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就情感类电视谈话所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窥私欲问题和媚俗化倾向等媒介伦理问题做了分析，并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方面来做了纠正对策的阐述。 关键词：情感类谈话节目；媒介伦理；真实；窥私欲；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TN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166-02
中国的情感类电视访谈节目，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萌发、20世纪90年代到2007、2008年的蓬勃发展，到现在的步入瓶颈甚至是止步不前，经历了一个从高潮到低谷的过程。反观现实生活状况，不得不承认，这类节目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它们在某个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心理和感情需求，帮助受众在别人的家庭琐事、情感纠纷中找寻自己的生活的蛛丝马迹，得到解决途径或者心理上的疏解。情感类谈话电视节目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人们对情感的诉求，是公众强烈精神需求的产物。需求决定存在。因此，在全国35个中心城市和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五大地区市场上，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播出曾经明显走高，收视率有着相当可观增加，虽然广电总局的整改令下，但还是依然有着其广大的市场。但即使是在整改之后，这类节目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在此就这类节目所涉及的媒介伦理问题来做一些探讨。
一、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窥私欲”
大众有一种普遍的窥视别人隐私的视觉快感，被称为“窥私欲”。窥私本来就是人的劣根性，人们似乎都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以此来获得心理的满足。现代社会，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竞争的加剧，人们更喜欢以“窥私”来达到心理的平衡，尤其通过对照别人生活的悲痛和离奇，来让自己达到安慰、满足和快乐。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则有着满足受众“窥私欲”的天然优势。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可以方便地通过倾诉、追问的形式将人性弱点、个人困境和心灵创伤等秘密和隐私公开化。在这类节目中，隐私不是倾向于被保护起来，而是被披露出来，甚至被无限放大。于是人们便在一些节目的宣传片及解说词中看到这样的字眼：“不为人知”、“秘密”、“难以启齿”、“心底深处”、“灵魂告白”等，它们充当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砝码。在一些节目中我们甚至看到这样的镜头：嘉宾割腕、父母和孩子互相破口大骂、感情纠葛的双方恶言相向甚至情绪失控大打出手。在节目现场将不想出现的当事人曝光，或者对其进行刨根问底似的追踪调查，将其生活细节公之于众更是非常普遍。
节目成为窥私的舞台，更为严重的是，节目过于关注主流大众的娱乐需求，而对社会弱势、边缘人群缺乏关注，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把他们的缺陷当成一种娱乐的消遣。2010年贵州卫视的情感谈话类节目《人生》有一起名为《谁偷了我的五百万》的节目，当事人在叙述事件时明显表现出精神上的问题，而这种问题被主持人和嘉宾毫不隐晦地于节目现场提出并得到证实，此时，现场并没有给当事人应有的关怀和尊重，而把他的精神缺陷当成一个笑话在舞台上展示和消遣。这对于本应关注公众生存状态、为弱者鼓与呼的大众传媒来说，是一个极需反思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种对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漠视尤显背离整个社会主旨。
这些“窥私欲”的表现，它使当事人陷于尴尬乃至不幸的境地，同时也是媒体走向庸俗低级趣味甚至无耻的表现。、该节目的制作者和主持人要决定的是他们正在满足的是窥私癖者，还是公众。对大众来说，别人隐私可能真的是一道可口的甜点，但我们的电视工作者更要思考的是，应不应该有求必应、甚至是变本加厉地奉上这道甜点？当让别人不舒服的隐私被曝光在大众的目光中，以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时，这就已经越过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变成不道德的现象，而这也是媒体走向庸俗低级甚至是无耻的表现。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制作时，要守住的也正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要想长久生存，就不能以“窥私欲”为节目的依靠，而是要展现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人文关怀，真正做到这类节目最初的出发点，以情动人、在心的交流中达到情感和社会的升华、和谐。
二、有关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真实性问题
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的确延伸了我们的感觉系统，使我们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体验更广阔的生活世界。但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是，经过了媒介作用后节目所呈现给我们感官的实际已不再是原事物本身，而是一个看上去很“真切”的假象。当一个当事人在节目现场一遍遍地录制同一个的节目，即使经历是他的再真实不过的切身体验，但一遍遍的叙述的结果则很可能是，第一遍情绪饱满，第二遍、第三遍自己都感觉索然无味，甚至感觉是在叙述一件已经和自己无关的故事。此时的事件本身离“真实”实际上已经相差很远。尽管如此看来，这类节目的真实性确实较难把握，但受众依然希望在电视媒介上感受到的是一份生命的真实，而这份真实最终又成为一种生命的伦理性的体现。因此，在制作这类节目时，制作人、主持人乃至现场的当事者、专家学者更要忠于自己的所感，要辅之以真情，要不伪，灌注真感情，这样做出来的节目本身才能感动人，这也是个真诚性的问题，“通过真诚的保障实现对由情感体验所构筑的价值世界的解蔽”。
但以此来观照荧幕上出现过的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却发现与之大相径庭。
首先，从这类节目的制作流程来看。
在许多电视台，制作情感类节目的人手中一般都有一本节目制作手册，手册上已经有对节目预先设计的模板，这类模板从细节到悬念出现的时间点都有非常详细的预设和安排。于是，在这样的模式下，节目便是主持人和当事人在一个事先设定好的框架里展开，而所谓的生活原始情节的再现不过都是预设好的一场闹剧。实际这种模式化的设计越精心，越给观众造成一种表演的虚假感觉，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也因此渐渐失去原本吸引受众的心灵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特质：真实的感染和事实的震撼，也即我们所说的生命的真实，丢失这一点的节目本身势必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其次，原本应该被这类节目奉为核心价值的真情实感渐渐被“收视率”扭曲，一些剧组甚至聘请编剧“编”、演员“演”。
一位情感类节目的制片人告诉记者：“哪能找到那么多素材啊？现在普遍都缺线索。有时为了博取观众的眼球，我们不得不编造故事，然后再请些演员来演。至于节目素材，大都来自于网络论坛，再经过编导添油加醋的编撰，唯一的标准就是越曲折离奇越好。”业内人士分析此前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真情》停播的原因之一，就是节目难以搜集具有冲击力的素材，造成了话题的短缺以及题材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台并没有从挖掘生活素材上下工夫，而是找群众演员扮演当事人，以“演节目”的方式试图弄假成真。但这往往会很快被识破，湖南卫视的此类节目《8090》，也因此被观众所质疑。在《男友爱的不是我》一集中，27岁男当事人的母亲被网友认出是杭州一名演员，而生活中她的儿子才上高中；无独有偶，东方卫视自推出以来就赚取了不少观众眼泪的《幸福魔方》，也被网友爆料：《疑血》一集中“那个穿蓝色衣服的是我朋友的妈妈。”这类“造假”的行为无疑直接伤害了观众原本对节目的全情投入和信任，而节目本身也扼杀了自己的前途。
三、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媚俗“倾向
媚俗是过份迁就迎合受众，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要讨最大多数人好的一种态度，为了讨好，就必须确定什么是大家都想要的，并为之服务。因此往往不是着眼与人的高层次精神需要，而仅仅是对欲望、低级趣味的满足。媚俗的倾向在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下面以曾经红极一时的江苏卫视的情感谈话节目《人间》为例来进行分析说明。
（一）节目内容主要以偷情、婚外恋、不伦恋、畸形恋为主，完全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
以江苏卫视的《人间》节目为例，在它最鼎盛的2010年的所有节目中有关此类内容的节目占全年节目的近三分之一。
（二）堂而皇之地采用所谓客观手法公布细节，并在标题中配以煽情、刺激性的醒目字眼。
如《58岁怀孕的儿媳》、《亲姐弟相恋的真相》、《千万富姐夺子记》、《孩子的父亲要结婚新娘不是我》、《死而复生的丈夫》、《鬼村弃婴》等节目正是采用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博得观众的注意，以期达到提高收视率的效果。
（三）片面追求爆炸性、轰动性，对琐碎小事喋喋不休，热衷于故弄玄虚。《被吸干血的16只白鹅》在节目中以16只白鹅的死来吊足人的胃口，故弄玄虚，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施拉姆曾指出大众媒介的功能之一是教化功能。在消费文化背景和“大众文化机制“下，对当今中国的娱乐传媒来说，收视率的高低及其带来的广告收入的多少固然已经成为它的真正驱动力和首要标准，但娱乐的消费者是明显崇尚世俗的，也是亟待文化启蒙的或寻找释放压抑、解放感性的复杂的消费群体。在这个时期，媒介更应彰显自己的教化功能，做出更好的节目来引领大众、提高大众精神层次，但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媒体从业者把大众的、世俗的选择和判断等同于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丧失了自我根基，排除了积极能动的超我意识、消解了理想信念等精神价值追求，背离了认知、判断、行为的行为标准。这其实是一部分节目制作人的灵魂的失落，其所制作的节目也因此失去了灵魂。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程思源（1982- ），女，安徽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在读，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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