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南北朝的休妻 我们看历史资料，获知一些人休妻，其绝情无理之状令人愤慨，其被遗弃的妻子的惨痛令人同情。读者看到下述事实，想来一定会有同感。
陈平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历史人物，少年时家里很穷，和哥哥陈伯共有３０亩田，陈伯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弟弟读书。陈平长得高大肥胖，邻里的人说陈伯家那样穷，陈平怎么吃得长得那么好。陈伯的妻子对陈平不参加劳动本来就有气，听了邻居的议论，就说，家里不过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哪里有精美的食物！有这么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哩！陈伯认为他养活弟弟是尽做哥哥的责任，妻子不能和他一个心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和好，就把妻子休弃了。陈平读书，不仅不生产，连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气是很容易理解的，陈伯应当同妻子商量，争取她的同情，来供弟弟学习。陈伯不与妻子协商，竟然将她抛弃，做得太过分了（《汉书?陈平传》）。
西汉王吉，字子阳，琅?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年轻时被举孝廉，出任郎官，按理应当是很会处理家内人际关系的，否则难于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荐举。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对妻子的态度。王吉为了求学来到长安，东家邻居有棵大枣树，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枣子熟了，王吉的妻子从树上摘枣给丈夫吃。王吉开始不知是邻居的东西，后来知道了，认为妻子手脚不干净，就把她休掉了。东邻看到这个家庭的破裂，心里不安，认为这是那棵枣树的罪过，要把它锯掉。邻居们觉得锯掉树太可惜，于是一致请求王吉把妻子迎回来，恢复婚姻，东邻也就不用伐树了。王吉听从了众位邻居的劝告，与妻子重新结合，所以当时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雪王吉的妻子是爱护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邻居的枣子给丈夫吃，王吉应当领这份情。当然妻子占小便宜不对，需要教育，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与夫妻关系并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题大做，认为这样的妻子丢了他的人，非离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这么一想，就不管妻子的处境了。邻居们也认为王吉太绝情了，太矫情了，出来劝导。所幸王吉听了众人的话，以复婚挽回自己的过失。可见王吉的举孝廉，可能是处理父子兄弟关系好，而夫妻关系他是不会处理的。
王莽的祖父王禁，宫廷尉史，娶妻李氏，又娶了几个妾。王禁因多妻，生有四个女儿，八个儿子。李氏生儿子王凤、王崇与女儿政君（汉元帝王皇后），不满意丈夫多妻妾，王禁就把她休弃。李氏另与苟宾结婚，生子苟参。政君进宫，成了元帝的皇后，后来成为皇太后，进用宗亲，命乃父王禁把已守寡的乃母从苟家迎回，恢复夫妻关系，并任用异父弟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汉书?元帝王皇后传》）。李氏怨恨王禁多妾，是维护自身利益，王禁以男子的多妻权而黜妻，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造成的。由于女儿当太后的政治原因使他们重新结合，则是意外的事情。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抛弃了（《后汉书?鲍永传》）。狗在人前讨厌，轰它出去，即使声音高了一些，也是极其平常的事，鲍永竟然为此采取出妻的手段，实在令人惊异！
两汉之际，求仕而不得的冯衍，家庭生活也不如意。前妻任氏，性情暴躁，不许丈夫娶妻，生有五个孩子，而不理家务。冯衍买了一个婢女，干家务杂活。这个女奴“头无钗泽，面无脂粉”，惟供做饭之用，不是妾。任氏怕她被丈夫收用，对她百般虐待，这个女子不死，也是万幸。当她病倒了，儿女们干家务活，任氏也不照管。这是所谓“既无妇道，又无世仪”的女子。冯衍认为有这样的妻子是不吉祥的，在夫妻生活多年之后决心休掉她，给她的弟弟任武达写信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任氏不容丈夫娶妾有道理，不理家就没有尽到主妇的责任。冯衍说任氏不管家而使家不成其家有一定道理，但把自身仕途的无望归咎于妻子，则是谬误了。当然，因他家庭的不和，让人小看了，舆论对他不利，不过这种影响是小的，冯衍以不祥物怪罪任氏则不合实际了。冯衍与任氏离异后，又娶了妻子，后妻对前妻孩子态度恶劣，甚至要害死１２岁的冯豹，相反冯豹对后母却很好。冯衍大约鉴于后妻对孩子的无理，又将其休去。他给友人写信说：“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后汉书?冯衍传》）离异是他的不幸，有不得已的苦衷。
班超通西域名垂千古，然而在西域有一段休妻的伤心事。班超为巩固、发展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建议联合乌孙，进攻龟兹。汉章帝命李邑出使乌孙。李邑到西域，正碰上龟兹攻打疏勒，心中畏惧，不敢向前，反而向皇帝诬陷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听到这个消息，想到曾参的事。曾参离家至费，鲁国有同名人杀人，有人告诉曾母你儿子杀人了，曾母不信，继续织布。又有一人说了同样的话，曾母还是不信，照常织她的布。待到第三人来告诉时，曾母吓得逃跑了。班超想，曾参是贤人，曾母是了解儿子的，但人们反复说他的坏话，他母亲也不得不信了。我今天远离朝廷，有朝中来的人说我坏话；我还没有曾参的贤名，中央难道就不怀疑我？继而又想，既然说我留在西域是为得家庭之乐，我要抛弃妻子，就安不上这个罪名了，于是狠狠心，休了妻子。班超休妻是迫于情势，但最倒霉的还是他那个无辜的妻子，本来是恩爱夫妇，不幸竟被流言生生拆散（《后汉书?班超传》）。
黄允是颇有才华的人，司徒袁隗要为侄女找配偶，见到黄允，说要有这么个人做女婿一生也知足了。黄允听到这个话，要赶着去做宰相的东床佳婿，就想遗弃妻子夏侯氏。夏侯氏深知黄允自私自利的为人作风，他有了这个主意不会改变，只好同意，但向婆家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走了，想同亲友会一会，以表表离别之情。婆家同意了，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在宴饮中，夏侯氏突然抓着黄允的袖子不放，数说他１５件见不得人的事，然后离开了黄家。从此黄允声名狼藉，没能成为袁家的女婿，官场上也不得意。在此以前素以知人著称的郭太说黄允：“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汉书?黄允传》）黄允是无情无义之人，夏侯氏在他做出绝情的事后毅然离开他，倒也痛快。
河南尹应顺的妻子是再嫁之妇。其前夫是邓元义，且有子邓朗。本来夫妻关系尚好，但婆婆厌恶她，把她关闭在空房中，不按时给以饮食，她也不抱怨。公爹尚书仆射邓伯考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改变不了婆婆对儿媳的看法，为可怜她，就把她送回娘家。后来她跟应顺结了婚。邓元义也说她没有过失，只是他的母亲对她太不好了。这位夫人不忘前夫之子邓朗，给他写信，得不到回答，给他衣裳也被烧掉了。她到亲戚家设法把儿子找来，邓朗见母亲，只拜一拜就走了，夫人追出去说：“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但儿子还不谅解她（《后汉书?应奉传》）。应顺对妻子与前夫儿子的往来不干涉，是通情达理的，他的妻子因而是幸运的；但她儿子很不懂事，采取了错误态度，很伤母亲的心。
许敬与应顺是同乡好友，家贫，有妻，没有生子，双亲年事已高，以为无子是妻子的毛病，在应顺帮助下休妻另娶（《东观汉记?应顺传》）。应顺不嫌“弃妇”固好，但让人休妻就不对了。
广汉人姜诗，妻庞氏。姜诗对母亲特别孝顺，庞氏侍候婆母尤其尽心。母亲喜欢喝江里的水，而江距家六七里，庞氏经常去江里打水，供婆婆食用。一次遇上大风，庞氏不能及时赶回，而婆婆又渴了急着要喝水，姜诗因此责备庞氏，休出家门。庞氏到姜诗邻居家借住，日夜纺织，除供自身食用外，买了好吃的，请邻居大娘送给姜诗母亲吃，并且不让说明是她赠送的。日子久了，姜母奇怪邻居为什么总给吃的，加以询问，明白了原委，备受感动，内心也觉有愧，就把庞氏召回家中，使分离的夫妇重归于好（《后汉书?列女传》）。庞氏遇风而误烧水，并非过失，因为这样细小的事情，姜诗竟然绝情，难怪连他母亲后来也感内疚。
魏高贵乡公曹髦当政时，扬州都督丘俭起兵反对执政的司马氏，旋即失败。刘仲武是丘俭的女婿，丘氏生子刘正舒、正则。丘俭起兵，刘仲武怕受牵连，休弃妻子，令丘氏别宅居住，同时娶妻王氏，生子刘陶。后来丘氏亡故，刘正舒要求将他母亲与刘仲武合葬，刘陶不同意，刘正舒达不到目的不脱孝服，闹了几十年，直到他死，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晋书?礼志》）。这是政治斗争带来的夫妻离散的悲剧。
南朝孙谦，青年时“躬耕以养弟妹”，后来历事宋齐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他有个叔伯哥哥孙灵庆，因病寄住孙谦家中。孙谦外任归来，问灵庆生活情形，灵庆就说饮食忽冷忽热，茶水亦不周全。孙谦认为这是妻子照顾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门（《梁书?孙谦传》）。孙谦妻纵有对孙灵庆照顾不周的事，也不是应被休弃的大事呀！
男子弃妇，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许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鲍永妻、姜诗妻庞氏、孙谦妻、邓元义妻之见弃，即为她们不孝敬公婆和尊亲；陈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为由；王吉去妻，因其窃盗；王禁休李氏、冯衍休任氏，皆因她们妒忌。这些妇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冯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人或是无可指责的，或虽有不尽如人意处，但绝不是大过失。她们虽应了“七出”之条，却是真正无辜的。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在两汉至南北朝的实践是无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伦理道德和手段，是压迫女子的工具。它的本质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妇离异，倒也有顺乎人情的一面，如冯衍所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后汉书?冯衍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客观要求。但是应当充分注意到离异权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使这种权利，而女子只有听从离异的义务，夫家要弃绝，她再要求也没有用，所以“七出”对于女子总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还有班超、刘仲武式的，为政治缘由而休妻。休妻者虽有感情上的不忍，但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还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于黄允式的出妻，为图进身，趋炎附势，亡情绝义，此乃势利小人所为，为人所不齿。不过应当看到，黄允式的人物，历史上不绝如缕，不是个别现象。清朝乾隆时有一个姓朱的候补县丞，听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要嫁人，就骗妻子，说岳母病了，令其回乡省视，又给了护送的仆人６００两银子，暗示把老婆也给他。仆人把他妻子带走了，他就托人为媒，娶按察使外甥女为妻，又别事钻营，终于做到封疆大吏（朱克敬《瞑庵杂识》）。
在古代社会，伴随着大量的弃妻现象，有七出休妻的制度；休夫的事也偶有发生，但绝没有休夫的制度。休妻制度表明家庭中夫妻各自地位的不同，即夫为主，妻为从，这是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还反映出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即女卑男尊。总之，“七出”之条及其实践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是对女子的一种压迫，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合理途径。
休妻虽是夫妻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父子关系的反映。“七出”的头一条是“无子”，意味着断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不起父亲，也得罪于祖先，为避免断根，就要与不生育的妻子分离；第二条“淫佚”，即妻子生育的男孩不一定是本家族血统，无异于是以外姓为后，也是对父祖有罪；第三条“不事舅姑”，是父母与儿媳直接冲突。这些内容，使我们知道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为协调父子关系，就必须要调整夫妻关系来与它相适应，父子关系决定夫妻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解除。父子关系以孝道为准则，夫妻关系应当以情爱为基础，为了实现孝道而放弃爱情，这就是古人的孝大于情。
不管什么原因，“七出”是妇女的灾难。保护妇女正当的婚姻权利，保护女子的正常的婚后生活，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事情，只要男女还没有达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平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存在。虽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妇女解放事业的前进，它的严重性会削弱，但总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卖妻者的夫妻感情
笔者手中有几则关于丈夫出卖妻子的历史资料，卖妻的丈夫与妻子如何对待夫妻生活，各怀什么感情，各以什么态度对待夫妻的分离，其情状较为复杂，非一言所能道尽。
徐孝克，祖父是南齐太守，父亲是萧梁戎昭将军、太子右卫率，长兄徐陵官尚书右仆射、建昌县侯、安右将军。孝克本人“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出仕为太学博士。当侯景之乱时，京城大饥，十人中有八九个饿死，作为官僚的徐孝克家里没有米，连稀粥都喝不上，可是孝克想让生母陈氏活下去，就打了妻子臧氏的主意。臧氏是领军将军臧盾的女儿，长得俊美。孝克向妻子说：现在遇到战争灾难，连母亲也养不活，不如把你嫁给富人，对我家对你都有好处，不知你的意思如何？臧氏不同意。孝克秘密与侯景的将领孔景行商量好，强迫臧氏出嫁给孔，臧氏不得已哭泣离去。孝克将卖妻所得，供养母亲。臧氏仍然怀念徐家，几次偷着送东西给他们，保证陈氏没有断顿。孝克为养母，出家当了和尚，要饭兼带养活母亲。次后孔景行打仗死了，臧氏在街头寻找孝克，等了好多天终于见到了，对他说：当初你卖我，并不是我对不起你。今日我可以离开孔家了，该回去侍候你母亲，不知你答应不答应？孝克同意了，自己也还了俗，与臧氏重为夫妇。孝克官至散骑常侍，家里仍然很穷，母亲想吃粳米粥，也不能经常办到，母亲死后，只吃麦饭，不忍再吃粳米（《陈书?徐孝克传》）。孝克对母亲感情很深，是孝子，但对妻子薄情，对不住妻子而毫无歉意，臧氏却对他一往情深，是多情的妻子。臧氏的父亲臧盾是“有孝性”的人，居父丧，五年不出庐门，形骸枯悴，连本家都认不出他来（《梁书?臧盾传》）。臧氏可能从父亲那里知道孝子的心情，原谅了孝克的寡情。
酷吏来俊臣是有名的告密专家，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与同乡蔡本是好友，并与蔡妻私通。来、蔡二人赌博；来操赢钱数十万，蔡本没有钱还，就把妻子赔给来操（《旧唐书?来俊臣传》）。这是两个无赖，拿妻子当金钱财物，随便交易。蔡本夫妇没有感情，蔡把赌博看得比妻子还重；妻子也不讲道德，不以丈 夫为意；来操乘人之危夺人妻子，事实上也不尊重蔡妻。
明朝万历年间，甘凉地区大旱，许多人家没有吃食，丈夫就把妻子卖了。有对夫妻在分别时，妻子频频回头相看，不忍离去，丈夫也舍不得妻子，于是上前相对痛哭，难舍难分，最后一横心，一齐投到河中淹死（吕坤《实政录?救命会劝语》）。这对夫妻感情很融洽，分离不是自愿的，是天灾人祸逼迫的结果。
明末高淳县有个游姓佃农，欠地主租子还不起，不得已把妻子卖了３０两银子，准备还租。大概是卖妻伤心过度的缘故，不留心把银子丢了，他越想越难过：老婆卖了，银子丢了，租还不了，该到死的时候了。所幸拾主何调元在那里等候失主，才使汤某得以活下去（光绪《高淳县志?好义》）。
清康熙年间，安徽芜湖受灾，大量的居民缺食，城北有一个男人要卖妻子，一个买主出了１２两银子，已经商定成交了，但是妻子伤感地大哭，不愿离开丈夫。这生离死别的场面引起路过的邓光远的同情，立即回家筹措了银子，交给那个卖妻者，使得将要分离的夫妇得以完聚（嘉庆《芜湖县志?孝义》）。
嘉庆时，福建长汀人兰贵陇，娶妻吴氏。吴氏结婚时１７岁，与兰贵陇堂兄兰应陇通奸，被丈夫发现，就以贫穷为名，托媒婆邓秋妈出卖吴氏。媒婆代到王恩封，王出财礼番银５０元，兰贵陇写立婚书，收清财礼，这时吴氏２０岁。但是兰应陇从中作梗，杀死王恩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婚姻类，嘉庆四年第１０５包）。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四川德阳人黄透元２６岁，其父黄同兰５２岁，他们原籍汉川，在老家无法生活，迁移到德阳，没有田地，租种地主的土地。黄透元娶江子陇的女儿为妻，夫妻感情不好，经常吵闹，黄同兰感到这样的局面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征得亲家江子陇的同意，把江氏卖给曾宣做妾，收取财礼１７千文。到过门的时候，黄家又向曾宣要酒水钱，曾宣不答应，双方争执起来，以致黄透元误将来抬人的轿夫打死。卖妻违犯清朝法令，四川总督勒保在审理这个命案时，提出如下的处理意见，供皇帝审批：黄透元拟绞监候；黄同兰、曾宣、江子陇均合依买休卖休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媒人减一等折责三十五板；财礼钱文照追入官；江氏由官府另行择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三年第７３包）。黄透元的婚姻实由其父做主，江氏的命运决定于夫家和娘家父亲，当事人都没有多少发言权，江氏的被卖，包含着被休弃和被出卖的双重内容。
看到这些事实，令人气愤的是夫权的罪恶。丈夫不顾妻子的感情、愿望，说卖就卖，把妻子推给另一个“主”人，而妻子没有任何人身权利，没有人格。所以卖妻的现象是女子社会地位之低最真实的反映之一，是女子不幸的家庭生活集中表现之一。
妻子作为财产被卖，明清时代见得多，在唐朝以前，休妻的只是把女子送回娘家，并不要收一笔财礼卖给别人。宋以后寡妇再嫁遭到更多的社会阻挠，妇女社会地位更低，卖妻现象也就增多起来。在封建社会里，妻子的地位越来越低，丈夫可以出卖妻子就是它的表现。
在卖妻的男人中，有的与妻子感情融洽，夫妻生活是美好的，但由于天灾人祸，家庭经济崩溃，丈夫乃以卖妻来维持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夫妇感情仍然维持着，妻子还谅解丈夫，对于这种家庭破裂的不幸，令人痛恨制造它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令人产生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抗拒自然灾害的要求，同时也令人深思：在被损害的男人、妇女中，男女还是不平等的，男人还不起地租高利贷可以出卖妻子，即在被压迫中还可以向妇女转嫁他的灾难，把妇女推向更苦难的深渊。即使那些夫妻一块投河的，不忍离别的，男子还是有他的夫权的。
在卖妻中，也有夫妻感情恶劣的，也有妻子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按照那个时代的办法休出去也就可以了，但是丈夫却采用了卖妻的手段，比休弃又惨酷得多了。
卖妻是丑恶的社会现象，是女子血泪生活的反映。现在我们要提出问题：丈夫为什么有权力出卖妻子，妻子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屈辱的现实，社会为什么会承认卖妻的合于情理？原因就在于妻子是买来的。订婚时下彩礼，请客迎亲，所花的费用，就是妻子的身价。妻子到了夫家，就是有了“主”儿，自个身子只好听从公婆和丈夫支配了。妻子是买来的，有如物品，是一种财产，当需要时把她出让，是这种所有权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实现。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作为财产的妻子只好接受这种转让。其实她从娘家出嫁已经被第一次出卖了，这不过是第二次出卖，并不奇怪。所不同的是第一次被卖的是童贞，第二次则是不值钱的再嫁妇了。究其实质，是在古代私有制社会里，妻子是被丈夫占有的，是一种财产，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和买卖婚姻。所以只要婚姻要财礼，卖妻现象就不可能根绝。关键是要解决买卖婚姻制度，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