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通过考察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发展过程中的外部监管方式、投资银行组织结构、业务结构、内部控制等方面，提炼差异化环境下的投资银行发展一般规律，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形成系列建议，以供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参考。
监管分析
国际上对投资银行的称谓多样、内涵外延各异，因而投资银行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按业务线涵盖范围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如表所述，第一层次的投资银行只从事最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仅包括一级市场的股票、债券承销业务和一些金融咨询业务。第二层次的投资银行具备常规的投资银行业务线，可实现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业务的较完整覆盖，与国外一部分中小型投资银行的职能相对应。第三层次的投资银行业务比较全面，拥有资产管理业务和研究业务这两项智力密集型业务，一般被认为是大投行的基本特征。第四层次的投资银行其实已经脱离传统投资银行的意义，而是投资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类似目前的高盛集团和摩根斯坦利集团。
除了内涵外延的差异，即使同一内涵的投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称呼也是有差别的，以第三层次的投资银行为例，美国称为投资银行，英国称为商人银行，而日本和我国则称为证券公司。在本文中，我们会根据行文需要，交替使用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称谓，若无特殊说明，均指代上述第三层次投资银行的概念。
我国与美国的投资银行发展过程存在更多的共性，所以主要以美国的投资银行模式和发展作为参照。
纵观经济发达国家投资银行呈如下主要特点：一是行业集中度较高，呈现出垄断竞争的特点；二是均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三是业务显现出多元化、专业化趋势，具体表现在投资银行的业务已经从最初的传统的承销业务、经纪业务扩展到企业购并、资产管理、风险投资、风险规避，投资咨询等领域；四是大多走向混业经营；五是竞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竞争既包括了各国投资银行本身之间的国内、跨国竞争和其导致的投资银行的不断优胜劣汰，也包括了各国的现代“全能银行”对投资银行的挑战；六是极其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作为处在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大趋势下的中国投资银行业，要充分借鉴国外投资银行业务模式发展特点和发展经验：
第一，大力拓宽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我国投资银行之所以总是资金实力不足、资产规模较小，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投资银行尤其是我国的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不通畅。资金短缺严重限制了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证券公司的资金状况。例如允许证券公司采取增资扩股和公开上市的方式扩大资金规模。此外，我国目前已有72家证券公司获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调剂资金头寸，缓解了证券公司的资金实力。证券公司还可以凭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获得期限灵活的资金，优化资产结构。
第二，注重金融创新、广开业务领域，实现多元化趋势。与国际投资银行创新过度、衍生产品发达不同，我国的投资银行明显创新不足。为此，国内投资银行加强新产品开发，突破传统业务局限，推动主体业务由传统型(证券承销经纪和自营)向创新型(企业并购、重组等策略性服务)以及引申型(资产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转变，从而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稳定增长，增强投资银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通过兼并收购、资产重组，扩大我国投资银行的资产规模，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投资银行的行业集中度。并立足本国资本市场，实现特色化、专业化经营。
第四，适时实施国际化战略。目前，我国的投资银行基本上以国内市场为主，这主要受制于我国投资银行的实力。国内投资银行应仿效国内商业银行，用全球化的眼光经营我国的投资银行，放眼世界。可以首先通过与国际投资银行合作的方式，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适时走出国门，进入国外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这方面，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中银国际的成功经验已经为国内的投资银行树立了榜样。
根据各国政府和行业自律组织在投资银行监管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把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为三类，即：政府型，自律型和中间型监管体制。
政府型监管体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并设立全国性的监督管理机构对投资银行实施监督和管理，其本质特征是政府在监管中占居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美国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加拿大，巴西，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也实行这一管理体制。
与政府型监管体制相对应的是自律型监管体制，它是指政府除了某些必要的国家立法外，较少干预投资银行业，对投资银行业的监管主要靠证券交易所及投资银行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管，其本质特征是注重并强调投资银行业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作用。英国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其他的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多采用这一管理体制。
介于政府型与自律型监管体制之间的监管体制，我们可称之为中间型监管体制，它的本质特征是既强调国家立法管理又注重行业自律管理。德国、意大利等是实行这一管理体制的国家。
美国投行监管体系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美国投资银行监管体制中是最为重要的监管主体，由于政府充分授权，保证其有足够权威维护投资银行依法运作，因此，SEC也是美国政府型监管体制的象征。
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型监管体制的优势在于，首先要强调立法监管，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所有活动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监管活动更具有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其次是政府监管机构作为最重要的在监管活动中起主导地位的监管主体，超脱于资本市场参与者之外，使其监管活动能更好地体现和维护市场“三公”原则。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一定局限，除立法监管往往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容易导致政府对投资银行管得过死、干预过多，不利于投资银行竞争和创新外，监管者要与市场保持距离。当市场情况变化时，往往不能及时反应或反应不当，因此，往往容易出现监管“缺位”或“越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的效率。
英国投行监管体系
英国一直没有设立全国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而是依靠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自我监管。
英国为代表的自律监管体制恰恰能在政府型监管体制的局限性方面显出自己的优越性。第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投资银行的不必要的干预，促使投资银行按市场规律运行，利于投资银行竞争和创新。第二，自律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投资银行，他们往往最了解市场，也最能把握市场，知道某项规则对市场的影响，当市场变化时，他们也往往能及时有的放矢地找到解决市场问题的办法，比较容易实现灵活有效的监管目标。但自律型监管体制也有两大缺陷。第一，自律组织往往更为重视保证市场运转和保护会员的利益，而忽视保护社会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监管的“三公”原则难于实现，同时这种现象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话，也会阻碍市场 竞争。第二，由于缺乏强硬的法律后盾，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往往难于实现。很显然，自律型监管体制的缺陷，正是政府型监管体制的优势所在。
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看国际投资银行监管体系对中国的启示：第一，在公平的基础上兼顾监管的合法、协调、效率和透明的原则；第二，以集中立法型监管体制为主、自律型为辅；第三，加强风险监管；第四，强化信息披露；第五，注重监管的前瞻性。
然而，鉴于美国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缺陷，我们还需全面分析(尤其是分析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国际投资银行演变对中国证券公司未来发展带来的启示。
国际投行演变带来的启示
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
次贷危机所显示出来的金融脆弱性不是来自于金融创新本身，而是由于现有的监管不足，监管体系运转失效。当然，监管不应阻碍金融创新，如果要增加金融消费者的选择并扩展信贷的可获得性，那么金融创新必不可少；要实现强化金融系统弹性而又不妨碍市场程序的目标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创新同样必不可少。监管部门应当关注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应当提高监管预见性，并将监管目标集中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次贷危机再次充分说明，加强金融衍生品的全面审慎监管与风险控制是极为重要的。为此，监管机构应当限定证券公司产品和业务创新中的杠杆比率上限，并且就市场变化对创新业务的影响加强敏感性分析，及早应对，防患于未然，促使风险监管制度和机制建设与金融创新的步伐相适应；证券公司应当针对产品和业务创新加强风险管理与控制，谨慎运用财务杠杆，使杠杆比率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以降低和控制经营风险，证券公司应当将产品和业务创新风险纳入公司整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清晰地界定各业务条线和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内控制度，完善内控机制，使金融创新的性质、种类和范围(尤其是表外业务头寸)与公司净资本规模、风险管理与控制系统、风险管理和内控能力相匹配、相对应，加强对表外业务定期与不定期的稽核，及时发现表外业务经营中的潜在风险；证券公司应当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结构和标的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以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加强对证券市场尤其是场外交易的监管
美国投行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通常是由审计委员会、执行管理委员会、风险监视委员会、风险政策小组、业务单位、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公司各种管理委员会等组成。但是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投行这些风险管理部门却没有充分发挥风险管理与控制作用，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应当加强证券市场尤其是场外交易监管，将表外业务风险纳入表内监管，减少表外业务的监管套利，提高风险管理的积极性。随着我国证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综合经营的不断发展，跨机构、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产品陆续涌现，业务日益交叉、渗透和融合，这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应当加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制度，加强监管合作与协调，发挥协同监管效应；调整监管机构层次，明确界定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范围，努力避免重复监管，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冲突，填补监管“真空”或监管“盲区”；从原来的以机构性监管为主逐步转向以功能性监管和目标监管为主，建立伞状金融监管体系，创造条件逐步完成“大部制”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实行金融综合监管。可以考虑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健全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建立多边的紧急磋商制度、建立统分结合的金融控股集团主监管协调制度，健全适应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统计信息监测体系等。
组织结构分析
组织形式
一般而言，一个投资银行采用的组织结构与其内部的组建方式和经营思想密切相关。现代投资银行的组织制度主要有以下四种：家族企业形式及合伙人形式；混合公司形式：公众持股上市公司形式；现代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右图归纳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变迁历程，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发展从整体上体现出集中化、公众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四大趋势。
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要分析投资银行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分析它们的股权结构。通过研究国际成熟市场顶尖的投资银行财报数据，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的股权结构特征如下：
第一，机构投资者占股比例大，但股权极度分散。取2011年12月1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来分析其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情况及股权集中度方面考察。
第二，内部持股比例小，股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美国投资银行发行在外的股票大多是可以自由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在股权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地直接参与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资银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董事会结构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公司的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在一些主要的国际成熟市场，比如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国际成熟市场的投资银行董事会下设各种委员会以协助其进行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这些委员会基本都包含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为公司各项业务制定风险容忍度并批准公司重大风险管理决定，包括由风险监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重要风险政策的改变。
除了设立诸多委员会辅助董事会进行工作以外，董事会还呈现出外部董事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特点。这些外部董事一般都是公司之外某个领域的资深专家或学者，具有某个方面的独特专长或是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而且比较客观，也注重自身的信誉和市场身价，能积极参与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参议和监督。
与此同时，国际成熟市场内部董事所占比例虽小，但基本均为投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内部董事身兼管理层有助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的推进，而这也反映出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它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监事会及管理层监事会是股东大会领导下的公司的常设监察机构，执行监督职能。监事会与董事会并立，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权。
美国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并无设立监事会的强行要求，通常由独立董事或者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监事会的审计监督职能。
职能部门职能部门组织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门：投资市场部、消费者市场部及研究部。
综合以上结论，对于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重点培养金融控股公司。虽然我国早在1993年就明确提出“银行业与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的政策，至今仍保持着“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系。但随 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在协同效应，规模效应、收入多元化、风险分散化以及容户需求一体化等因素的驱动下，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而未来我国也会出现金融机构向多元化领域蔓延、大型企业短时间内进军金融业等现象。
第二，加快金融立法，改善证券公司法律环境。借鉴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组织结构的发展，从立法角度看，主要应以现行的公司法、证券法为基本依据，重点完善其中的监管制度和公司治理要求，立法过程中可参考美国、日本、英国等国际成熟市场成熟的法律条文，并结合中国本土证券公司的现实发展需求，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三，优化治理结构，提高证券公司经营效率。优化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证券公司经营效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降低股权集中度，增加股权流动性。二是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加强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三是要加强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机制。四是注意在各职能部门之间建立必要的“隔离墙”制度。
此外，金融危机暴露出投行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流动性短缺以及业务模式、盈利模式较为单一的缺陷。而以存款来源作为支撑的商业银行，特别是业务综合化经营的全能型银行基本上都涉险渡过了金融危机的难关。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大型独立投行陆续被并购，或破产倒闭、或被注资、或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大型存款类银行将重新主导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将得到强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独立投行模式未来很有可能会消失，大多数纯粹的投资银行将被商业银行合并，全能型银行的经营模式将更受欢迎，由商业银行主导的混业经营将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主流模式。
相比于美国独立投行，传统的欧洲银行业，特别是德国银行业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不能说德国的全能型银行模式一定优于美国的独立投行模式，但是全能型银行风险相对较低、经营更为稳健却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德国的全能型银行模式在未来可能会更受重视。因为和投行相比，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更加充裕，运作更加透明，风险管理和控制系统更加严密，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和存款保险机制的保护，同时业务综合化经营有利于平抑经营收益的大幅波动。
业务结构分析(以美国为例)
从行业业务收入来看(以2003年为例)，2003年美国证券全行业总收入为1445亿美元。从各项业务收入的变化趋势来看，佣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35％下降至2003年的14％；资产管理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1％上升至2003年的8％。承销和做市商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稳定，变化的趋势不是特别明显。
以下选取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具有代表性的银行作为案例，深入剖析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
高盛
高盛集团在2010年之前将业务分为三大类：投资银行部门、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部门、交易与本金投资部门。
从收入绝对值来看，2001年到2007年，高盛集团的收入水平直线上升，从128亿元美元迅速蹿升至2007年的460亿美元。虽然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收入水平大幅下跌，但2009年便恢复到452亿元的水平。从这9年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净利息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收入一直是比较稳健的。净利息收入主要来自以公允价值交易资产的收入及证券逆回购收入，在危机期间不但没有下降，相反甚至有明显上升，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等4年的收入分别为35亿美元、40亿美元、43亿美元和74亿美元。波动较为剧烈的是交易与自营收入，从2007年的297亿元跌至2008年的81亿美元，这主要是取决于危机时期的市场环境及高盛自身的风险头寸。
从收入相对量来看，2001年到2007年，交易与自营收入和投资银行收入一直是高盛收入的主导力量，占比基本在70％以上，其中2001年为78％，2007年为81％。2008年交易与自营收入的占比相对下降，但同时投资银行收入相对上升，二者合计占比仍然有60％。即使在最恶劣的市场环境下，这两项业务收入依然是高盛集团的核心业务，收入能力的稳定性毋庸置疑。高盛集团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具有传统优势，但是近些年最赚钱的业务却是交易与自营收入。交易与自营业务收入的来源主要是FICC，该部门主要运用自营资金进行交易。相对而言，高盛集团的资产管理业务和经纪业务无足轻重。
2010年以后，高盛集团将业务调整为四大块：投资银行、机构客户服务，投资和借贷、投资管理。投资银行业务向公司、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提供一系列的投资银行服务。收入结构统计口径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由原来的四部分调增为六部分，保持投资银行收入、净利息收入两部分不变，将原来的交易与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收入两部分进一步细分为资产管理收入、佣金收入、做市商收入、其它自营收入四部分。投资银行收入与自营收入仍占65％以上，非常稳健。
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实行控股公司下的事业部架构，事业部专于特定领域的业务，是独立的利润中心，其在组织架构上分为四部分：机构证券部门、个人投资者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及信用服务部门。从收入结构来看，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分为净利息与股息收入、交易收入，投资收入、资产管理收入、投资银行收入、佣金收入和其它收入等七部分。
从收入绝对值来看，2001年到2007年，摩根斯坦利的收入水平稳步增长，但幅度不大，2001年为196亿元，2007年为269亿美元，2008年为221亿美元，考虑到收入降低主要由39亿美元的投资亏损引起，2008年的其它收入基本没有下降。2009年恢复到234亿美元的水平。从这9年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佣金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收入的变化比较平稳，增长的波动性不强，三者从2001年的108亿美元平稳增长到2007年的165亿美元，次贷危机对其影响不大，2008年，2009年三者的和保持在134亿美元、151亿美元的高水平。与此相对投资收入、交易收入、净利息与股息收入的变动比较剧烈。投资收入时正时负，在2001年亏损4亿元美元、在2008年亏损39亿美元、在2009年亏损11亿美元。交易收入也不太稳定，在2006年达到阶段性峰值118亿美元，但在2007年却创造了这9年的最低值32亿美元，波幅较大。净利息与股息收入在2009年为10亿美元，是期间最低值，但总体来看，大部分年份保持在30亿美元左右。
从收入相对量来看，2001年到2007年，佣金收入、投资银行收入、资产管理收入等三项收入是摩根斯坦利稳定而重要的收入来源，三者合计占比平均在55％的水平，而且占比相对稳定。交易收入虽然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是其变数较大，占比忽高忽低，不算是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却是潜力较大的收入来源。如果将交易收 入与上述三项收入合计，则四项收入合计占摩根斯坦利收入的83％，而2009年更是高达97％。投资收入的占比总体来看不高，除2007年以外，均在6％以下。
可见，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引擎。以证券发行与承销为核心的投资银行业务是摩根斯坦利的领先业务，2004年摩根斯坦利占据全球IPO市场的10％份额，超过对手高盛，荣登全球IPO业务的榜首。
不难发现，国外券商盈利模式具有以下特点：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佣金收入占比稳步下降；做市商交易在券商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在券商收入比重明显高于国内券商；国际投行业务中，债券和企业咨询业务占比明显高于国内。
此外，虽然近年来我国证券行业在市场结构，交易工具、投资者构成和证券中介方面越来越向国际靠拢，未来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壮大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三方面改进
扩大证券公司资本规模。扩大证券公司资本规模的途径可以有：证券公司改制上市；公司合并，以地区为依据进行跨区合作，在资金技术市场上达成联盟，实行资源和业务的合并，组建区域性大证券公司；发展金融集团，金融集团是以金融业为主的企业联合体，具有完整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框架实行分业经营和混业管理的集团经营模式。
积极创新业务品种。具体来说证券公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业务创新：重点发展场外业务；发展资产管理业务；进行风险资本投资；参与金融衍生品创新与交易以及拓展资产证券化等业务领域；开发国际业务，国内国际业务并举。以国内业务为基础，努力向海外发展网点，把业务领域扩展到国际市场，实行跨国业务经营，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培养核心业务实施差别服务与特色服务。证券公司应根据自身的资本实力、服务特色，研究水平、区位优势等综合素质及目前市场的竞争状况，培养其核心业务，实施差别服务与特色服务。
内部控制分析
内部控制
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是指投资银行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确保经营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在单位内部采取的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续与措施的总称。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由五大要素构成，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
风险管理分析
以下从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投资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架构以及目前业内常用的风险管理方法三方面进行研究。
主要风险种类 从整体的风险来源角度划分，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风险依其影响面大小主要分为以下六大类。
风险管理架构 依照目前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发展状况来看，其风险管理已经进入了全面管理模式。而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架构包括以下六大要素：企业风险管理战略和策略；健全的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规范的风险管理流程：完整的风险管理手册；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有效的防范机制；高效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风险管理方法 第一，风险管理流程。在投资银行风险管理的流程中，风险管理方法的应用集中体现在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这两个环节。
第二，风险管理主要技术及方法。在理论层面，资产组合理论、套利定价理论以及期权定价模型的提出为现代意义的投资银行风险管理方法奠定了基础。而在现实层面，90年代几起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大案(如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事件)，使一些大的国际银行开始研究和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管理测量和资本配置模型。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管理及其技术、软件需求的日益增长，出现一大批专门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咨询公司和电脑软件公司，推动了风险管理技术、方法以及软件的不断更新、发展。截止到目前，依照风险类别划分，主要的风险管理方法、技术及软件有：
市场风险方面。利率风险是投资银行所面对的最主要的市场风险。因此利率风险的管理方法发展最为突出，主要包括缺口分析法、久期和凸性分析法。
信用风险方面。主要采用基于对客户或交易对手履约能力和违约可能全面分析而做出决策的风险管理方法。
全面风险管理方面。在方法层面，主要包括统计分析法及情景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的主要思想是考察影响组合收益的因素，并使用一系列计量技术估计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些参数反映该资产收益对不同风险因素的反应程度，这也就提供了可以相应对冲某类风险的技术指标。场景分析法要求风险管理者设想投资组合可能出现的状态，并考察在极端情况出现时的可能损失。对所有相关变量重复上述步骤，最后获得结论。
除了上述几类风险管理方法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现代的金融工程方法。这种方法的产生得益于70年代的利率市场化以及随后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金融工程方法包括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的设计、开发和实施，以及对金融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其中的典型代表有，由金融工程公司开发的风险价值增量模型(VaR Delta)。该模型可以在不重新计算投资银行的VaR的情况下确定新的交易将如何影响整个资产组合的VaR，此外，该模型还提供VaR的成分分析并提供风险矩阵未包括的客户的数据。另外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由智商金融体系公司(Q Financial Systems)创立的风险智商模型(Risk IQ)，该模型的创立基础是信孚银行的RAROC方法，是一种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综合分析模型，特别的是，该模型可以用于投资银行整体的风险测量。
第三，风险管理模型的内在缺陷。定量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模型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风险管理的一大突破，但是只要是模型，就必须嵌套于某种假设当中，而模型假设与现实的不吻合就为模型结果的有效性打了折扣。此外，对于证券未来价格的模拟技术也有待进步，目前依赖于历史数据或者某种假设模拟出的数据都有可能经不起理论和现实的验证，这些都构成了所谓的“模型风险”。
我国的证券公司，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才略嫌空白，相关的风险管理方法也尚待发掘。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可以从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得到以下四点启示：重视公司文化，避免英雄主义；全面管理风险，系统制定决策；完善风险管理架构，匹配经营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先进风险管理技术，但不可过度依赖。
同时，次贷危机也说明，市场参与者的内部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管不可或缺，两者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伴随着金融业的创新与开放，对所有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全面与实时的外部监管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引导市场参与者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理应成为监控风险的根本措施。
第一，提高对内部控制体系的认识。督促证券公司运用定性及定量的风险管理技术，对经纪业务、承销业务、自营业务等进行风险控制，形成组织严密并能实时识别、判断风险的控制框架。
第二，动态的设定不同发展时期内部控制目标重心。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需要通过内部控制来消除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威胁是不同的。
第三，制定内部控制战略目标时，应重视对风险的识别与应对。风险作为一项价值驱动因素应被纳入内部控制目标导向选择的框架中。在构筑“风险与应对”这一控制要素时，应当将风险与企业的目标相匹配，并分解为战略风险、经营和财务及相关风险、具体业务风险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风险识别均以“事项识别”为前提，也就是识别可能对目标产生影响的潜在事项。
第四，重视文化对内部控制的作用。有效的内部控制除了需要诸如预算、内部审计等“硬性”的控制工具外，还必须依赖于公司文化，管理哲学和经营作风等“软性”控制工具。
第五，适度分散股权夯实内控基础。优化股权结构是完善公司内控结构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可大大抑制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等现象，通过公司内控机构的完善，充分发挥内在机制作用，促进公司自身经营业绩的提高，达到一个良性循环。我国证券业应当推进产权主体的多元化，精心挑选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股权结构，形成彼此制衡的产权格局。近年来，我国部分证券公司开始引进外资，并吸收民营资本参股，这些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公司内控结构的完善。证券公司应努力抓住这个契机，不断改革创新，努力拓宽公司内控改革的渠道，促使从根本上改善证券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