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1890年3月3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胸外科专家，1939年在中国的抗日前线以身殉职，终年50岁。
“我要到中国去！……那是我能够更有用的地方。”
1937年7月，正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为西班牙共和军抗击法西斯主义而呼吁的白求恩，听闻中国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他的心开始向远东转移。这时西班牙已经得到广泛援助，而对中国的援助却刚刚起步，甚至连第一步都还没跨出去。“我要到中国去！”白求恩毅然决定，“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最迫切需要去的地方，那是我能够更有用的地方。”
他找到加拿大共产党负责人，请求带一个医疗队去中国。加拿大共产党刚刚援助了西班牙，没有更多的经费，便同美国共产党联系，美国共产党同意拿出一部分钱，医疗队就作为两党派遣。白求恩又和刚在美国成立不久的援华委员会联系，除了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以外，还募集到了一部分款项。11月，他开始物色人员和购买医药器械。几经反复，人员定了，共两人，一个是美国外科医生帕尔森斯，另一个是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后者曾在中国山东工作过，这点让他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等于医疗队有了一个翻译，自己也可以通过她了解更多的中国情况。他们还购买了价值5000美元的医药器械，他把这当作他们“作战”的“武器弹药”。
一切就绪后，白求恩前往多伦多向亲人告别――这是他1年多来第二次向亲人告别了。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等人登上“亚洲皇后号”邮船，迎着太平洋的风浪，开始了前往中国的历程。13个昼夜后，他们到达香港，随后乘飞机飞往当时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
在机场，他们受到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欢迎。白求恩急于奔赴前线，便前往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周恩来接待了白求恩，并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深入敌后发动民众，英勇抗战的情况；还讲了我党和所领导的八路军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最后，建议他先在后方参观一些医疗机构，然后再去延安。
白求恩急于动身，要求直赴抗日前线。周恩来还是希望他们先去延安，说那里有边区医院、有卫生学校，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到了那里也许更能施展他的才能。再说，日军正从华北向南推进，若从武汉直接上前线，有诸多危险，不好安排。
但是，白求恩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周恩来只好表示，联系联系再说。此后有一天，周恩来到鲁茨家里去看望白求恩和其他两位队员，白求恩又重申了他的要求。由于考虑到安全等许多因素，安排一个外国医疗队需特别慎重，因此，周恩来当时只能对白求恩说：“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到武汉将近1个月了，等得心急火燎的白求恩，终于盼来了可以北上的通知，要他们先到设在临汾的八路军总部前线卫生部报到。因为这时此线形势很危急，周恩来特意派警卫员护送他们。白求恩对此很感动，很高兴。可是，帕尔森斯同他的彻底决裂又令他十分不快。更使他气愤的是，帕尔森斯竟然挥霍了他们带来的经费――寄托着大洋彼岸千百万人希望的抗战捐款。白求恩给美国援华委员会发去电报，报告了帕尔森斯的怯懦和不道德行为，请求他们再汇一笔钱，并且再派人到中国来。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白求恩北上，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何况他现在并不是一个人，还有琼?尤恩。他说服了一个在武汉公理化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青年医生，尽管他不能同他们一起出发，并且只答应工作3个月，但就他们的队伍来说，仍然是3个人，不多不少。
2月22日，白求恩、尤恩，还有护送的警卫员，一起出发了。3月19日，汽车开进西安。在这里，白求恩见到了朱德，又见到了史沫特莱。他们正为他的杳无音讯而担心，因为“白求恩被日军俘虏”的消息已经开始传播。他们请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浴室去。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热水澡的难以形容的愉快。这是我一个月来第一次洗澡！”
“军医的岗位是在前线！”
3月底，白求恩到达延安，受到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和国际友人马海德等的欢迎。一两天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和尤恩，进行了通宵达旦的谈话。毛泽东对世界事物了解之广泛、见解之精辟、知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给白求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白求恩到延安就忙起来了，参观边区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给东北干训团和抗大的学员作报告，为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检查身体，在边区医院动手术，还在延安的墙上留下了一幅宣传画。延安有他干不完的工作，有他施展才能的舞台，有他留恋的新事物，他打心底里爱上了延安。但是，他还是要走――到前线去，“军医的岗位是在前线！”他这样宣称。可是，他的要求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因为领导和各界人士意见不一。有人说：“这里需要他。”有人说：“前线太艰苦，他吃不消。”也有人强调：“把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专家送往前线，部队很难照顾好。”总之，越研究越复杂，一时难以决定。白求恩等得很不耐烦了。一次，他又听到“照顾”之类的意见，勃然大怒，抄起一把圈椅向窗户砸去，大声嚷道：“我不是为享受而来的！需要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复杂的问题一下子简单了，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事后，白求恩说：“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应该向那些残废的同志道歉！”
4月20日，他派尤恩去西安取X光机和医疗器材，8天过去了，东西到了，人却没有回来。他急了，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又过了两天，还不见踪影。他实在等不下去了，便带上刚赶来的理查德?布朗――那位武汉公理化教会医院的青年医生，在姜齐贤的陪同下上路了。他留话说，让尤恩随后赶上。实际上尤恩始终没赶上，尤恩在岗县一二○师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8月就随一支医疗队到新四军去了。
他们乘“道奇”牌卡车离开延安，经过延川、清涧，到绥德后改为骑马，继续向北行进。沿路他还负有视察八路军卫生单位的任务，所以，几天后，他们在黄河边上的神木县贺家川医院停了下来。这是白求恩接触到的八路军的第一个前方医院。这里医药器械的缺乏使他吃惊。他在后来写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里一口气列举了15个“没有”，有的东西也是可怜的一点点，而这个医院却要承担175个伤病员的治疗任务。按照西方的标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到贺家川医院的当天下午，白求恩匆匆忙忙吃了点饭，没有休息就到病房检查伤员，为受伤的战士动手术，一直忙到很晚。
几天后，白求恩一行由贺家川附近东渡黄河。在部队护送下，白求恩穿过同蒲路封锁线，翻过崇山峻岭，直赴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山。
“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1938年6月17日下午，白求恩到达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在这里，他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卫生部长叶青山等人的欢迎。聂荣臻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没等翻译译完，白求恩就一口答应下来。
白求恩听说军区卫生部和后方医院驻在30公里外的河北村，当天就要赶赴他的战斗岗位。经大家劝说，他才留了一宿。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便起床上路了。他把大家劝他休整几天的话用一句玩笑驳回：“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一到河北村，白求恩就问：“伤员呢？”
当他听说伤员分散在老乡家里时，转身就要去看望。有人拉住他，说：“马上就开饭了。”
他犹豫了一下问：“马上？多少时间？20分钟？”他摇摇头，还是走了。
从这一刻起，白求恩开始了他那台风式的工作。第一周，他检查了住在河北村、松岩口、河西村3个村庄的520名伤病员。此后，连续4周动手术，做了147次。这个数字，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惊人的！
贺家川医院的简陋出乎白求恩的意料，可以想见其他医院的情况也是如此。伤员有的躺在群众家的土炕上，有的躺在古庙里用门板搭起的通铺上，没有正规的手术室，没有一套完整的手术器械，更不用说X光机和显微镜了；纱布、绷带用过了洗一洗、消消毒，还得再用；刀子、钳子、镊子等一般的外科器械大多是自制的……他简直无法相信一个堂堂的军区后方医院就只有这些“家当”！
白求恩一方面钦佩八路军医务人员在这种条件下创造了奇迹，一方面又为存在的问题、治疗上承受的巨大压力而焦灼。所以，来到不久，他就提出要建立一个正规化的医院，目标是使它“成为八路军最好的医院”。他要把伤病员从老乡家里集中起来，固定床位，分科管理；他要建手术室、洗漱室、消毒房、储藏室、办公室，甚至还要建浴室。他想以此为开端，改进医务工作，培训医务人员，树立一个示范性的榜样。
白求恩的动机是崇高的，具体计划也无可厚非。但是，他毕竟对八路军抗日斗争的形式和特点缺乏足够的感受，对晋察冀根据地面临的形势也了解不够。实践――这个伟大的教师，还没有来得及给他补课。他虽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但那是阵地战，同这里的情况不一样，这里是游击战，流动性大。军区卫生部的领导同志看到他那个计划后，颇为踌躇。起初，他们婉转地告诉他目前的困难，白求恩说：“困难，困难，我们这么大个军区，没有一所正规的医院，简直难以想象！”
他们向他解释，这里是无所谓前方、后方的，敌人随时可能来，我们随时准备走。他不相信：“四周都是一两千米的大山，既没公路，又没铁路，日本强盗未必来得了！”
说服他是困难的。再说，他的计划也有可取之处。卫生部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请示军区领导后，决定尽力支持他，开始先搞得小一点、好一点。军区也派了人到平津一带敌占城市采购必要的器材和医药用品。
7月5日，根据白求恩拟定的计划，模范医院――实际上是“模范病室”，在松岩口的古庙里动工了。白求恩兴致勃勃，指导铁匠打托马式夹板，和锡匠一起打探针、镊子、钳子，有时又出现在木工身边。当别人称赞他什么都懂时，他笑着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同时应该是一个好的木匠、铁匠、缝纫和理发匠。”
白求恩更忙了，更加不注意休息。聂荣臻不得不对他进行干预。8月11日，毛泽东也打来电报，指示军区每月发给他100元津贴。白求恩既拒绝了聂荣臻的劝告，也拒绝了100元津贴。第二天，他复电毛泽东，说：“我谢绝每月100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
1个月后，他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进一步申明：“在其他大夫每月只拿1元，而司令员每月只拿5元这样一笔‘巨款’的时候，如果认为我能接受每月100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他解释说：“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能和这样一些以共产主义方式生活的同志们工作在一起，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他们的共产主义既简单，又深刻，像叩诊锤敲击膝关节引起抖动一样自然；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出于自动。”
9月15日，模范医院竣工了。在隆重的落成典礼上，白求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做了战地救护、伤员分类和手术示范表演。边区军民送给他4面锦旗，那上面的题词既是对他近3个月工作的评价，也充分、准确地表达了对他的爱戴、敬重之情。4面锦旗上的题词分别是：
“白求恩，我们的同志！”
“白求恩，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我们的模范！”
“白求恩，我们的榜样！”
治愈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场
正当大家还沉浸在模范医院落成的喜悦中，正当白求恩又在孕育着新的计划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调集了3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共5万多人，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开始秋季“大扫荡”，其中，以步、骑、炮兵2.3万人，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进攻我军区腹地五台山地区。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向河北省平山县转移。
军区决定的通知送到卫生部和后方医院的时候，白求恩怀着复杂的心情，随着最后一批伤员，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刚刚落成10天的松岩口模范医院。
随后6天，他们翻山越岭，与敌人周旋。走到哪里，救护站就设在哪里，先后医治了142个伤员，手术105次。使白求恩感受最深的是，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边区军民镇定自若，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想起马拉加公路上的4万难民，想起法西斯炸弹下难民的呼号，那是苦难，是他“心上的一个伤痕”。现在呢？他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当他听说，他们撤离不久，八路军就在附近的石盆口打了一个胜仗，歼敌七八百人的时候，他开始理解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这种同法西斯斗争方式的含义。生活处处启示人们，他感到很幸运。
11月19日他来到下关，三五九旅卫生部就设在这里。20日，白求恩赶往河浙村，黄昏到达，未吃饭就检查了30多个伤员，动手术至午夜12点。当他听说曲回寺还有一部分伤员时，第二天凌晨4点就起床上路，天亮时赶到那里，一个上午就检查了100多名伤员，下午又动手术直至傍晚。22日，他又是凌晨4点起床，奔赴另一个村庄。这一天，从滦源以北送来了35个伤员，由于路上3天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处理，伤势有所恶化。白求恩连夜动手术，并对三五九旅出现的这个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怒”。王震旅长亲自做了处理，当夜还一直在手术室里陪着他。两个人从此结下了友谊。
11月28日深夜，一封急信送到杨家庄。三五九旅将在广灵公路上打一场伏击战。白求恩闻讯，立刻起床。2小时后，即29日凌晨时分，医疗队便出发了。朔风凛冽，搅得山上的积雪漫天飞舞，扑面而来，打得人睁不开眼。杨家庄离前线60公里，白求恩惟恐路上耽误又失去一次参战机会，因此，一路上马不停蹄，中午也只向老乡要了点开水，吃了一点干粮。当天晚上11点，医疗队终于赶到旅司令部，王震旅长正等着他们。
第二天，他们在离前线很近的一座小庙里设立了急救站，手术台旁燃起了熊熊的炭火。下午5点，第一批伤员到了，白求恩开始了紧张的手术。
战斗打得很激烈，敌机在天上盘旋、投弹，把小庙的一堵后墙也震塌了。白求恩不为所动，一直工作不停。手术一个，又一个；时间1小时，又1小时。白求恩接连做了71个手术，坚持了两天两夜，整整40个小时。
后来，白求恩又到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手术后的伤员。他惊喜地发现，由于战士们负伤后7个小时内就得到处理，三分之一没有感染，三分之一轻度感染，三分之一一般感染，只有一人死亡。这个治愈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场。时间赢得了生命，他立刻把这个工作结果报告给了毛泽东和聂荣臻，并说道：“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还感慨地说：“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做白大夫的病人是幸福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此后，日本侵略军连续向我敌后解放区发动“扫荡”，冀中军区医院受到严重破坏，一二○师在通过封锁线时，医疗器械有很大损失。那里战斗频繁，伤员增多，急需加强救护力量。
白求恩得知以上情况后，主动请求带一个医疗队到冀中去。军区领导不无顾虑，那里毕竟不像山区的回旋余地大，安全很难保障。但白求恩一再请求，也就答应了。
1939年春节过后，由18人组成的东征医疗队出发了。2月18日晚到达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唐县宋家庄，准备第二天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冲过平汉路封锁线。可是，上午有一个团长来找白求恩，说他的头部在长征路上负过伤，至今还有一块弹片，工作一累就痛，请白大夫帮治一治。白求恩二话没说，吩咐打开早已捆绑在牲口驮子上的器械，亲自动手术为这位团长取出了弹片。事后他说：“这样一位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财富。我们麻烦点，帮他治好病，让他更好地工作，这很有意义。”
4月中旬，白求恩听说离河间20公里的四公村隐蔽着几十个伤员，执意要去，那里离河间任丘公路很近，敌人经常出动，比较危险。一二○师师长贺龙拗不过他，派了1个排护送。医疗队在四公村忙了一整天，准备第二天继续做手术。当夜，为了预防万一，人不脱衣，马不卸鞍。果然，早晨5点钟左右，日军400多人扑来了。幸亏早起拾粪的一位老乡灵机一动，故意指错了路，这样才赢得了时间让他们安全转移。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也无一损失。白求恩说：“八路军真像海里的游鱼！”……人民是山！人民是海！白求恩赞叹道：“他们是伟大的人民！”“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了他们……”
白求恩在冀中医院工作了半个月左右，就到一二○师去了。为了便于活动，更有效地开展救护工作，他把东征医疗队一分为二。在这段工作期间，他发明了一种叫“毕普”的药膏，用来涂在伤口上，一可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和恶化，二可润滑伤面。他还改进了“换药篮子”，比过去更便于伪装――盖上一块土布就行，更便于携带、使用，走东家串西家换药更方便和省力气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卢沟桥药驮子”。在冀中，必须随时准备走路，可是，他们的“药驮子”很伤脑筋，打开费事，装运更费事，有时还会损坏药品，甚至延误部队行动。他从群众的粪驮子上受到启发，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药驮子”：打开，可以当手术台；收起，往马背上一放就可以走！里面的各个抽屉方格里可以携带1个手术室、1个包扎室和1个药房的全部必需品，足够施行100次手术、500次包扎之用。同志们称赞说：“我们真变成‘马背上医院’了！”
4月23日，白求恩参加了齐会战斗。在这以前，他参加过留韩战斗和大团汀战斗，20多天以后，他又参加了宋家庄战斗。不过，在这些战斗中，齐会战斗最激烈。一二○师开到冀中后，东西征战，捷报频传，冀中军民士气大振。敌人则恼羞成怒，调来了王牌军“渡佳行联队”吉田大队，要与一二○师决一死战。23日凌晨，800多名敌人突然包围了驻扎在齐会的三营。正在大珠村开会的贺龙师长马上调集7个团，把敌人团团围住。
激战开始了。白求恩带领医疗队来到齐会东北七里的屯庄，在一个小庙里为伤员做手术。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白求恩也忙了三天三夜。在69个小时中，他和医疗队给115名伤员施行了手术，打破了广灵伏击战手术40个小时的纪录。这69个小时，炮弹打在庙外的空场上，他没有片刻停顿；同志们要把他换下去休息一下，他没有理会……整整在手术台边和病房度过了69个小时！
最难令人忘怀的是他对三营徐连长的抢救和护理。徐连长为了抢占桥头阵地，身负重伤，肠子裸露，竟有10个裂隙和穿孔。白求恩精心为他进行了手术。后来，见他呼吸不畅，又亲自为他做了床挡，使他可以仰靠，还亲自给他做流食，并一匙一匙地喂他。他常常这样问伤病员：“我的孩子，你感到怎么样？”伤病员说一声“好”，他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笑起来。伤病员无不感动地说：“做白大夫的病人是幸福的！”
为了办学不得不做回国准备
白求恩一到边区，就很重视培训八路军医务人员。在松岩口的时候，他就经常给医务人员讲课。而且，他创办模范医院的目的就有培训医务人员的任务。从松岩口撤出后，他走到哪里，课也讲到哪里。
到冀中，尽管工作比过去繁忙，形势比山区危险，他培养医务人员照样毫不懈怠。一年来，他编著了近20种教材，如《战地救护须知》、《战伤疗治技术》、《初步疗伤》、《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消毒十三步》等等。看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他心急如焚，恨不得一夜间让八路军的医务人员赶上他，超过他。这个时期，他主要想的是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以便减少伤病员的痛苦，抢救更多的生命。
1939年6月底从冀中返回冀西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光靠现有的医务人员不行，必须培养更多的医务人员。20万军队，医院里经常有2500名伤员，一年中发生1000次以上的战斗，却只有很少的中国医科学校毕业的医生、几十名未受过医科学校训练的医生和一个外国人来做救护工作，不成比例，他很吃惊。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培养本地区的医生和护士，并认为这是任何外国医疗队的主要任务。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组织一个（外国）医疗队独立地做医疗救护工作，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一个医疗队即使能做很多的事情……但他们一旦移动，八路军医务人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外国医疗队不仅直接负责技术工作，而且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人才，这样纵然离开，八路军医务人员自己也能担负起来。
他向军区提出了创办一所卫生学校的建议。军区领导和卫生部采纳了他的意见。7月中旬，军区开始抽调干部筹建学校。
缺书，是办医校的一大困难。白求恩想到，即使有标准的教科书，里边相当多的内容也未必适应边区的情况，于是他决定根据自己18个月的工作经验和部队多年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写一本新的书，定名为《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
除了缺书，办学校还需要一笔经费，添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器材。白求恩深知边区经济困难，所以一再要求国外多汇些钱来，多支援些东西。可是，他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报，结果只收到200元钱和3封信，最后1封还是7个月以前收到的，即1938年9月20日从纽约寄来的。白求恩显然对这种情况大为不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国际援华委员会对他们身居前线的代表似乎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使我对美国的发展情况，钱、物资供应等等完全处于无知的状况。那个该死的美国的委员会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白求恩决定回国。他认为：“应该努力向国外多募捐些钱来，设法每月能有1000美金供这个卫生学校使用。除了我亲自出去募款，再没有其他的合适的人或好的方法。因为我在边区工作15个月之久了，了解真正需要的情况。”
军区同意了他的计划。
8月16日，他请延安信托委员会打电报给美国援华委员会，把他的路费汇往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会，他将于明年1月初使用这笔款子。他开始了回国的准备。
生命的最后几天
白求恩并不急于马上动身，他有个打算：走之前把军区的20所医院迅速检阅一遍。一是可以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这也是他回去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二是可以给每所医院一些忠告，解决一些疑难，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走了。尽管他只准备回去逗留三四个月，明年夏天就回来，但这段时间也是空白。他已和这儿融为一体了。他宣称：“这儿将是我的生活领域。”如果不是出现那些始料不及的情况，他本来可以避免再奔波一次的。但是，回去一趟也是值得的。当前，最要紧的是把检查巡视工作搞完。他预定11月初结束，然后离开这里。
就在他们紧张地展开检查巡视工作的时候，敌人开始了冬季大“扫荡”。10月27日上午，一分区司令部通知巡视团，从摩天岭前线下来了40多个伤员，正绕过敌人据点王安镇向这儿送来，请白求恩做初步疗伤。白求恩带着医疗队来到滦源孙家庄，在半山坡上的一座破庙里设置了临时手术站。“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机枪声在山谷中回荡，大路上不断有担架抬过来。白求恩叫几个医生到山坡下的大路上去，凡是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一律拦住检查，伤势轻的，上药包扎，然后送到甘河净后方医院一所治疗；伤势重的，不管多少，全部送到庙里由他抢救，然后再送往一所。
战斗很激烈，白求恩一直做手术。第二天下午6点，司令部紧急通知，说日军以孙家庄为中心分几路包围过来了，让他们立即转移。不一会儿，哨兵就看到了日军，枪声也离得很近了。这时，外面还有10个重伤员。大家催促白求恩先撤离，他却说，来得及，让我抓紧时间做完。哨兵又报告敌人正从对面山上下来，同志们又劝他快走，由他们处理这几个伤员。白求恩说，一起做吧！他吩咐再添两张手术台。敌人离这儿越来越近了，枪声就好像在耳边爆响，小庙里却静极了，只听见手术器械的叮当声和人们急促的呼吸。
“糟糕！”白求恩喊了一声，他的左手中指被刀尖刺破了。他示意大家不要理会，继续工作，把手指放在消毒液里浸了一会儿，又俯下身去。20分钟后，只剩下一个腿部受伤的青年。哨兵第三次报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医务科长也拉着白求恩说：“我来接替你……”
青年战士在手术台上也恳求道：“白大夫，你快走吧！我的伤不重，把我留下、带走都行。”
白求恩安慰他：“我的孩子，来得及的，你放心吧！”
他一直坚持把手术做完。当他们刚刚钻进山沟，敌人便冲进了村子。他们连夜行军。深秋，寒气逼人，白求恩感冒了，仍跟着队伍长途跋涉，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达甘河净后方医院一所。他的手指已轻度肿胀，大家劝他休息一下，他毫不在意。也许因为以往多次感染从没有出过什么事，他没有把这次小小的事故放在心上。他又忙碌了两天：第一天，检查了200名伤员；第二天，动手术13个，还作了两次现场讲课。
11月1日，他们准备前往完县史家庄后方医院继续完成检查巡视任务。早饭后，一切就绪，大家在村边等着出发，白求恩却要最后巡视一次病房再走。在一个病房里发现了一名颈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织炎的伤员，头部肿得很大，生命垂危。白求恩详细检查后，决定手术，不放过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命令把手术器械再卸下来，亲自操刀。谁知，就在这次手术中，可怕的细菌侵入了他的伤口。
白求恩的生命受到了致命威胁，他不平凡的一生中只剩下最后12天：
11月1日，下午手术后出发。天气异常阴冷，路又很难走。白求恩身患感冒，手指发炎，仍然急匆匆去执行巡视任务。途中滴水未进，又冷又饿。行军35公里赶到史家庄医院，极度疲乏，病情加重，夜里几次惊醒。
11月2日，5点起床。检查了200多个伤员，可自己有伤、有病，却没法抽出时间来休息和诊治一下。
11月3日，手术13个，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晚上卫生部长叶青山劝他休息几天，抓紧时间治疗，他却提出到曲阳县康家圩三分区三所去。
11月4日，同志们千方百计封锁有关伤员和前线的消息，连哄带劝“强制”他休息，他却靠在床上起草巡视团的工作报告――这是他每月，或者一项大的活动之后的例行工作。这一天，他还写了一份关于疟疾的讲课提纲。休息？在他的字典里好像没有这两个字。
11月5日，“封锁”失败。白求恩听到炮声，坚决要求上前线。他冲出房门，冲进了风天雪地里。路上遇到前线下来的伤员，他连连责备自己：“来迟了！来迟了！”而此时，体温计显示出他的体温是39.6度！
11月6日，白求恩行军35公里，赶到离火线5公里的三团卫生队驻地王家台。病情进一步加剧。
11月7日，白求恩左肘发生转移性脓疡，体温高达40度。他让翻译派通讯员通知各部队，把伤员送到这里来！服药后他睡了几个小时，感觉略好些，下午就去主持医疗队的初步疗伤工作，终究不支，昏倒。但仍断断续续地命令道，凡是头部、腹部、胸部受伤的伤员，一定要抬给他看，即使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
11月8日，病情恶化。整天有难以抵制的恶寒、战栗和高烧。卧床，体温总在39.6度上下。
11月9日，割开左肘转移性脓疡，精神稍好些。下午，体温又升高。军区首长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为白求恩治疗！大家劝他到后方去，他不肯！
11月10日，组织上派季团长来看望他，再一次请他回花盆村后方医院，并说敌正从5亩地袭来，部队马上也要转移，他才答应走。躺在担架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离开王家台。途中，他连连喊冷，呕吐几次，说话已没条理了。下午3点，到达唐县黄石口，离后方医院还有几公里，他坚决不走了。
附近的人得知白求恩生病的消息，纷纷赶来探望。人们伏在院墙上，注视着翻译和医生，忧虑重重，一动不动，一声不响。
军区和卫生部都派人来了。
11月11日，白求恩给前任翻译写信，仍然念念不忘伤员和工作。他在信上说：“林大夫应该带领一个手术队即刻北上，协助工作。到昨天为止，共有伤员300名……我为伤员们感到焦虑，假若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还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信，最后一次尽了他一个卫生顾问的职责。他建议，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供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千万别再往保定和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他想得何等周到、细致。
最后，白求恩立下了遗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赠给周围的同志，并注明“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他谆谆嘱咐同志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白求恩想到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点2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