因而生态维护也只能从具体文化出发。这乃是生态民族学提出的认识基础。不言而喻，在生态民族学中既不需要去建构全人类统一的生态文化，也无需去批判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需要的仅是如何将不同民族的具体生态需要和生态维护活动协调起来，以便求得最佳的维护效果。生态民族学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走向了成熟。而做到这一步，其实正是当代生态维护已有成就的总和。
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欧洲中心主义在当代社会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当代生态维护的重要障碍。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工业文化中心主义，这一观念与民族学的基本立论完全相左。民族学主张任何民族文化的价值都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具有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客观基础和需要。[8]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是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去观察自己所接触到的世界，与其他民族交往时，只要不谋求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那么每个民族关起门来将自己视为“中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并无大碍。事实上，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民族学将这种思维定式，统称为民族本位偏见。[9]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中心主义虽然也发端于民族本位偏见，但它所代表的工业文明价值体系已经通过各式各样的话语霸权，而推销到全世界，诱使甚至迫使其他民族接受，这就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观念完全对立了。它所造成的直接生态后果必然是对地球生命体系的一次大掠夺，从而给整个人类造成全局性的生态灾害。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民族谋求霸主地位和中心地位并不是新鲜事，但每一次这样的争霸活动都诱发了严重的生态灾变。[10]因为各民族生境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正是在这种争霸过程中扩大化和叠加起来。所幸的是，历史上的这种争霸仅是区域性的，没有波及到全球，而且主要是在直接的物质层面上展开争霸和角逐。各民族的价值观所受到损害远没有今天严重，因而不会出现当代意义上的全球生态危机。欧洲中心主义的泛滥则不同，由于它依托的是工业类型文化，所能动员的物质和能量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它的泛滥开始具有了全球性的倾向，加上现代传媒系统的作用，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严重损害了并存各民族的价值观，从而使得各民族生境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偏离的扩大化和叠加完全失去了控制，这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症结之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从相对主义文化观出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任何一个工业类型民族维护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最先进、最伟大的民族也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既然承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有价值的，也就没有理由将任何一个工业类型民族排除在外。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批判欧洲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而是反对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会直接导致生态灾变的酿成，损害文化的多元并存格局，摧毁人类维护生态环境的全部努力。只有不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当今世界上的各民族才可以协调一致地去处理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看到，赋予人类全球性的宏观生态理念是工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生态维护做出的最大贡献，但欧洲中心主义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而被强加于人则是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祸根。这两个命题表面上有矛盾，但实质上却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正是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泛化和一体化，才酿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只有在这样的危机中，才使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一致猛醒，从而获得了宏观的全球生态理念。肯定工业类型文化对生态维护做出的贡献是一回事，剖析工业类型文化在生态问题上所犯的过失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容相混。
三、当代生态维护的新起点
在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推动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也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污染物，直接影响甚至威胁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为此，许多发达国家在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积极努力。
英国政府多年来就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各种努力，如2007年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一是立法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英国政府2007年11月正式公布的《气候变化法案》中，为今后50年的气候变化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和目标。法案规定，到2020年，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6%至32%，到2050年减少至少60%。二是立法禁用塑料购物袋。2007年11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33个区政府通过了一项私人法案，提议禁止商店提供免费塑料袋或向每个塑料袋使用者征收10便士税（相当于1.5元人民币），以此鼓励商家和顾客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三是建设生态镇。继英国“西格马”住宅建筑公司在2007年6月推出一套新型生态住宅被授予为目前英国的第一张“零排放”住宅证书后，2007年9月，英国首相布朗宣布，该国家将在2020年以前在全国建设10个生态镇，每个生态镇可容纳1万至2万户住户，这些生态镇的住宅必须实现低碳和无碳排放目标。如今，英国政府已经收到了50份开发这些生态镇的申请。四是为房屋节能进行“绿色评级”。2007年4月，英国政府颁布了“可持续住宅标准”，对住宅建设和设计提出了可持续性新规范，其最大特点是节能环保。在具体操作层面，政府11月宣布对所有房屋节能程度进行“绿色评级”，分A级―G级7个级别，A级为节能效果最优，G级为节能效果最差，并颁发了相应的节能等级证书。五是家庭垃圾“按量计费”。从2007年5月起，英国政府就公布了废弃物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更多优惠措施鼓励家庭减少废物、扩大废物回收范围、提高废物回收率、提高垃圾税等。随后，11月英国政府又宣布，允许5个地方政府试行鼓励人们减少、回收和循环利用废物的计划，对家庭垃圾实行“按量计费”。
在加拿大，从班芙国家公园的建设中我们看到是合理规划和有效管理成就了加拿大的生态文明。在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划方面，其采取的措施有：一是立法先行，权责分清。班芙国家公园过去曾一度处于开发混乱的状态，自然生态的急剧恶化已经引起了当地居民和环保人士的抗议。为此，加拿大政府在1930年时就颁布了《国家公园法》，之后又在不断修定完善。到1990年，政府又颁布了《加拿大绿色规划》，将国家公园的环保工作纳入到国家整体环境保护的综合性系统规划，提出把加拿大12%的国土作为保护空间，到2000年，国家公园系统的建设已经完成，使加拿大野生动植物的健康和多样性得到维护与促进，而且历史遗产的纪念和保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二是树立“三大理念”，制定“五项规划”。加拿大政府在构建生态文明时，所提出的三条基本保护理念是：生态完整性、纪念完整性和可持续发展。而所谓的“五项规划”，则主要包括系统规划、管理规划、自然资源管理规划、服务规划和行动规划。
生态理念对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而言，由于所处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彼此的立足点和建构的发展目标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从自己所研究的学科出发对新的生态理念的建构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南京师范大学陈君博士认为，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带来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不仅使经济的增长难以为继，也使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因此，人类的生态理念必须转向一种新的文明，即以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协同进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而这些生态文明的特征则体现为物质生产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社会制度生态化。他提出实现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有两条：一是改进生产工艺，倡导清洁生产；二是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建立合理的消费观念。[11]
南开大学的李祖扬等学者认为，在人类文明所经历的四种历史形态中，不同文明形态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具特点：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匍匐在自然的脚下；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社会生产虽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对自然的超限度开发又造成了深刻的生态危机；只有到了生态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去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他们认为，要构建新的生态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做一些必要的努力：首先转变观念，建立正确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社会发展观，是建立生态文明的重要前提；其次，针对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核心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针和政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再次，在全社会树立和普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制观念和伦理规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12]
苏州大学的方世南教授等人认为，由于生态环境的危机是由市场和政府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所引起，因此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而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文化是制度之母。生态危机实质上反映了人文危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需要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革命。面对全社会的生态文化建设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中尤其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出路在于生态环境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创新，只有围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设计的制度，才能发挥有效地规约人们的行为，使之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作用。[1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新的生态理念构建应当立足于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去完善。在这一点上，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学者做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如罗康隆教授认为，在一个区域生活的民族为谋求其生存，在千百年来形成的与其所属生态系统相适应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能有效规避该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当把它投入到该区域的生态恢复建设中，并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当地的生态建设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价值。[14]该所的杨庭硕教授认为，21世纪的生态环境保护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加以完善。一是发掘利用当地各民族传统的生态智慧与技能，然后以此为基础筛选与之匹配的科学技术手段，推动现代科学技术与地方性知识的接轨，诱导相关民族进行文化的再适应，靠文化的正常运行去逐步消除人为的生态灾变。二是引导生态灾变区的各民族群众学习和借鉴适应于灾变后的生态系统资源利用办法和管理模式，实施文化要素嫁接以改变不适应的生计方式，靠文化的运行去消除认为生态灾变的负面影响。三是优化民族杂居的格局，鼓励多民族杂居以实现资源的多种利用方式并存，在族际文化的制衡的运行中相互依存、互为制约，进而推动受损生态系统在文化运行中逐步得到修复和发展。四是强化资源管理，使用多种手段促进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15]在其生态人类学研究实践中，杨庭硕教授非常注重文化因素对于人类生态的适应与制衡功能。在《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水资源供求优化》一文中，其指出，正当我国水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理清民族文化与生态系统间水资源供求优化的机制，尊重、发掘和利用我国西部各民族文化优化水环境的潜能，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6]
20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生态难题十分复杂，其中较为集中体现为各种能源的超负荷利用和有毒“三废”的处置无法得到科学的解决，这是资源利用方式趋于单一化的恶果，而资源利用方式的单一化则是由于原有文化制衡在解体后新的文化制衡格局尚待建构的过渡时期必然伴生的状况，而人类历史上类似的状况曾多次重演，只不过具体的内容和波及的范围与当代略有不同。21世纪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目标仅至于缩短这个必经的过渡时期，加速新兴文化格局的定型，为此生态人类学需要分析发现当今强势民族的文化运行弱点帮助弱势民族获得更强的延续能力，借助文化的诱导重构和文化要素的嫁接，推动强势民族资源利用方式的多元化，利用各民族资源利用方式的客观差异，引导各民族在资源利用上的互补和互惠，利用文化的差异引导不同民族以至社会调适的无限扩大，集合各民族潜在的生物适应机制，从积累下来的“三废”中开发新的再生资源，实现“三废”治理和资源利用的有机接合，凭借对人类已有文化的系统把握，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生态人类学成为21世纪人类面对生态困境时科学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
对于生态维护的艰巨性及其当代生态维护中的众多失误，上文已经做出了讨论，但与此同时，工业类型文化也给新的生态维护铺垫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人类社会有可能高起点的去应对艰巨的生态恢复问题。
工业类型文化带给了人类社会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样的财富对地球生命体系而言会构成各种冲击和扰动，但由于人类种群具有两重性，因而可以将这些财富应用于生态维护之中。在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人类社会以前，尽快地消除已经露头的生态灾变，建构一个世界各民族都可以接受的生态安全体制，使生态维护职责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民族，由每一个民族分别完成其具体承担的生态维护责任，同时建构起全人类的泛化生态维护框架，确保每一个民族的生态行为协调一致。
工业类型文化为人类社会建构了高效便捷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以将全球发生的事情在短时间内纳入观察的视野。这是保证泛化生态维护协调有效与起码的物质装备。利用好这一系统，全球生态安全的监控将成为可能，这对于建构有意识生态维护的体制显然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不过，它仅是物质装备，代替不了对各民族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的具体认识和把握。突破信息隔膜，完成各民族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的沟通与理解，这是生态民族学具体要完成的研究任务。
工业类型文化出于分割市场的需要，建构起了一系列的国际协商机制，尽管这些机制无一不打上特定民族文化的印记，其运行的实效也大可怀疑，但这样的沟通机制毕竟给全人类提供了一个相互阐明观点和思想的场所。利用好这样的场所，对于强化各民族在生态维护中的协调机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近年来通过《里约热内卢宣言》、《京都议定书》以及联合国有关抑制军备竞赛的决议，等等，尽管很难在短期内彻底生效，但至少让世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并提供给人类一些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与生态维护相关联，因此这样的沟通机制对全球的生态维护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可以吸引全球各民族的广泛参与。这是泛化生态维护必不可少的先行步骤。
最后，工业类型文化所驱动的现代科学研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比丰富的知识库藏，帮助全人类提高了对地球生命体系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还远远不够，但它毕竟是建构今后泛化生态维护体制的理论基础。工业类型文化还给全人类带来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只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技术的适用范围，那么这些技术在生态维护中就大有用武之地。有了这样的科学技术，再加上各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泛化的生态维护才可能做好。
总之，工业类型文化产生后，对全球的生态维护,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造成了众多的失误。现在已经到了清理这些失误，从头开始着手全球生态维护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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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粟世来)
On the Concept of Eco-prot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LUO Kang-long,ZOU Hua-f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ics,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t concepts of eco-protection all start from concrete culture.Eco-safety is a cultural concept,and different nations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have diverse understandings to the concept of ecology.The present study of eco-anthropology should also start from concrete nation,exploring and sorting out its traditional eco-knowledge,reinforcing their confidence,promoting their regional eco-knowledge and eco-skill,fully playing the value of eco-knowledge,and effectively utilizing and protecting regional eco-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