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东星资源网 > 文档大全 > 入团申请书 > 正文

【想念父亲】想念逝去的父亲的感悟

时间:2019-02-1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一)   父亲叫孔宪之,生于1925年,属牛,属得其所,一辈子是个牛脾气。他有个姐姐,就是我的姑母孔宪秀,比他大4岁,88岁才去世。我身在日本,不能前往,可能这也是我梦见父亲的一个征兆吧。
  天下孔姓分六十支,我属于最正宗的“圣人支圣人户”。我的五十八代祖是衍圣公,名叫孔公鉴。我就是孔公鉴三弟孔公镗这一支的孔子第七十三代后人。我的祖父孔昭礼,是家族里的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大概各家的事务都归他总理吧,我的祖父就被称为“甩手掌柜的”。根据父亲和堂叔们的谈论,我判断祖父的生活水准,起码是个富农。因为家里有车马,有买卖,还有雇工。祖父不用亲自劳动,兜里经常有零花钱给侄子们。整个家族里都很尊重他的威严,即使晚年,祖父到哈尔滨住在我们家的那几年,堂叔们仍然对他毕恭毕敬的。
  可是我家祖孙三代填表的时候,出身栏却一向填的是“贫农”。当年父亲在淮海战场上入党,组织上问他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搞不清楚那个成分的“标准”,说是地主富农似乎不好,要说是贫下中农吧,又觉得有点儿丢脸。把家里说得越穷越好,穷得连耗子都饿死了,那是“文革”时的极左毛病:把家里吹得越富越好,富得连耗子都跟姨太太睡在一张席梦思上,那是野蛮发展观时代的极右毛病。父亲拿不准家里的阶级成分,就摸着石头过河说:“是中农。”
  不过这个成分可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组织上是要写信调查或者派人外调的。那个外调的同志到我们山东老家一看,我祖父光棍一个,出无车,食无鱼,地不过两亩。房只有一间,院里不见鸡鸭犬,墙上挂满地瓜干。这位同志回去就吼道:“老孔,你家算什么中农啊?你家也配叫中农?你家比我家差多了。改过来,贫农!”就这样,我家的成分被“改札”为贫农了。
  父亲每次讲到这一段,有些惭愧,又带着点儿得意。那惭愧是缘于被人家揭穿了虚荣心,“明明家里穷,装什么中产阶级啊!”而那得意,则是因为此后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惠。贫下中农成分为主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产阶级”。他们政治上受尊重,生活上很安逸,大锅饭,铁饭碗,衣食住行无忧,生老病死有靠。所以,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家底的也是这批人,逐渐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警惕性,养育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也是这批人。
  父亲出身贫农,又是山东老八路,三野的解放军,后来是工人老大哥,再加上有文化,那种政治上的自豪简直是牛气冲天。但就是这种自豪,使得他不求上进,贪图安逸,在吃吃喝喝与骂骂咧咧中享受完了他的后半生。从大多数人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遗憾,但我想从他自己的角度看,也未必不是一种幸福。革命胜利了,老子就要享受它几十年的革命胜利果实,父亲不正是用自己的后半生实践了这一理论吗?尽管他所享受的,不过是普通的酒肉和普通的闲适。但是一个基层的工人,能够跟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几十年沉浸在这种生活里――强大的国家,平等的社会,稳定的收入,纯朴的人情。你就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平民百姓的幸福时代。
  可是我一直有个疑问。祖父的那些车马、那些买卖,都弄到哪儿去了?怎么偏巧在解放前夕,他成了一个贫农呢?70年代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乡亲们衣食无忧,精神面貌也愉快乐观,但是村子里还没普遍通电,多数人都不穿内裤,平时也很少吃肉,看得出大家都是穷人出身。只有我祖父,吃穿都讲究,出入有威仪,咳嗽一下都带着金玉之声,上厕所系腰带都是舞台动作。他在哈尔滨我们家里,整天眯着眼睛,拿着一柄小木梳,梳理他那部花白的长髯。梳好了,睁开一对忽然问变得很大的眼睛就去下馆子。我父亲几次跟他吵架,都是因为发现他自己吃独食,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怎么看我爷爷,都不像是个“贫下中农”啊。
  父亲填表的“文化程度”一栏,写的是“初中”,其实他念的是私塾。他看不起现代教育,但知道“初中”比“私塾”好听。他自幼学的是“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就是一册《朱子格言》和几册“四书”。父亲认识很多生僻字,比如茶、豸、弁、井,拿根棍子往地上一写,全楼都不认识,于是个个敬佩:“人家老八路,就是有文化呀!”父亲很得意。经常翻着本《四角号码字典》查来查去。我上小学前就会查四角号码了,“一横二竖三点捺,四叉五插方块六,七角八八九小小,横上一点是零头”。后来上了北大中文系,见古典文献专业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就是查各种工具书,听到几个同学念念有词地背着“一横二竖三点捺”,我觉得十分好笑。现代教育看作很高级的东西,其实人在童年就可以掌握,谁说教育是越来越“进步”呢?后来再听他们背“一横二竖三点撩”,我就接着捣乱说:“四关五马六张飞。”
  认字读书的功夫,我很快就超过了父母,但写字却是我的软肋。小时候是“大划拉”,现在是“划拉大”。我父母的字在一般人里,算是写得很好的。母亲的字比较秀丽,带点儿小资气息;父亲写毛笔字起家,后来改用钢笔,所以他的字工整规矩,藏锋转笔都一丝不苟,如同部队出操。父亲经常骂青年人的字“写得跟狗爬似的”,这个我没法反驳。但是有一次他骂骂咧咧了一阵,见我不理他,忽然放低了声音说:“你那个字儿写得乱七八糟,将来你批文件儿,让下级笑话。”我由此知道,老头子原来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希望他的儿子当官呢。我虽然颇有看不起老头子之处,但对他一生抗上,从不溜须拍马,是暗自敬佩的。也许我早就萌生了这样的潜意识,我要本事比你强十倍,还要比你能抗更大的官。你不过骂的是几个厂长局长,我将来要骂的官,比他们大百倍!
  (二)
  父亲说话直截了当,并非是他牛脾气天性一味粗鲁。一个原因是我祖母早逝,我祖父又不怎么照看他,自由散漫惯了;另一个原因是多年的部队生活,纵容了他的炮筒子性格。抗战时期,山东是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残酷的地区。村上经常过队伍,很多青年跟着走了。有的跟着国军,有的跟着伪军,有的跟着土匪,父亲不知是觉悟高还是运气好,跟上了八路军。可是八路军也很封建,一听他姓孔,不敢要他。因为山东老家一直信奉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孔子后代不论富人穷人,都是尽量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当兵的。近代以来传统社会解体,人民生活日窘,渐渐地孔姓之人也难守此训,做官经商者日多。但当兵还是一条大忌,往往要下大决心,或者改姓,或者更名的。
  我父亲坚持要“参加革命”,并亮出了自己的硬件――私塾出身,相当于初中文化。八路一听,被雷住了,因为他们指导员才小学毕业。于是从不敢要,到几支队伍抢着要,最后费县县大队用一颗美国花瓣手雷收买了我父亲,给他们当了文书。我问父亲那颗手雷呢?炸死鬼子了吗?父亲说太漂亮了,全县就那么一颗,是刘少奇送的,舍不得扔,后来让一个女 八路给偷去了。我想也许不是偷去的吧,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父亲讲过很多他们打鬼子反扫荡的故事,但我觉得都没有电影上演的好看――儿子永远觉得媒体比爸爸强。特别是父亲居然没有跟鬼子拼过刺刀,真没劲。多年以后方知,父亲讲的,才是真实的战争。比如半夜突然被鬼子包围了,抄起枪和手榴弹,嗷嗷叫着一边乱打一边就往外冲。等天亮一看。有光着脚的,有光着腚的,有嘴里叼着鬼子耳朵的,有手里拿着鬼子肠子的。我小时候觉得,爸爸这伙八路军,这仗怎么打得这么丑陋,这么恶心,一点儿英雄气概都没有,跟电影上的李向阳、赵勇刚他们比,简直是一群土鳖。可父亲老是爱讲这些,还说什么拼刺刀是拼不过鬼子的,如果没子弹了,就抓一把土往他们脸上扬,然后扑上去就咬。我心想这都是什么损招啊?电影上的八路都是一个人挑翻七八个鬼子,怎么到我爸他们这儿,改成流氓打群架了?
  今天再想父亲所讲的场面,乃深深体会到那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每一秒钟,我的父亲都可能没有了。把那个场面千百倍放大,每一秒钟,我们中华民族都可能没有了。
  讲到解放战争,仗打得就轻松多了。父亲最叫苦的就是走路,一黑夜要走100多里山路,走着吃,走着睡,走着撒尿。涟水战役中华野失利,父亲他们被一路从苏北追到鲁南,国军离共军的尾巴只有5分钟的路程。有的战士跑到路边拉泡屎,就被俘虏了。父亲不爱看《南征北战》,说:“妈拉个巴子,一点儿不真实!”在我们看来,那已经是最真实的战争片了,里面共军死了很多,国军很威风,而且是解放军真枪实弹演的,里面的影星仲星火还差点儿被打死。父亲叨叨说:“我的这个气管炎,就是南征北战中让国民党撵出来的,他怎么不给演?陈老总说了,不会跑路能打胜仗吗?”但是讲到孟良崮全歼七十四师,父亲总是眉飞色舞的:“奶奶的,这下可报了仇了,让你撵!三万多王八犊子,连张灵甫,带摊煎饼的,一个没跑了,全他妈收拾了!”
  除了山东战场的几个战役之外,父亲主要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淮海战役中,父亲一个人押运二百副担架过黄河,没损失一个伤员,立了三等功。我小时候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跟董存瑞比差多了。多年后我有一个机会,护送十二副担架去医院,刚过马路就丢了两副,到医院一数,还剩七副担架五个伤员。想想父亲当时上有敌机下有敌兵,民工都是乌合之众,而且伤员都脾气暴躁,神志不清,圆满完成任务确实不易。父亲说很多伤员疼痛难忍,就打护士,护士因为没有麻药,就流着眼泪任伤员打。这时候父亲大喝一声:“妈拉个巴子!你是国民党啊?国民党才打人啊!”这句话往往比麻药还管用,可见“国民党”一词当时已经臭到了什么地步。
  父亲还抓过一批俘虏,我跟很多人讲过。有个电影里演过类似的情节,不知道编剧是不是辗转听到了我说的故事。一天夜里,父亲他们排睡在坟地里,天蒙蒙亮时对面的哥们儿过来借火抽烟,火柴一亮,彼此发现是敌人,父亲他们手疾眼快,先端起了枪,结果俘虏了一个连的国军。父亲的立功表上有一项四等功,我估计可能是这件事。
  后来的渡江战役就没什么可讲的了。父亲说国民党真不禁打,他妈的成群结队主动来投降,你想立功都没机会了。另外把我们的猪肉白面都吃了,那时的规矩是,反革命吃猪肉,新革命吃豆腐,老革命吃白菜。王八犊子们一传十、十传百,都投降过来吃猪肉,反革命反成祖宗了!我们这些老革命,端着白菜窝头在旁边看着,干生气木(没)办法。还有林彪的四野、刘伯承的二野,也都渡了江,都赶来会大餐。其实凑什么热闹,陈老总一个人就够了。
  父亲不懂全局的形势(其实读读毛选就明白的),也似乎不知道三野的很多战事都是粟裕大将指挥的,他就对陈老总一个人愚忠,可见当时陈毅的个人魅力也是我们研究军史时不该忽略的。渡江后父亲不在先头部队,就一路跟着“捡洋落”。父亲领着一群山东哥们儿,胳肢窝里都夹块木板,上写某某县人民政府,等部队把那个县一占领,某位哥们儿就去挂牌办公了。所谓山东干部遍天下,就是这么来的。
  父亲到了苏州,就止步了。他讲到苏州,一个是大米真难吃,一个是大姑娘真难看。第一条我和我妈都赞同,因为粮店里卖的南方大米,东北人都不爱吃,宁肯吃粗粮,也觉得比那“籼米”香。第二条我不大相信,人们都说苏杭出美女,俺爹咋说不好看呢?母亲说父亲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他心里就知道那些“山东大妮子”。后来我想人在战争年代的审美观可能具有独特性,比如林彪就认为锦州出美女,此乃亘古未有之论。人家毛主席明明说了:“锦西那个地方出苹果。”他林彪非说出美女,就因为锦州是林彪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场。俺爹说苏州大姑娘难看,到底是在苏州遭受了什么挫折,影响了他对苏州妇女的观瞻,还是正话反说,本意是苏州大姑娘真好看呢?他在苏沪一带停留了好几年,但是具体做什么工作却语焉不详,只说过康生到苏州,他参与过警卫布置,每条胡同一挺机枪。我到苏州住在观前街时,晚上出去在胡同里溜达,想象着当年父亲也在这些石板上走过吧。
  (三)
  1953年,父亲被调到东北,准备赴朝参战。但还没过鸭绿江,停战协议就签字了。父亲吹牛说美国鬼子要是再不签字认输,等我过了江,哼,三八线就画到妈拉巴子美国了。父亲以为三八线就是用“三八大盖”步枪画出来的一条分界线而己。他很爱看抗美援朝的电影,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曾参加,看着过过瘾。
  然后是大裁军,父亲转业到鹤岗(他们山东人念“豪岗”),后到哈尔滨,当了个小厂长。他50年代的历史我很不清楚,看他履历表上没犯过任何错误,官却越当越小,这一点儿不像陈老总,倒是像贺老总。到我出生时,他只在豆腐厂当了个车间主任,虽然说相当于分厂长,但职权是很有限的,也就能决定把豆腐渣卖给哪家养猪的,所卖的钱还不能私吞,而是全体工人一起喝酒用了。
  从我小时候的角度来看,父亲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喝酒、聊天、骂领导、打儿子。他对待邻居同事都超级友善,别的孩子欺负我,他总是先揍我一顿,再去给人家道歉。外面遇到的任何人,他都能拉到我家来喝酒,不管家里有没有菜。他所骂的领导也到我家来喝酒,但他还是照骂,动不动就说:“老子是抗日干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你们他妈的坐享其成,走后门,不要脸,都是修正主义王八蛋!”其实他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他骂人家的所谓走后门,不过是送孩子参个军或者一斤肉票买二斤肉之类。他就这样慢慢得罪了很多“当权派”,“文革”时多次被人家批斗。所以他70年代以后,经常骂“文革”,他认为的“文革”,只是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这三年。他把很多看不惯的事,都归罪到“文革”头上。比如我一顶撞他,他就说“文革”教坏了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一点儿不孝顺!我心想那你顶撞我爷爷,是谁教坏的呀?他 还不喜欢简化字,说“文革”把字都简化了,他还得重新适应,写出来一点儿没文化。但他写自己的名字时,从来不写那个“宪”的繁体;写我的名字时,也不写那个“庆”的繁体。他不知道简化字古已有之,民国时期就曾经公布过,新中国颁布简化字表也是“文革”以前的事情。他还看不惯青年男女手拉手“压马路”,说妈拉巴子“文革”把你们都解放成流氓了,大白天就手拉手,这不是国民党吗?其实哈尔滨风俗欧化,男女交际相对开放,“文革”前后基本没什么变化。
  “文革”后期,各城市都组织了工人民兵,相当于武警。人家就把他调去当了个分部的副总指挥,实际意图是省得听他骂人。他干得挺得意,弄了支卡宾枪放在家里,还偷了几粒子弹。说当年有支三八大盖就不错了,第一次看见卡宾枪还是陈老总的警卫员身上背的。过春节的时候,趁着满城鞭炮震天,他让我冲天打了一枪,笑着说:“看你那个熊样,当兵不行啊,当个司令还行。”
  他管民兵期间,是有点儿实权的,抓捕过不少著名流氓大盗。那些人没有一个恨他,更没有人在我身上报复。因为抓到之后,他总是去亲自审讯,把人家臭骂一顿,讲一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和你妈生你多么不易的大道理;最后问人家,你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陈老总吗?人家肯定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他就让人家写检讨书,按了手印,然后就放了。其中有几个还真的改邪归正了,其父母拎着鸡到我家感谢。父亲说这不算走后门,把鸡收下吃了。
  “文革”过后工人民兵解散,他回到豆腐厂,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副主任他不愿意当,工人他当不了(因为不会做豆腐),岁数也大了,就当了打更的。人家更夫都是天一黑关门睡觉,他却认真得很,兜里装根麻绳,夜里起来巡逻多次。他很会抓小偷,虽然上了年纪,身体又很胖,却能三下两下把一个小伙子捆得结结实实的。他曾经酒后把我一只胳膊绑在桌子腿上,我用另一只手怎么解也解不开。他几次要教我这种绑人的功夫,但我出于逆反心理,没学。
  父亲抓到小偷,还是喜欢给人家训话,然而这已经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小偷了,不管黑猫白猫,偷到荤腥就是好猫,谁还听他那套叨叨令?他最生气的,是有一次那小偷居然还反过来训他:“我说大叔,你让谁给忽悠啦?你还真把这工厂当成你自个儿的啦?你还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年头啊?我把话放到这儿,用不着我偷,这工厂出不了十年,肯定有个大号的贼,整个浪地、一根毛都不剩地把它偷喽。你爱信不信!说句实惠的,大叔,趁着现在都虾蟆哈吃眼的,你也赶紧往家划拉点儿。将来人家一动手啊,你想吃屁都赶不上热乎的啦。”父亲听了大怒,给了那小偷两嘴巴。我没在现场,但我估计那小偷看俺爹的神情,大概跟鲁迅《药》里夏瑜看红眼睛阿义差不多吧。
  或许是打小偷的报应,父亲最心爱的东西被偷走了。90年代初,他兜里揣着他的转业证、军功章,还有一枚淮海战役纪念章和一枚渡江战役纪念章去老干部局上访,结果在公交车上,连同钱包一起都丢了。他写信告诉了我,我感觉到他的心在流血。我不能怪他粗心大意,我愿意用在北大刚得的一千元头等奖学金,买回那些金色的档案,双手呈放到父亲的面前。但父亲也知道这只是幻想,他之所以告诉我,是他知道,这世上只有我懂得他的心有多痛。
  父亲此后变得更懒了。我家住在五层,马路对面是哈工大巍峨的克里姆林宫风格的主楼,我们窗下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市场。父亲退休后,经常痴痴地遥望窗外。哈尔滨的豆腐衰落了,哈尔滨的纺织衰落了,哈尔滨的军工衰落了。坦克厂生产的拖拉机,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导弹厂生产的麻将,竞争不过郊区的农民;飞机厂生产的自行车,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我料他定是想起了那小偷的预言。
  父亲是个平民,也甘当平民,但他是见过世面的胸怀天下大事的平民。外人只见他喝酒骂人吹牛,不知道他几十年读书读报,感情有很细腻的一面。他年轻时玩过摄影,玩过集邮,玩过钟表。他喜欢史地知识,经常拿着放大镜研究地图,他知道所有的省会和全国的铁路干线,能背出几十个国家的首都。他高兴时也能说几段子曰诗云,还会点儿简单的乐器。他并不赞成我选择文学专业,也不懂“中文系”是干什么的,但我上北大后假期回家,他总是拿出厚厚的一本剪报,里面是各种文学知识,还有连载小说。那些对我都没有用,都属于小儿科的东西,但我总是谢谢他。我们一家都是不喜欢轻易外露感情的,真心的感谢也往往故意用调侃化解掉。更何况脾气都倔,都等着对方先低头。
  (摘编自《无限江山:孔庆东谈文化》)

标签:想念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