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抒情诗歌的一次强烈召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的”、“经验的”、“智慧的”诗歌成为时尚，而真情表露的抒情诗歌则大大萎缩了。作者呼吁，“我们要有抒情，以免死于反讽，我们要有歌唱，以免死于叙述。”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诗歌的写作已被置于愈益巨大的喧嚣和混乱之中。它与时代的惶恐和精神的困惑紧密关联。我发现：真正的抒情诗正在被误解和掩盖。而这致命的伤害正是来自那些我所尊敬的诗人。
一方面，他们的思想、精神及表现已经越来越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而减少了“诗人”的成分，或者说，他们中有人已从诗人成功地转型为纯粹的知识分子。因为诗是被创作甚至是自己来临的，就像“一匹马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而诗歌的知识和理论才是被写作的。当诗歌如有人说的那样被“写作”，那么它不是仅仅剩下思想就是仅仅剩下语言。他们依然被我所尊敬，但已不是因为他们的诗，而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和良心。
我说真正抒情的诗歌被误解了，是因为他们把时代对精神和思想的要求(其实是对人的要求)，误以为是时代对诗歌的要求。当他们把所有人在这时代中承担的一切都加诸诗歌一身的时候，在他们喊出“中国诗歌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就令人心悸地想到肯定有一些无辜的诗人和诗歌面临被批判与控诉的危险。难道只许他们“及物”、“历史”和“承诺”，就不允许别人“不及物”、“抒情”和“歌唱”?
另一方面，我也十分遗憾地发现，有些人竟然简单和轻率地把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移植到诗歌的发展史中，比如对“80年代诗歌”和“90年代诗歌”的粗率划分，以及对“90年代诗歌”超越“80年代诗歌”的指认和评判。难道艺术是这样简单地、直线式地按时间的推移而进步的吗?当今之世，有哪一个作曲家超越了巴赫?又有哪一个书法家超越了羲献父子?再比如，对“反讽的、叙述的”诗歌比“反叛的、抒情的”诗歌更为先进，“开放和自我颠覆”比“凝重的、内聚的、承受式”的更成熟，“叙事性”写作比“歌唱性”写作更具难度等的判断，也显得过于武断有失公允和科学、中肯。我们可以说这首抒情诗比另一首抒情诗更成熟和更完美，这首诗中运用叙事的技巧比另一首诗中的更娴熟和更巧妙，但可比“叙事”和“歌唱”哪一种风格更好，哪一种技巧更高吗?
抒情的诗歌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相信和坚持诗歌抒情的本质。它与高贵纯净的心灵有关。它有自己独特的美学和原则。古往今来一切优秀和伟大的诗人都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抒情诗歌，这些永远是诗歌艺术宝库中最为瑰丽和明亮、最具魅力和打动人心的部分。它肯定与知识、经验和智力相关，但并不呈现一种数学上的比例关系。
尼采说，我们要有艺术，以免死于哲学。我也可以说，我们要有抒情，以免死于反讽；我们要有歌唱，以免死于叙述。很明显，尼采不是不要哲学，我也不是不要反讽和叙述。
(选自2004年5月1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