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文明的高速发展把人类整合为具有整体性的“地球村”。全球问题，催生着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的诞生。全球学经历了问题意义的全球学、研究意义的全球学和独立学科意义的全球学的三个发展过程。在构建独立学科意义上的全球学上，本文提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内，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问世。此外，本文还重点探讨了全球学特殊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并提出整体性是全球学的生命线。全球学的所有范畴都必须是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唯有整体性的范畴(如全球化、全球问题等概念)才能成为全球学的范畴，凡不具有全球整体性的范畴(地区化、民族化、地方主义等)都不能成为全球学的概念。
关键词：全球化 全球学 全球问题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Ol-0043-49
全球学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从根本上反思解决全球问题的必然结果。全球学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发展。因此，全球学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着其内涵。全球学产生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无学科范畴体系到确立本学科范畴体系的发展过程。全球化的深入催生着全球学的诞生。
一、全球学必经三个发展阶段
任何学科的建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历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全球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问题意义的全球学(GlobalProblems)、研究意义的全球学(Global Studies)和学科意义的全球学(Globalology)三个发展过程。
问题意义上的全球学(Global Problems)应当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8年4月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聚首罗马，成立了一个研究世界未来学的非正式国际协会，即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递交的第一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就已经展示了新的增长世界观，从而昭示着全球学时代的到来。这个报告指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这个世界的未来注定是要增长，然后崩溃为凄凉的和枯竭的生活吗?只要我们所作的最初的假定，即我们现在做事情的方式不变，情况就是如此。”人类以往的增长观注定要造成人类思想的混乱。
有的学者认为，“把全球学称作科学、哲学及文化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是正确的。”还有学者发现，国家在处理全球问题和冲突的能力在减弱，“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立即推行一个世界政府”，在全球化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活动不仅需要国家干预，还需要更多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体来共同管理人类的共同事务。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球学流行但并不广泛。有学者考察道，“虽然全球学这一概念尚未得到十分广泛的传播，但是它不仅在专家们中间而且在日常交往中，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各种出版物中，得到频繁的、完全正当的使用。”更有甚者，上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还把全球学当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阶级的全球学。在我国，那时还没有全球学的概念。然而，在西方学界的主流中，对全球学的研究形成了全球学的正统。20世纪80年代不仅形成了西方全球学，而且产生了不同流派。如“法国全球学家绝大多数著作都认为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系统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法国全球学家还对生态问题和资源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美国全球学家对裁军和防止战争问题最感兴趣。北美组织“为和平所困扰的哲学家”特别引人注目，该组织每年都举行科学会议，讨论上述问题。
不过，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至今还没能完全形成。在能否构建独立学科全球学的问题上，学界还有很大争议。前苏联学者阿?恩?丘马科夫认为，全球学是否科学，首先要对“科学”予以精确化。他提出，全球学有别于具体科学。首先，并非所有科学都从事全球性问题研究，研究这些问题的只是科学的一部分。其次，全球学既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统一的范畴体系，而且由于其研究对象的极端复杂和多侧面，也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形成统一的语言与范畴体系，因此它不能被称作具体科学。
然而，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学的飞速发展。在全球学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发展阶段，阿?恩?丘马科夫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上述看法，而且是成立的。可是，全球学一旦走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代，阿?恩?丘马科夫的看法就已成为历史。成熟的全球学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范畴体系。当全球学发展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推进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相对集中的范畴群，如全球问题、全球意识、全球利益、全球伦理、全球治理、全球价值等一系列范畴。全球学经历了从没有自己学科范畴到产生了一系列全球学范畴，全球学已呼之欲出。
随着全球化进程近二十年的加速发展，全球问题越来越严重。这越来越清晰地告诉人们，不仅许多超越传统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和边际的难题不断浮出水面，而且诸如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环境与健康、非政府组织、毒品与走私、互联网等全球问题的层出不穷正不断地拓展着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传统学科的固有内涵和边界。这些传统学科已经不能应对新的问题挑战。因此，有学者认为，国际学术界在这个时代兴起了被称为“全球学”(Global Studies)的学术研究领域。
2000年7月6日，国际学术界第一个“全球学学会”(GSA-Global Studies Association)在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举行的“全球化、文化与日常生活”(Globalization，Culture andEveryday Life)国际会议上宣告成立。2002年、2005年，分别成立了“全球学学会北美分会”和“亚洲全球学学会”。2008年，第一届国际全球学大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标志着全球学研究正式登上舞台，形成为全球性的学术研究领域。
构建科学性的全球学，需要把议题全球学提升为具有自己逻辑范畴体系的全球学。不难看出，在进一步提升全球学过程中，有两大问题需要明确：第一，全球学需要从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提升为全球学(Globalology)。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不是复数形式的“Global Studies”，而是具有整体性的单数形式“Globalology”。全球学由“Global Studies”的复数发展形态发展为“Globalology”单数发展形态，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第二，有人还在犹豫不决，认为全球学是否应该构建一套自己的学科概念或话语体系，诸如全球主义、全球公民、全球伦理、全球正义等问题。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与解决，更有待于国内学者积极参与进去，以免未来西方学者发展了西方全球学样本时，中国的学者只能被动地去接受―种新的话语体系。这种犹豫，与其说是来自于对新的话语体系的担忧与害怕，不如说是 构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能力不足的表现。
仅仅把全球学的内涵聚焦为“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还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全球问题研究的客观需要。全球学发展需要从“全球研究”提升为一门具有独特价值的独立全球学，其实质是要从议题全球学(广义全球学)提升为学科全球学(狭义全球学)。因此，提升全球学的研究深度是时代的发展需要。时至今日，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的诞生，如果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阿?恩?丘马科夫昔日对全球学的看法已经过时，而开启建构独立学科的全球学时代已经到来了。
我们正面临着把议题全球学提升到学科全球学发展的时代路口上。我们有责任构建而不是杜撰出一门不仅旨在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的一门课程，而更应有志于为解决全球现实问题而提出一套系列全球学范畴，以及拿出较好的解决全球问题的系列方案。
二、全球学的学科性质
全球学的“学科”性质是随着全球学内涵的发展而发展的。首先，当全球学停留在研究意义上的全球学(Global Studies)时代，全球学的性质必然具有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性质。或者准确地说，在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学时代，不同相关社会科学对全球现象展开研究的时候，一方面站在自己学科立场上对全球现象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不同相关学科也不断地吸取其他学科对全球研究的营养成分，这已经成为全球研究的事实。于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学必然具有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有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全球学的这种学科性质，提出“全球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跨学科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这个时代的全球学明显具有诸多缺陷。从存在形态上看，这是全球学发展的初级发展阶段。从研究内容的深度看，这种研究水平是肤浅的。这种肤浅性是由于全球研究还散落在不同相关学科中，必然带着各自为政的不足，从而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因此，全球学发展在交叉学科的时代必然具有边缘学科的缺陷。边缘学科的最大不足就是“边缘性”。从逻辑上讲，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显然不是“边缘学科”，而是独立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不能站在不同学科的边缘上而依靠“交叉”来生存，一定要站在自己的独到的研究对象上独立生存和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认定任何存在形态的全球学都具有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只能运用动态发展的历史方法认定，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只是在研究意义上的全球学(Global Studies)时代的学科属性。一旦全球学的发展超越了这个时代，全球学的学科性质就应随之发生变化。
其次，当不同相关学科对全球现象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之后，需要对散落在各相关学科对全球现象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这时全球学就必然具有综合性。它不仅具有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而且具有了综合性的学科属性，这显然是一种研究深度和研究水平的巨大进步。
然而，如果这种综合仅仅是一种把散落在不同学科中关于全球现象的研究成果的集大成，那么这种学科无疑有重大的学术缺陷。这种缺陷导致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学术内涵，只是对别的学科研究成果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充其量只是一个简单的拼盘或拼凑。其实，这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重要的是缺乏对全球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
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如孙国强把全球学的相关概念体系合拢起来，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全球学》，其体系结构包括全球化问题、全球化辨析、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治理、全球化价值和全球化榜样等九章。不难看出，这个初步构想显然还停留在全球研究的层次上。但该书的不足之处有：首先，未形成成熟的范畴，其九章的内容都是围绕“全球化”展开的，如果抽掉“全球化”的概念，这个体系什么都不是；其次，这个体系是个拼盘，缺乏创造性，只是把全球化与科技、经济、文化、政治、治理、价值等范畴对接起来；再次，这个体系并没有建立起全球学独特的范畴体系，浓缩并概括出属于全球学的范畴体系，只是全球问题、全球经济、全球文化、全球政治、全球治理、全球价值等，并不构成为严谨的全球学逻辑体系；第四，这个体系根本没有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严谨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缺乏全球学的基本问题、逻辑起点。作为全球学的基本问题应当贯穿于全球学范畴体系的始终。总之，鉴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个全球学体系充其量是“全球研究”的拼盘，还很难成为学科意义上的全球学。
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所著《全球政治学》，也是全球学的一种尝试。星野昭吉的体系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社会体系的变动、全球化与世界秩序、全球体系中国家主权的变化、全球化的安全概念的变化、全球经济与全球体系、全球文化与全球化体系、民主与全球化、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和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这个体系虽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拼盘，已有所深化，但也同样不足以作为狭义的全球学学科独立出来。其根本不足有三点。其一，这个“全球政治学”充其量是往日的“国际关系学”的升级版，即把全球现象扩充到国际关系学里；其二，不仅缺乏创新性，重要的是并没有建立起狭义全球学的特殊范畴体系；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全球政治学和全球学不是同一门学科，而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学科。
全球学的发展不会止步于从跨学科、交叉学科发展为综合性学科，它必然要沿着其本来的内在逻辑，提升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或狭义全球学。狭义全球学的学科属性不是跨学科，也不是交叉学科，更不是综合学科，而是整体性的学科。从全球学发展的历史全景视角看问题，全球学的学科性质必然要经历从跨学科、交叉学科(性质)走向综合性学科(性质)，再走向整体性学科(性质)的发展过程。
此外，反思狭义全球学的学科性质，还有必要把全球学与相关的学科区分开来：
第一，全球学是不是哲学?答案是否定的，全球学并不是哲学或哲学的一个分支。全球学和哲学的根本性分别在于，全球学是实证性很强的学科，而哲学不是实证性学科。所有的哲学命题，都是普遍性问题，所有普遍性问题都不能用实证性来证实或证伪。全球学是一门科学，科学与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实证。
第二，全球学是不是国际关系的新版本或升级版?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升级版是包括研究全球现象的学科，但不是单纯研究全球问题的学问。国际关系学既研究非国家行为体，也研究而且主要研究国家行为体及其行为规范。全球学虽然也必须研究国家行为体及其行为规范，但却是从全球性的角度来研究国家行为体及其行为规范。全球学主要考量的利益主体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全球利益。
第三，全球学是不是全球经济学、全球政治学、全球伦理学，或者是三者的拼凑?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由于全球问题的出现，往日的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必须把全球问题包容进去，或把这三门学科提升为全球政治学、全球经济学和全球伦理学的升级版。与其说全球学是全球政治学、全球经济学和全球伦理学的总和或拼凑，倒不如说是全球学与全球政治学、 全球经济学、全球伦理学是在不同层次上的学科。这四者分别是不同性质的四门学科。
总之，全球学不是单纯的跨学科、综合学科的学问，而是从整体性上来着手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学科。“整体性”是全球学命脉或核心问题。
三、全球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建构全球学的根本
任何学科的成立与否，都必须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而其研究对象又必须通过自己特殊的学科范畴体系表现出来。那么，全球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能够表现全球学特有的范畴体系又是什么呢?解决这一问题，只有用“整体性”的方法论来完成。
早在学者组建罗马俱乐部时代，就已经提出了把人类发展观从无差异增长发展到有机增长，从简单的发展观提升为可持续发展观，其中的关键就是看到，现代人类必须从整体上解决问题。“孤立地解决任何一种危机的企图已经证明不仅是短命的，而且会损害其他方面：为了减缓能源或原来的短缺而采用破坏环境的手段，实际上等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之间显然是互为依赖的；所有各种危机集合起来似乎构成了一种世界发展的全球危机症。”因为在现代，“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多么紧密。某一地区的某一个官僚机构的决定，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决定……引起了世界其他某个地区的家庭主妇出来抗议食品价格飞涨……难道各个地区或者国家还可孤立地作出决定，完全无视这些决定对世界系统其他部分的影响吗?”
如果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来思考全球问题，那么就不难发现，现代人类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大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需要从整体上解决而不能孤立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对于全球问题，“迄今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可以付诸实践的解决办法，还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极端需要的共同行动。各种努力，有时还是由个别的或某些国家所作的重大努力，并不总能获得预期的结果，至多只是使那些成为人类共同灾难的问题得到缓和，而不是真正解决。”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学，那么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学必须由“统一”为核心词，形成了统一的全球意识、统一的方法论、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学的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曾经把全球学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多么荒堂可笑。之后，俄罗斯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全球学应被看作某种完整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理论，但它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方向上表现出来。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哲学方法论方向问题。
在构建全球学时，需要借用系统哲学家、广义进化论和全球问题专家欧文?拉兹洛的“整体性”方法论。他提出，古典科学在它的各门学科中，不管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企图把观察对象的种种元素(如化合物和酶、细胞、初级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体等等)孤立起来，然后希望通过概念或实验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以产生整体或系统。现在我们懂得，对于理解整体或系统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解其元素，还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方法和特点来对我们的观察对象进行考察。这就需要“一般系统论”的方法。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科学地探究“整体”和“整体性”。“整体”和“整体性”，在以前还被认为是超越于科学范围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全球问题的出现，需要把“整体”和“整体性”从形而上学的不可证实的概念降落为形而下的可实证性的概念。这种试图阐述“一般系统论”原则和模型的努力提供了一条通向科学一体化的可能途径。
运用整体性方法论来研究全球学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肢解有生命力的现象，而必须还原生命力本来的属性。这是全球学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分别或根本性的分界线。全球学的对象是整体性的。因此，全球学的整体性研究方法须用全球整体生命力的视野研究全球问题。
我们还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点来解决全球学的难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著名的思想，“在任何状态中或在某一个状态中的一只手不能总算是人的一个部分，只有那只活着的能工作的手才算是一个部分；假如是一只死手，那就不算是人的一个部分。”全球学的任何研究都必须把“手”(全球学的任何一个具体范畴如全球治理等)“放置”在活人(全球整体)的身上，才会具有整体性功能。研究全球学也必须用具有整体l生的“局部”(如全球学的某一具体范畴全球治理)去阐释其本来的意义(全球治理不能单独治理某些方面，必须是全球性的治理方法)。可以说，整体性是全球学的生命线。
全球学整体性理念的关键在于不能孤立地以人为中心，而要以全球生态为中心，把人类伦理提升到全球伦理的高度。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百特发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认为，西方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产生了有害的“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应该“统治”自然，把自然视为异己。美国植物学家墨迪也认识到，不要简单把人看成是价值的源泉，更不能排除自然界的事物有内在价值的信念。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提出“生物中心论”伦理学。他在1923年发表的《文明与伦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价值领域扩大到所有生命的理念。施韦兹把这一立场称为“敬畏生命”。莱昂波特在创建“大地伦理”时意识到，“所有伦理学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个体是一个与其余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为此他提出了生态中心论伦理学的原则：“当一件事情有益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是正确的；当它趋向于相反结果时，它就是错误的。”
与此相应，全球学的所有范畴都必须是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凡是具有整体性的范畴才能成为全球学的范畴，如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全球法律(世界法)、全球文化、全球意识、全球伦理、全球价值、全球治理、全球体系、全球社会、全球公民、全球秩序和全球进程等。凡是不具有全球整体性的范畴都不能成为全球学的概念，如地区化、民族化、国家公民(而不是全球公民)、地方主义等。
全球学的整体性方法论，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辩证法原理来说明：全球学研究不能用孤立、片面、静态等形而上学的眼光看世界，而必须用联系、全面、动态等辩证法的眼光去看世界。其实，整体性就是辩证法追求的本质。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北京，102249)
收稿日期：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