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大部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
于是按照客人的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钱穆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神态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众人无不称奇道妙。小钱穆自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了。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逼问道：“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于是心生惭愧，低头不语。
上个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写信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是这样的：“《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四书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我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得知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写一些酷似《聊斋志异》的小说，证明他把《聊斋志异》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个世纪30年代写的《水浒人物论赞》中，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传》的烂熟程度。
文史学者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红楼梦》他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志异》读了40多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3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至于遍数，我们不敢想象。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包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于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通过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易知录》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文史成就。
晴川历历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