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歌曲《春天的故事》那感人肺腑的歌词、亲切舒缓的旋律，既表现出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更再现了当年“南方谈话”前后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响彻中华大地。一时间，《春天的故事》有“第二《东方红》”之誉。
1992年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这年春，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实践中出现的经常困扰和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史称“南方谈话”。从此，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想到处去看看”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邓小平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电话打到湖北省委，把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请到车站。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名堂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这项那项评比，不送不请别想得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邓小平的武昌谈话迅速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当列车南下行驶到湖南长沙站时，已是18日下午4时。列车停留10分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上车迎接。邓小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熊清泉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熊清泉邀请邓小平下车散步，观光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
长沙车站站台宽阔、漂亮，在20世纪70年代仅次于北京车站。熊清泉介绍说，这是1975年整顿期间设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竣工通车的。“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邓小平举目观望站台、轨道，神态很是欢快。
在漫步中，熊清泉简要地汇报了湖南工作。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目标作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很快过去，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迎送他的同志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声“咔嚓”，一个个温馨的笑脸拍下来了。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穿着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谢非趋前一步，搀扶着邓小平，发自肺腑地说：“我们非常想念您！”李灏动情地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着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大声地对老爷子的左侧半哄半撒娇地说：“人民欢迎，广东和深圳的领导欢迎你。”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握手并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但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邓小平和谢非等在迎宾馆内散步。散步时，邓楠向父亲提起他在1984年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散步后，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上车时，邓小平说：“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陪同的人说：“不会，不会，您放心。”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布满左右，到处充满了繁荣兴旺、生机盎然的现代化气息。看到这些，邓小平十分高兴。李灏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邓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李灏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邓小平点了点头，感慨地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如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栋栋走进邓小平的视野，窗外红绿相映、黄蓝相交的景色和李灏的高门大嗓刺激了邓小平的思维。邓小平情绪高昂，大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省、市负责人心里激动起来，感觉浑身的劲更足了。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女儿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深圳”两个大字对父亲邓小平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邓楠打趣说：“这是你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马路――皇岗路。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望着宏大、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登到口岸最高处，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表达出对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看过皇岗口岸，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晚饭后，邓小平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他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当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邓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
风尘仆仆中播下春风万里
邓小平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在谢非的陪同下，邓小平结束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来到珠海特区。专程前往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邓小平，就激动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了您很久啦！”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整整8年，当邓小平第二次来珠海视察时，这里已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他指了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家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令在场的珠海市领导们感到钦佩不已。
在珠海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视察。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观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的心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距离澳门咫尺之遥，登上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400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月2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随着旋转餐厅的慢慢旋转，邓小平边观望边与身边的广东省、珠海市负责同志亲切交谈。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100年，社会主义就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1月29日下午2时40分，邓小平离开珠海，前往顺德视察。邓小平一路风尘仆仆，处处妙语连珠，播下万里春风，使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
1月30日，邓小平乘火车去上海，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当天下午3时40分，徐徐进入鹰潭车站，停靠在月台旁边。一节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到毛致用就关心地问：“你来江西几年了？”毛致用说：“快4年了。”
邓小平对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来几年了？”
吴官正答：“5年多了。”
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江西的农业发展。他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5%，工业总产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是一个丰收年。”
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180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40亿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邓楠的话引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与邓小平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5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这是邓小平南巡壮举的最后一站。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达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惹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在贝岭公司参观时，邓小平指着这些引进的先进设备，向周围陪同的同志发问道：“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吴邦国回答：“姓‘社’。”邓小平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
接着，邓小平又为在场同志分析，前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鼓励大家，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门开得大一些。这时，卓琳轻声对陪同的同志说：“老爷子经常思考着改革开放的大问题。”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上过商店游览购物。邓小平到来的喜讯此刻已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邓小平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2月20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一首红歌搅动神州春潮
1994年3月，又是一个春天，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青联和广东省音协主办的广东省青春歌曲创作大赛掀起了一股热潮，成百上千首参赛歌曲涌向设在各市的分赛区。在深圳分赛区，蒋开儒作词、王佑贵作曲的参赛歌曲《春天的故事》落选了。蒋开儒、王佑贵有点沮丧，又不甘心让这首歌就此泯灭，思来想去，希望能找个高手“起死回生”。曲作者王佑贵想到了时任东深供水局副局长、省青联常委叶旭全，这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当时已是活跃在深圳词坛的业余作家。叶旭全仔细一看歌词，心里就有底了，说：“确实是一个好胚子，修整修整可能有希望入选，我来试试吧。”
当时，叶旭全在深圳已工作了14年，可以说是与特区共同成长的一代人。这位喝东江水成长起来的农民儿子，亲身体验、目睹了改革开放给特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1992年小平南巡后深圳日新月异的面貌，更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感到以春天来引出、比喻这样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确别具一格。只是原作有点冗长，立意只着眼于深圳，还有一些词语表述不够准确，容易引起歧义。为了挽救这首立意新、题材好却不无“硬伤”的歌曲，叶旭全立即着手在结构、立意和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二度创作。他的原则是：精简结构、提升境界、去芜存真。
为此，把原歌词的三段改成两段，将7分多钟长的原歌曲缩短为4分半钟左右，消除了歌词的拖沓，利于传唱，更将两个历史性的时刻凸显出来。针对原歌词中只是就深圳说深圳写深圳的立意偏低之弊，把歌曲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去修改，让歌曲跳出唱深圳而唱全国。比如，将原歌词第一段“1980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划出特区一片”，改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把时间往前推一年，把背景放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背景；将原歌词“啊，深圳深圳，你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改为“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将原歌词“神话般崛起一座城”改为“神话般崛起座座城”……整首歌曲的立意从深圳一地提升至全中国的高度，从特区一事提升至改革开放的大业，内涵加深，境界升华。同时，将原歌词中一些政治上不准确，或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进行重大修改，用拟人、比喻的手法使之更加贴切，更深刻。比如，将原歌词中“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写下宣言”改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因为用“南中国”来标示“南方”是不准确的，而用“宣言”来表述一位已交班的老领导人的言论，更是不恰当，改为“中国的南海边”和“诗篇”则更加妥帖。原歌词中用“你挣脱一穷二白的铁锁链，走进了乍暖还寒的春天”描述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环境，“铁锁链”、“乍暖还寒”等词，很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以致引出错误的联想，改为“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之后，则导向正确，气势磅礴，意境优美。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叶旭全终于把《春天的故事》润色完毕，二度创作后的歌词结构完美、立意鲜明、用词精准、大气磅礴，赋予了新的内涵。
拿着新歌词，作曲家王佑贵又重下一番功夫。这首词在一些人的眼里有点“滑稽”。比如“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句话17个字，大白话似的。但王佑贵没有被这些说法所动摇。他用心去体味歌词，感到这样写真好，把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题材生活化了，群众化了。17个字在作曲家的心中是一个段落，而不是一句，如果作为乐句来写就会很难。王佑贵每天都对着《春天的故事》歌词反复读，读着读着，感觉就出来了。他找到了适合老百姓平和心态的音高――它不是唱歌，它是说话，平和、亲切、感人。这就是《春天的故事》叙事的音乐主题。
王佑贵用音乐将不规则的词变成完整的乐段，在口语化的基础上增强平和朴素、亲切感人的风格。谱曲时还将南方的秀美与北方的粗犷糅合起来，抹掉单独南方或北方的音乐风格。这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什么都不是往往什么都是。虽然只是一首歌曲，却有着史诗般的气势；它讲述的是大题材、大人物，同时它又如百姓家常话，真切细腻，令人如沐春风，倍感亲切。歌声中，一幅改革开放的画卷徐徐展开，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和伟人重现眼前……几经锤炼，面目全新的《春天的故事》再生了。
叶旭全把二度创作后的歌曲直接交到了广东青春歌曲创作大赛评委会。此时，评委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多数评委认为，这是一首政治题材歌曲，唱的是改革开放，是国家领导人，用“画了一个圈”和“一位老人”这样通俗的语句来写，不够严肃，不能选用。但另有两位评委却坚持认为，群众歌曲正是需要这种通俗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写法，需要清新贴切充满深情的比喻，这首歌写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是真正的百姓心声。
《春天的故事》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分岔口上。两位评委的据理力争，再一次使这首佳作走出了险被埋没的命运，在他们的坚持和说服下，其他评委也转变了看法，最后这首歌在广东“94青春歌曲创作大赛”中独占鳌头，被评为金奖，一举成名。《春天的故事》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叶旭全自信这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曲，是一首将政治和抒情结合得非常完美的歌曲，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于是，他想到了将歌曲拍摄成刚刚在中国落地不久的音乐电视――MTV。可是，当时他和蒋开儒、王佑贵都不富裕，而拍摄一个音乐电视片要十几万元！叶旭全和曲作家王佑贵一琢磨，没有钱，那就自己动手筹，无论如何，也要把《春天的故事》唱响！于是，叶旭全回到老家东莞，找几个中学同学筹集款项，其中一个姓雷的同学听完这首歌后激动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也不可能有机会从一个机修工变成拥有千万身家的老板！”当即决定拿出10万元支援叶旭全。其他几个同学也受到感染，纷纷慷慨解囊，很快筹集了16万元。
接着，歌曲传给了中央电视台导演孟欣，传给了精于摄像的张国立，传给了名满全国的歌唱家董文华，打动了这些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他们不约而同自费从北京飞到深圳，一致表示要义务拍摄这部音乐电视片。
1994年10月，这部由孟欣总创意、策划，张国立总导演兼摄像，董文华演唱的音乐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炮而红，12月，又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赛中荣获金奖。一时间，《春天的故事》在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红遍中国。后来，这首歌被选入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获得了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6年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以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音乐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金曲”。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这首歌曲传遍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心声和记录一个时代风采的歌曲，蒋开儒、王佑贵、叶旭全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了中国音乐的史册。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后来经过整理作为终卷篇收入他的文选。南方谈话，可以说是老人的“政治交代”，或者说有“政治遗嘱”的含义。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