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在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看到“王二小”，我便与他一见如故。 当时，我在外婆家上学。小学校里独我一人姓王，我朴素地认为，天下王姓是一家，王二小或多或少算我亲戚。对于我的一厢情愿，同桌改华撇嘴鄙视。我亲近5E-"小，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放牛，我也放牛。
虽然他已死去，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我向往和仰望的高度。因为他，我第一次认识了“英雄”这两个字。在反复对130多字的课文进行揣摩和自由想象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成为王二小那样的小英雄。
我天天盼望着能打仗，能给鬼子带路。成为英雄的迫切感，远远大过了对个人生命的怜惜。
我甚至相信世间有鬼，相信人死能复生，相信小英雄可能还在继续放牛，只是我们看不见他而已。作为英雄的符号，王二小已是我挥之不去的梦。我常梦见这个至今不知道长什么样的小英雄。套用今天的时髦说法，我那时在梦里常对他表达：亲，什么时候一起放个牛啊?
正是沉浸于这种梦想，1987年夏天，我写作业时，不小心打翻煤油灯，烧掉了王二小这一课及后面几页。对于一颗怀揣英雄梦想的幼小心灵，这无疑是致命的创伤。
第二天一早，我便带着仅有的一毛钱到学校，谋划跟同桌做一笔交易。考虑到一毛钱可以买十块糖和五包瓜子，他同意，我用一毛钱和带着煤油味儿的课本，换他的课本。
我可以继续做英雄迷梦，他则需承受现实之痛。大家课上朗读课文时，老师发现改华一直在嘟嚷。随后，竹节棍便噼里啪啦地落在他的手上和屁股上了。他龇牙咧嘴地瞟我，我不敢与他对视，只好深埋着头，高声朗读，忍不住窃笑。
学期结束后，我便回家到村里上学。时移境迁并没能遏制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在一个少年内心的滋长。看到民兵连长用鸟枪一枪崩掉站在电线上的一只麻雀后，课本里的王二小，在现实中便有了化身。鸟枪，作为一个孩子所能见到的最具震慑力的超级武器，将民兵连长架上了英雄舞台，被我在心中默默崇拜。
放牛时，我会忍不住打量两旁草木葱郁的山头，琢磨够不够八路军埋伏。这一打量，便顿生一种生不逢时的失落感。万事俱备，只差鬼子。可鬼子迟迟不来，世界宁静得没一丁点儿打仗的气息。眼前只有吃饱肚子的牛群，列队迈着从容的脚步。它们身后，是一心想为国捐躯却报国无门的少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邻居买回村里第一台电视机，14英寸，黑白的。第二年暑假，放牛路过时，邻居女主人在门口大声喊，外面又打仗了，打得好厉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海湾战争。
听到她喊，我看着两侧的高山，内心一阵窃喜。我揣测战火可能会烧到家乡，成就“英雄”的机会，终于要来了。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一个10岁男孩的痴心妄想。
战争没有来，“社教”来了。我和伙伴们除了放牛，还接受村支书指示，和同学一起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然后老师指挥我们在村民小组会上小合唱，用我们童真的声音积极参与“社教”运动。
也是这运动前后，民兵连长的鸟枪被责令上缴，民间不许藏有枪支弹药。在一群弥漫着英雄主义气息的少年限里，失去了鸟枪的民兵连长，显然不再具备被崇拜的价值。邻村身材矮小的张屠夫成为新的偶像。因为他有一把足有尺余的杀猪刀，那刀尖端锋利、尾端厚重、腰身明晃晃的。没了鸟枪，这刀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放牛的小伙伴中，每年都有人上一年级，王二小总会被一再提及。等最小最调皮捣蛋的红伟上一年级时，我们对战争已经绝望，对成为王二小已不抱任何希望。
没有鬼子进村，我们只好自相残杀，来为英雄诞生创造契机。我们把牌场作为战场，通过打扑克来决出高低胜负；或是并排站在江边大石头上，同时朝汉江河里撒尿，看谁尿得远尿得高。
我们朝河里撒尿之时，大人们则正沿着河岸琢磨着“南水北调”的事儿。想着脚下的大石头要被淹，我们这些小伙伴难免惆怅。
但这情绪很快被欢笑一扫而光。因为身材最矮小的红伟一味追求高度，有两次尿在了自己头上。这两次意外，也让他的童年成为大家的笑料。
不过，2005年春节再次看到红伟时，我再也笑不出来。他回来给父亲上坟。他的父亲据说多年前在京郊挖煤时死于塌方，随后母亲带着他和弟弟改嫁。这个当年调皮捣蛋的孩子，此时已成大人，静静望着自家几近荒芜的黑瓦土房，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当年那个嚷着要当王二小的孩子，已然无从寻觅。
4年后的春节，我去给外婆上坟。路上见一男子，肩上骑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在风雪中踩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前行。面无表情地对视一眼后，他很快便把我甩在身后。随后，我才知道，那是当年与我一起放牛一起讨论打仗时怎样给敌人带路的同桌改华。
现实的生活，已像无形的大手，悄悄抽走了我们青春年少时的一本本教科书，信念和梦想渐渐被我们淡忘。而后，我们行走在气喘吁吁的人生路上。
见到改华十多天后，我回到城里，写下了一篇报道《三十难立》。那期间，家乡的电视新闻说，汉江河在2014年将全面蓄水；换个频道，恰好响起那熟悉的歌声，“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我随手“啪”地关上了电视。只有我知道，我的王二小，真的不知道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