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人两会发声：关心国是出谋献策尽显主人翁责任 今年的两会期间，中关村的“知识英雄”，关心国是，出谋献策，尽显主人翁责任，引起各方面关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站在改革潮头浪尖疾呼：“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当前，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决策者需要有战略眼光，不能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将战略布局做得更好。”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提出了“关于引导制造业合理布局解决招工难、务工难”的提案。特别指出，“在已经建成的产业园区中着力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环境、居住条件、生活满意度，新建园区在规划时应考虑对员工居住社区的配套规划的完善”。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提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为互联网服务保驾护航”的提案，并建议“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鉴于当下农村孩子进一流大学越来越难的状况，直言“中国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这一点在英语教育资源分配上最为明显”。为此，俞敏洪提出四点建议，特别强调“大幅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福利，要远远高于城市同级教师的待遇水平，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学人才扎根农村中小学”。全国政协委员、华旗集团总裁冯军，鉴于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三大难题：资金困难、对于当地的法律法规及文化习俗不了解、担心合作或合资出现矛盾”，提出“建立海外办事处”的建议，作为中国进军海外市场的“桥头堡”，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海外企业合资共赢。
辜胜阻放谈改革：做好“顶层设计”，形成“制度红利”
今年“两会”期间，深化改革的呼声，从下到上，格外强烈。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先生建言：要做好“顶层设计”，破除改革的“碎片化、应急化和部门化”，形成“制度红利”。鉴于诸多专家担忧的“中等收入陷阱”，辜胜阻认为，除了要分析“腐败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难题”外，更要重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辜胜阻坚持“顶层设计”的理念：一是要破除改革的“碎片化”，打好政策“组合拳”，防止“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二是要破除改革的“应急化”，要有长远的战略目光，防止“小修小补”，“按下葫芦浮起瓢”。三是要破除改革主体的“部门化”，切忌“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鉴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地弱化，必须依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来，第一个10年靠“人口红利”，第二个10年靠国企的“改革红利”，第三个10年靠加入WTO的“开放红利”，那末，今后的10年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惟有重视“制度红利”。辜胜阻认为：形成“制度红利”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最重要改革有三项：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投资渠道，解决大量的民间资本“彷徨、纠结，钱没地方投”的问题。二是改进财税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辜胜阻强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必须做好制度创新和环境营造。“制度红利”将使我们国家从中等收入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
吴敬琏：“不但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
中国经济在最近改革开放的30年来，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可以从三方面说明：第一是经济发展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显著的成效。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也有很大提高。被国人誉为“中国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揆数我国这些发展成就后，语重心长地指出：目前，“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什么导致贫富差距？吴敬琏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我们的垄断，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例如，中石化2009年盈利全国排名居首，原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他平均每天花公款4万元用于个人享受。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这样；只因改革不到位，就变成这样。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呢？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要使老百姓富起来，国家走向民主、文明、和谐，要靠经济发展，更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1980年代提出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吴敬琏认为，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题目，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至于民主、宪政问题，要想办法推进。当前首要的一点是应有好的讨论气氛，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治国之良策也。
两会“税声”一片是人民和政府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
今年的“两会”期间，税改成为最热门的焦点话题之一。《南方周末》以“税中国”为题，用了8个版面，放谈改革开放以来“税改”的得与失，“税感”、“税声”、“税痛”，认为“人民和政府关系的最根本体现，便是税收”。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对记者坦言尴尬的现实，“联想电脑在国内没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这也是苹果手机为什么在内地比在香港或美国要高出近千元的原因――隐蔽的“冤枉”税。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更是无奈：2011年TCL的净利润不到17亿元，但税收高达42亿多元；而其中有百分之十几是税外的行政性收费。据《新快报》的报道，杭州“华日”公司总经理陈励君痛陈民企困难，“像我们企业，连续3个月，6个部门上门，有国税的、地税的、审计的、审查的。甚至还有什么叫会计执法办的，也要来审查，直言你要拿出多少钱，我们就不来查了。”福耀集团董事长、慈善家曹德旺先生坦言，“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么高，老板的压力也很大。……工人汗水从屁股上流下去，一个月最多才赚到3000块，你还要征他的税？让我最懊恼的莫过于员工工资的一部分流到税务局了。我建议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最少应当提高到5000元。”一位温文尔雅的资深编辑读罢这些资料，借用唐诗感叹，“蓬莱有路教人到，应是年年税紫芝”，“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就是体制内的“税官”们，也多有建言，诸如，“税收不应跑得太快”，“个税难管有钱人”，“税收任务压力太大”……终于得出一个共识――期待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