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严歌苓是目前最具有影响力、也是最有实力的一位新移民女作家。受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她的作品始终都把“人”放在首位，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人性的描写，但她并没有就此做任何道德评判，只是将故事写出来，交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窥探那其中的善与恶，人性的悲悯与沧桑。这种独特的创作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解与领悟，带来了别样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 严歌苓 人性书写 边缘人生
严歌苓曾说：“我从来不认为我的作品是和中国的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我从一开始写
小说就没有想要对中国的现实发言。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性，人性从根本上都是共通的。”的确，从严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总是试图使个体从社会的框架中跳脱出来，打破了环境对人的束缚，任世事沧桑，严歌苓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真谛的体验。
也许，这一切都要从儿时严歌苓的经历来找寻原因了。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一个文艺世家，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然而就是父亲这样的一个身份，在文革期间，带给家人的却是无尽的灾难。“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亲被折磨，那个十年，和后来12岁我到部队到25 岁退伍，这个阶段使我看到人性的各种各样的表演。”文革时期的各种暴力血腥、人与人之间的残忍与冷漠，在严幼小而敏感的内心深深驻扎，以至于严歌苓在日后的创作中不断地书写着那段记忆。《拖鞋大队》中那帮所谓“上流社会”的少女们，各个出身于书香门第之中，正值豆蔻年华，但口中却总是吐出污垢不堪的话语，幼小的心灵也满是污渍。当耿荻的出现，让读者以为这群让人痛心的孩子会得到救赎时，故事情节的发生却大大震撼着每个人的内心，这群女孩子最终还是将罪恶的小手伸向了耿荻……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父亲的境遇和态度时，也便可以了解，在那个连自己亲身女儿都可以背叛的年代，还有什么不可能呢？严用她的笔给我们描绘了她记忆中的童年，那个可怕的文革下几近泯灭人性的时代，让我们在故事之中找寻着属于严歌苓的“悲惨”童年。而《穗子物语》这部小说，则更真切地反映了严对于童年的记忆，她在序中这样写道：“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穗子的敏感、叛逆、成熟有严歌苓童年的影子，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一个孩童对于成人世界的感知是温情与丑陋并存的，孩子不再是纯粹的化身，而成了审视这个疯狂世界的一个冷漠的看客。
对于同性恋的现象，严歌苓则更多持宽容的态度。《白蛇》里徐群珊对孙丽坤近乎痴狂的迷恋，其实可以看成是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本能的欣赏和保护。在那个污泥般的时代里，她们的这种姐妹情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相依相恋，是对异性侵犯的一种互相保护而已。因此而显得难能可贵。但人性丑陋的一面却也充斥其中，那个曾经如梦如幻的孙丽坤，在革命的浪潮之中被狠狠的改造了，曾经那个让人艳羡的“白娘子”在摧残之中日渐变成了一个庸俗的肥胖的美女蛇。在这里，让人心痛的无疑是作者对这种曾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的改造，这种改造打破了每个人心中那种对美好的神往，因为它“改造”了人性当中最高贵优雅的一面，它让一个人放弃美丽、放弃自尊、弯下身躯，陷入泥淖之中任人践踏和毁灭而自己却不觉羞耻！人性赤裸裸的一面就这样展现开来。让人扼腕，但也接受这样的结局，因为孙丽坤周围的那些“看客”不配看到圣洁无暇的“白娘子”，那些对美的心灵任意践踏和摧残的人是不配看到美的真面目的。
《金陵十三钗》中那十三个风尘女子，在大起大落的动荡年代，她们毅然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肉体去拯救女学生的圣洁和灵魂。人性在此时升华到了最高点，她们肮脏与纯洁并存，那个她们最后的栖息地――教堂，幻化成了一个心灵的救赎圣地。在这一刻，，美与丑、纯粹与肮脏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定义，秦淮河岸边的那十三个“圣女”在那一刻，洗尽了所有的铅华和肮脏。温情而又悲悯的叙述中，严歌苓客观、冷静的描述着这世事中人性的暴虐与美好。展现着女性命运的坎坷和无法诉说的复杂。
1989年严歌苓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远赴美国求学，这对严来说，无疑是一次生命的“移植”。对她的心灵和思想都是一次重新洗牌，西方那种对“人”的价值观的剖析方法和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价值观的碰撞，使得她其后的作品在思想内涵和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的“边缘者”，她对人性的探讨更加冷静和理智，并且开始涉足一些大胆的敏感的题材，例如同性之爱、乱伦以及一些异于常态的生存方式。这一切都使得她的作品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她对“边缘女性”内心深处的展现，她的笔下时常走出这样的人物――她们外表光鲜亮丽，自尊敏感，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女人”。单单就是这一身份的“束缚”，便将她们牢牢限制在种族、父权、资本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枷锁之中。在这里，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被那一袭猩红绸缎的衣裙所迷惑，被那个裙摆之下所隐藏的东方古国而吸引。《红罗裙》少妇海云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嫁给了古稀之年的周先生，在那个阴森而又彰显身份的古堡里，她痛苦的活着，和她的继子卡罗，两个同样具有漂泊感的“边缘人”日渐生情，陷入了暧昧的情感纠葛。继母的身份让她却步，但情爱的滋润又让她无视道德与伦理纲常……
结 语：
严歌苓用自己的经历书写着一个个不寻常女性的欢乐悲喜，人性的无奈和复杂，在她的笔下，人性是赤裸的，是让人惧怕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她为作为“弱者”的女性书写着一份属于她们的尊严和生存原则，这无关与社会的发展与伦理纲常，仅仅是一种内心情感的极致的迸发。同时，在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她游刃有余地游走着，将自身的遭遇与所见所闻痛快的宣泄出来。这种独特的不同于国内作家的叙述方式，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领悟，带来了别样的审美感受。严歌苓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的确，严歌苓在按照她的想法努力的实践着，每一部作品无比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的关怀和责任感，这便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吧。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我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再活一遍》，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 年 7 月 17 日。
［2］《严歌苓：写作每天都是在写向未知》，引自互联网 www.省略/#d19694227.htm
［3］严歌苓：《穗子物语?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序。
［4］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载《南方日报》，2002 年 11 月 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