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打字用的都是“搜狗拼音输入法”，但对于“搜狗拼音输入法”中是否存有“王跃文”名字的词条，却还是没信心。尽管王跃文作品总是很畅销，影响也大，但这个湖南作家与我们通常所谓的主流文学还是有些距离。尤其是其官场小说代表作《国画》曾被禁止再印。有段时间甚至导致评论界对他的创作也很少关注，评论态度似乎也有些遮遮掩掩。抱着试试的心理，输入了“王跃文”名字的拼音，结果有“王跃文”词条!看来真正有实力有影响的作家还是不会被忽视。
写这篇关于王跃文与《国画》的文章，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过好几次触动的。
先说不久前的一次触动。
我去武汉参加湖北作协举办的首届业余作家高级研修班活动。在南宁吴圩机场候机时，由于有时间，便去候机厅卖书处翻书，便看到了―个被装饰得很醒目的文学畅销书广告牌，上面开列了10部小说。我一看这些作品名字就不禁哑然失笑，真个是“欲望书写”大流行的证明。畅销作品总是反映了当前大众的一种阅读倾向或者说文化消费状况，我就将它们抄了下来。这里不妨按广告排列的顺序将这10部小说搬弄于此，让读者也一乐。它们分别是：《二号首长》、《省委班子》、《富豪俱乐部》、《北京致命诱惑》、《国画》、《官人官事》、《穷人肉体富人床》、《地方官》、《盗墓空间》、《高层饭店》、《我的老干生涯》和《闷骚》。
我的第一感觉，当然只是“顾名思义”。因为很可能这类“欲望书写”有很深刻的社会思考。这10部小说中我只读过《国画》，至少这部官场小说的现实思考是相当严肃的。关于《国画》出版情况，我在湖南时曾经问过王跃文。由于当时《国画》还不能重印，市场上泛滥的是盗版本，王跃文也只能苦笑。现在它又重新成为畅销书，我也确实为作者高兴。上了飞机后，由这种高兴，我很自然的又想起了一年前的一次“捡报纸”事情。
2010年寒假，我回家过春节。一次在校园体育馆旁边散步，偶然看到地上有份不知谁丢弃的旧报纸，是2010年4月9日《体坛周报》。我喜欢看体育新闻，随手拾起想翻阅一下，一看上面竟有王跃文的一篇随笔，题目叫《(国画)十年，愤怒的高尔夫》。当时一看题目就有些奇隆：《国画》怎么与高尔夫扯上关系啦?待读完随笔才恍然大悟，王跃文其实是在借题发挥。文章从《国画》描写官员们打保龄球的事情谈起。十年前打保龄球还是人工计分，但即使如此，那个年代一般人也玩不起保龄球，主要还是属于官员与富人的娱乐。而如今的富人们早已不屑于玩保龄球了，高尔夫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娱乐。高尔夫球场占地面积的巨大，以及地理位置的环境优美，那确实是富人们才玩得起的。很显然，作者感慨的并不是一两种健身运动在中国的变化情形，而是通过这种变化来审视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和资源占有等社会问题。依然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据出版界业内人士估计，《国画》盗版本至少在200万以上。出版社和作者本人当然都蒙受了不小经济损失，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国画》所描述的问题，在这十年中依然非常严重。如果说当年《国画》被禁确实没什么道理，明显是思想僵化的草木皆兵，而其开禁是一种文化环境宽松的体现，或者说有关部门领导也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确实也需要反腐文学，那么《国画》的坎坷命运其实也成了一种值得总结的教训与启示。
我很早就买了本《国画》。后来《国画》不出了，有朋友要借看，就借了。后这位朋友又转借他的朋友看，他的朋友可能再次转借，反正借来借去，最后不知去向。也因此我手上就再没有这本书了。从《(国画)十年，愤怒的高尔夫》所讲的时间推算，《国画》应该是1999年或200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于畅销，当年就重印了5次。记得当年《文学报》还专门发过有关《国画》的新闻，登有作者采访和作者的创作谈，当时评论也不少
我关注《国画》命运，除了对一部优秀作品的喜欢，当然还与我和作者相识有关。王跃文小说是早就读了，但在湖南好几年都没见过面。而初次与王跃文见面，则印象很好。
那还是2006年11月份的事。当时中国作协、湖南省作协和花城出版社在北京中国作协驻地联合召开陈启文长篇小说《河床》研讨会。由于三家联合，北京评论家又多，湖南省作协就只去了几个人，有作协党组书记龚正文和作家水运宪等，也叫上了我。王跃文当时是湖南省作协创研室主任(现是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了)，开湖南作家的讨论会，他当然要出面，也是责无旁贷的分内事。但说来好玩，他出面不是以“领导者”身份，而是不折不扣成了个“跑腿”的。这也是责无旁贷：龚正文是带队的，水运宪是老资格作家，而我是高校教师(高校老师参加省作协文学活动，不仅属“编外人员”，在作协看来也总是带有客人味道)。这种情况下，虽然身为著名作家，王跃文也只好充当办事员角色了，所有“跑腿”事也都是由他来处理。至少我的来回票(去是坐火车，返程乘飞机)都是他直接与我落实的。出发时也是他跟车到湖南师范大学来接我。在去时的火车上，由于下午5点就上了车，我们几个打扑克混时间，他则去车上餐厅安排大家的晚饭，负责点菜。王跃文原在政府机关工作了好些年，办理这些具体事物当然有些经验。不过他不仅相当负责，还总是乐呵呵的。王跃文是“60后”作家，但显得很年轻。当时给我印象就是：一个非常智慧但又朴实厚道的湖南小伙子。
最有趣的还是达到北京火车站时的一个小插曲。
我们达到北京新火车站时是清晨。中国作协派了车接，接我们的一个年轻人和司机已经在出站口等候。大家见面后，自然要寒暄和介绍一下。开车的师傅是个50多岁的说一口地道京腔的老北京，互相介绍时，能说会道的师傅对我们这些人都很客气。都是初次见面，当然也只能客气而已。唯独介绍到王跃文时就不同了。师傅一听“王跃文”三个字，不仅立刻双手握住王跃文的手，而且高兴得叫了：“你是中国反腐文学第一人!”闻言大家都大笑起来。弄得王跃文有些不好意思。原来师傅很喜欢王跃文作品，除《国画》，还读过王跃文的其他官场小说。在文人扎堆的作家协会开车，近朱者赤，这位师傅平时就喜欢读小说。去中国作协的路上，大家坐在小面包车里聊天，这位师傅还就喜欢谈王跃文作品。
到了中国作协驻地，又是王跃文跑前跑后的安排住宿。安排我住下后，他还专门过来问我感觉如何，显示了一种“办事员”的细心。这让我有些感动。我从事文学评论很多年了，见过不少著名作家，多少也都有些接触，但象王跃文这样能够比较细心关注别人感觉的作家，似乎还真不很多。厚道人总是会有些福气的。如《国画》，经过坎坷，现又再次成为畅销书，王跃文的钱包至少可以鼓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