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作家群成为引人关注的创作群体,这一群体的构成和特征难以一概而论。他们中有的原本在国内便已有创作成绩，而出国后又创作出重要作品，如严歌苓、虹影等。有的则是直接从海外传来佳作，如横空出世般给人惊喜，如袁劲梅、张翎、陈谦、陈河、王瑞芸、雨蛙等等。海外作家的小说就题材来说有两种。一是借助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视角，审视人们熟悉却漠视的国内生活；另一个是写华人在国外的生存状态，着重于华人的生存环境和内心世界，而非早期移民小说着重表现华人奋斗的辛酸史和成功史。
张亚的小说《红大衣》就题材来说应该属于前者，她写的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家族故事，这故事与一件红大衣有关，与民族的政治、文化、人性的善恶美丑有关。作者在隔着漫长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之后，借助更加多元化的文化视角，重新审视复杂的历史和人物，其叙述姿态冷静客观，却于不动声色中肯定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赞美人类追求美与自由的恒心。
小说开头简洁高调，起势不凡：“母亲是一个大家闺秀，直到80岁，仍气质非凡。”悬念随之铺设：母亲如何练就了这样的气质？母亲一生有怎样的故事？小说接着交代外公有一个梦想，就是送自己的女儿读书，将来成为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医生。这个梦想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东北乡村是那么不合时宜。“为了女儿们能读书受教育，外公放弃了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举家迁到了长春市，从宽敞舒适的青砖大瓦房，挤进了窄小的三间土砖房。曾主事一方的外公，也成了粮食加工厂的伙计。”送女儿读书使之成为医生，这是小说复式线索中的一个，它为主线索红大衣的命运勾勒出了历史背景，也为家族的性格、操守、命运预设了伏笔。
母亲在12岁那年第一次看到那件大衣：“一个年轻女人穿着一件皮大衣，从她的身边婷婷袅袅地走了过去。藏蓝色的薄呢面，昂贵的水獭皮领子修长地嵌在胸前，精致的掐腰勒出了女人玲珑婀娜的身材，裙子般宽阔的下摆，让那女人每走一步，都像是移动舞步一样飘逸轻盈，母亲看得目瞪口呆。”每一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自己的美神，她的性别意识由此觉醒，也由此明白美的真谛。穿大衣的女人成为母亲认知性别与女性美的启蒙者，从此母亲便渴望自己也能够拥有那样一件大衣，能够那样挥洒自如地展现自己的美丽。由此可知，小说中的大衣并非一件奢侈品，它是一个女孩对于美好人生的希冀，对美的全部渴望。在正常的年代，这愿望本不难实现，但是在中国20世纪动荡的年月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母亲是在辽沈战役长春城被围困时再次见到那件大衣，穿大衣的女人面黄肌瘦，她急需用大衣换回粮食来救一家人的命，母亲用四斤豆子换回了她的大衣。从此，这件大衣便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无论是逃难途中、外公病逝、新中国成立、反右运动、四清、“文革”期间等等。但是母亲真正穿上这件大衣的机会并不多：战争年代，生死难测，母亲顾不得穿；终于过上安稳日子，这收腰大衣却与时代的审美风格背离，母亲又不敢穿了。这件美丽的收腰的大衣，这件可以让女孩穿上便成为窈窕淑女的大衣，始终与这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格格不入――逃难时它是累赘；强调艰苦朴素的时候，它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文革”抄家时它是赃物。即便如此，它仍然是美的化身，是勇气的象征。母亲曾经穿着这件不能见天日的大衣去劳改农场见初恋的情人，虽然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且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穿着皮大衣千里迢迢探望初恋情人的母亲却令人记忆深刻：“队伍走远了。风雪交加的田野上，只剩下了一个穿着皮大衣的女人，那个短暂复活了的说客，伫立在白茫茫的天地间。”这是一个弱女子对整齐划一的集权时代的反抗，也是母亲一生最美的时刻。
皮大衣后来被改成军大衣的款式，给女儿穿了。再后来女儿出国，母亲把皮大衣改成红色，送给女儿作纪念。这件从美国买回在中国流浪了半个多世纪的衣服有了新的主人，母亲也将美以及美好的信念传递给了女儿。
人们终于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追求美了，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美神曾经在战争和各种运动中受难，很多人为她殉葬，母亲的全部青春就凋萎在对于美的渴念之中。每一件美丽的衣裳后面都有一张美丽的面孔，红大衣的后面是母亲绝代风华的优雅容颜，她一生不仅以一个出色的医生的身份谢幕，她更是美的捍卫者和膜拜者。
权力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发挥它强大的统摄力，还要塑造时代关于美的形象，因为美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失去控制的权力挟持美神以令天下――它规诫出某种单一化的关于美的信念和理解，惩罚那些追求多样化的“异端”行为，将愚昧与丑陋换装成进步和美。但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追求美的恒心却难以改变，只要这恒心不变，救赎美神的行为便会持续。母亲的故事正是一场关于美神的蒙难与救赎的寓言，它折射出历史演进过程中人性受到的摧残以及抗争。而红大衣正是美与梦想的象征，她是一片黑白社会幕景中唯一的色彩，并在暗沉的历史场景中闪耀出人性美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