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正在消除因户籍所造成的个人身份歧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步子还迈得太小，它根本上不能满足中国当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 最近发布的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如果中国能够进行深层次改革，就有机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在2030年迈向高收入社会。不过，在报告看来，中国深层次改革应该转向政府职能重新界定、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金融基础的现代化、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减少国有企业垄断等。
可以说，当前中国不仅面对着“体制性虚荣”，而且也陷入严重的制度改革胶着状态。最近对20年前邓小平南巡的回顾，更激发起了国人对当前中国改革的反思。正如最近《人民日报》社评所指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深层次改革要改什么？笔者认为，中国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首先就得反思现有的改革思维模式。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上，即中央政府设计的改革。在那种特殊年代，邓小平以其智慧和勇气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禁区，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但是随着改革深入，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已越来越大。当前中国改革，不仅没有反思现有路径，而且无论是改革的总体规划，还是当前盛行的所谓顶层设计，更是把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发挥到淋漓尽致。因此，全面反思当前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的第一要义。
其次，必须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当前，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利用其手中的各种资源，把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及制度化，让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利益披上合法性外衣。一旦如此，它将成为社会改革的严重障碍，中国改革将举步维艰，一个现代化法治社会将无以确立。
那么，如何重新界定现行的法律法规呢？那就得反思这些法律制度是不是平衡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就得重新反思当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与权力，就得重新审视当前法律制度确立的组织、程序与方式。中国法律制度的公共决策化，应该成为当前中国改革深化的重点。
第三，当前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固化，已经成了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健康发展重大障碍。因为，一个社会只有保持不同阶层广泛的流动性，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动态的机会均等，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样不仅可提高整个国民的劳动力素质，也是整个经济社会提高运作效率及增加活力的源泉。
近十年来，国内社会流动性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阻碍，特别是户口制度过度管制。比如说，改革开放前20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各个阶层的居民出现较高的流动，不少农村青年通过高考纷纷跳过“龙门”。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不仅调动了全国人民加大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也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家的涌现、大量农民子弟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等，都是这种合理的社会流动的结果。
但是，近十年来，整个社会流动性在逐渐下降。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甚至于“富三代”、“官三代”等说法，都表示了人们对当前社会流动性固化的担心。更为严重的是，“穷二代”、“穷三代”等现象的出现，不仅反映了这些贫穷家庭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低，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占人口比例巨大的社会低层公民，看不到其自身的前途或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命运的希望，那么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会努力接受教育与培训，更不会去寻找创业机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够冲破这种正在固化的社会结构，不能让整个社会流动起来，那么，中国社会要走出当前“体制性虚荣”的困境是很困难的。应该说，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正在消除因户籍所造成的个人身份歧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步子还迈得太小，它根本上不能满足中国当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
最后，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还涉及到政府职能重新界定、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