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从传达室拿到《诗刊》,我都会边走边翻看《诗刊》的目录。二十多年了,我的这个姿态,这种对《诗刊》的热情,似乎已变成了一种习惯。 我是1983年第一次订阅《诗刊》的,当时我刚刚开始写诗。尽管我订阅了《诗刊》,但却没向《诗刊》投稿,准确来说是不敢向《诗刊》投稿。因为我当时觉得《诗刊》是中国最高的诗歌刊物,高不可攀。向《诗刊》投稿是两年后的事了,那是1985年,当我在《诗刊》的封三上看到《诗刊》成立了刊授部,并向全国招收学员,看到这则消息后,我就和湖州的两位诗兄。柯平和伊甸说起此事。他们都告诉我,参加了刊授更多的稿件就可以得到《诗刊》编辑的批改了,于是我就这样参加了《诗刊》的刊授了。
1985年是中国诗坛轰轰烈烈的探索时期,我也不例外,什么样的诗都写,好像越现代越好,越怪越好。后来我也寄了各种各样风格的诗给《诗刊》。辅导老师杨金亭给我回了一封挺长的信。信中大概的意思就是既然你什么都写,你就都尝试一些其他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也可以试试小叙事诗的创作。他在结尾处还告知我,现在的《诗刊》非常缺少关注现实生活、尤其关注工矿企业和农村题材的诗。
看了杨金亭老师的回信后,可以说有点让我措手不及。我当时已写了三年多的诗,也买了许多书籍。但我书架上全是波德莱尔、埃利蒂斯等国外的书。当然我也看过一些国内较知名诗人的诗集,但我总觉得我不太擅长写杨金亭老师所指的反映企业和农村现实生活的诗。
于是整个1986年我依然沉浸在轰轰烈烈的探索阶段。1986年8月我参加了《诗刊》刊授学院在大连举行的改稿会,程小蓓、大卫、赵勋功等人也是在那次改稿会后成为诗友的。当时《诗刊》的主编张志民以及朱先树、王家新等老师也来了。在这次改稿会上,他们对我的各种各样的诗都谈了非常中肯的看法,尤其是张志民老师说我非常适合写江南诗,适合写叙事诗,还送我几本他的诗集。
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新乡土诗创作。但当时由于我一直写所谓的现代派诗。所以新乡土诗的尝试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一年时间内,没写过一首完整的新乡土诗。
我在《诗刊》发表的第一首诗是1987年10月号上的《任性的十九岁》,是王家新老师编发的。诗的风格依然是探索作品,但这个时期,我却仍在不断探索新乡土诗的创作。同时我也在探索叙事诗的写作。两首100多行的叙事诗《老乔》和《阿发》相继也在《诗刊》发表了。其中描写一个老退伍军人的叙事诗《老乔》在1989年2月号的头条刊出后,还得到许多评论的肯定。之后近二十年中我就以《又见江南》为标题的新乡土诗在《诗刊》以及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百多首组诗,也受到了较好的评介。为此1989年浙江省作家协会举办了我的作品讨论会,并邀请了华东地区的《上海文学》《萌芽》《诗歌报》《东海》《江南》《西湖诗报》六家杂志的编辑和诗评家几十人集中讨论了我的新乡土诗歌。
1989年初王家新先生告知我,让我准备参加下半年《诗刊》的第九届“青春诗会”,但由于特殊的原因,“青春诗会”停了两年,一直到1991年9月在江苏徐州举办。时任《诗刊》副主编的杨金亭、编委寇宗鄂来了。在会上大家一致对我的新乡土诗表示了肯定。当然在我这十多年中,我同时也在一直不断探索其他风格的诗。
在写这篇短文时,我必须要说一件往事,那就是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梅绍静、周所同两位老师知道我生活困难。我每在《诗刊》发表一组诗,都会拿到400-500,元的稿费,500元在80年代中后期就是我一个学期的生活费,这也充分体现了《诗刊》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作者细致人微的关怀。实在感激和感动。
回顾写诗的二十多年,出版了六本诗集和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在《诗刊》以及其他杂志获了二十多次奖,其中诗集《又见江南》、《独步爱情》两次获得浙江文学奖。我想这一切应该是得益于《诗刊》的培养,尤其是《诗刊》的主编和编辑,他们那种“红烛”的编辑态度,成就了我和许多年轻人的梦想。现在写这篇短文,是感谢《诗刊》助我走上了诗坛的台阶,也祝愿《诗刊》永葆青春,永远是青年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