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6日至27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在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召开了“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邀请了五十位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编辑家，就诗歌的现状、发展和趋势进行研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两天的会议分别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胡平。副主任彭学明、何向阳主持。面对诗歌创作和阅读的种种问题，与会专家们慷慨陈词、各抒己见，在交流与碰撞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关于重建诗歌标准的问题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着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诗的评价是否应陔存在一个确定的标准，这个标准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重建诗歌标准。与会专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谢冕首先提出，诗歌必须与时代、百姓有关，诗歌的语言不能太过口语化。李小雨也认为，近年来“无难度的写作”使得口语诗变成口水诗。很多作品变得拖沓冗长毫无节制，堆砌没有意义的铺排。关于什么是好诗，诗歌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几十年来从未消停过，至今更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开放的态势。她认为，各类评奖、诗歌出版物和研讨会一方面从正面肯定了某些诗歌，另一方面也可能混淆真诗和伪诗。她同时提出，现在诗歌标准比较混乱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还有存在诗歌标准传统化的问题，涉及到诗歌标准如何继承和创新。最后她从思想、技巧、感情、形式、独创性等角度列出了她心目中的诗歌标准。杨匡满认为，文学和科学不一样，科学可以有数字化的标准，文学标准应该是个性化的，很难确定什么具体的标准。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诗美。他提出，我们不要做井底之蛙，要看看其他门类的文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知道我们欠缺什么。
面对这个空前复杂的时代，也有专家认为，诗歌标准和诗歌观念的多元化，决定了当前诗歌的基本形势和面貌，但如果要考虑到诗歌与大众的关系、诗歌的社会影响，就需要在多元化的基础上重视诗歌的经典理念和大众的接受美学，避免审美失范和相对主义，否则难以在诗与非诗、好诗与非好诗间作出应有的评判，更容易陷入小圈子而难于自拔。还有评论家认为，切莫用一个“标准”去“治理”复杂的诗歌现象，而要更好地去保护诗歌生态，好的生态才能出现生机，才能出现丰富的类型。
关于诗歌与时代的问题
对诗歌来说，当代诗歌与时代是怎样的关系?关于当代文学评价的争鸣仍在继续，诗歌亦面临着相同的困惑。谢冕认为，诗歌从来没有在中国文学艺术上缺席，而是充当了活跃的角色。从新时期以来，诗歌在各个时期都带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诗刊》改版成上下半月刊，杨克主编了多年的新诗年鉴等等事例，都证明了我们的诗歌至今仍充满了活力。当然，诗歌界也有许多问题困惑着我们，需要大家来讨论解决。当前的诗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好得很”与“糟得很”是两个极端的评价，都不是诗歌发展的客观事实。他同时强调，对诗歌的评价应慎用“繁荣”二字。一年几万首的“产量”并不说明诗歌繁荣，诗歌和我们的时代一样，正处在焦虑之中，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重新理解、解决。他对新诗过于沉溺私语状态的现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诗歌写作不能与此游离、脱节、无动于衷，所有的诗人都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用自己的诗歌概括时代，让人看到时代的高度和精神。张同吾在《诗歌本质与时代精神》的发言中认为，平庸的诗人是浅显地、表象地、概念化地解释时代、讴歌时代，优秀的诗人则是一种渗透、交融、超越，从不同侧面表现时代情绪，体现一个时代的快乐和痛苦。我们期待的诗作应该既反映一个民族崭新的精神面貌，又能从更深层面的诗学本质上体现人类意识。
讨论中，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自我”与时代的关系问题。阎晶明认为，今天的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诗人们始终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好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在作品中如何融合它、表现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凸显“大我”的时代。而现在的诗歌则大多用个人的细碎的东西替代了“大我”的时代的东西。他指出，当年的朦胧诗是把时代潮流和个人体验结合得非常好的例子，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朱先树也表示，认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正确认识诗人与自我，表现时代也是通过诗人的自我去实现的。他指出近些年一些诗歌确实缺少了精神支柱，走向平庸，需要呼吁诗歌精神的回归，强调在新时代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文化品格的实现。表现时代并不是只注重事实、事件的具体表象描写，而要注重时代情绪和人民大众的精神理想传达。
查干提出，诗歌要写我，更要写我们。目前诗歌的问题虽然比较多，但绝不会陷入绝境。对大事件发言，是诗歌的责任也是光荣。无论狂放还是悲叹，诗歌都没有缺席。诗要作人间精神的火焰。黄亚洲结合自身在汶川地震、世博会等事件中的创作实践谈到对“大我”、“中我”、“小我”的理解和一个诗人怎样表现大我的问题。张清华则提出，应该有宏观把握时代进步的诗作。也要有微观反映不尽如人意的社会问题的诗作；时代可以严肃地表达，也可以诙谐地表达。不同的人对现实的体验是不同的，表现时代并非以同样的声音表达同样的感受，而应最大程度地体现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诗歌最基本的尺度应是“经验的宽度”而不是所谓的“标准”。
韩作荣认为关键的问题并非“有我”和“无我”，而在于“我”本身的格调。“我”怎么说。说出了什么。他认为诗是重个人体验和发现的艺术，蕴含着肉体的知觉和智性的同语，处于现实世界的诗人会以个体折射时代的精神之光。然而诗人过分张扬主体意识，也可能作茧自缚，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关于网络时代诗歌如何发展的问题
网络给诗歌带来的革新不仅仅是在传播媒介的意义上，更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巨变，它使得不断被边缘化的诗歌焕发出新的生机。网络诗歌对自由心灵的呈现让我们看到希望，然而网络诗歌的商业化、口水化等问题也让人担忧其发展。
吴思敬认为，新世纪以后已经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诗歌热在兴起，网络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多元共生造成了众声喧哗，其中有低俗、跟风、肤浅的写作，但也有在寂寞中坚持的诗人，在进行本真的、个性化的写作。叶延滨认为，高度的商业发展和传媒让人类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但也使得精神产品高度产业化。所有能批量生产的文化都空前活跃。诗歌和诗人成了另类。面对全球化、网络化、产业化的来势汹汹，诗歌在这个时代更要抵抗个性的消失和保持人性的尊严。
李小雨提出了“网络时代，我们是不是还要深人生活才能创作诗歌?”的具体问题。在几次关于某一特定地区的诗歌大赛中，获胜者都是从来没有到过此地的作者，这种现象引起她的深思。原来意义上的深人生活、真实体验在网络时代发生了变化，现在点击网络就可能知道一切，或许将来的写作会更多地依靠网络，成为隔着网络的遥远的抚摸。她认为，网络时代出现了大量类型化的写作，它让作者变得身份不明，更重视技巧而不是生活。然而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发现不同于别人的形象。例如同是乡土诗，没有生活就写不出站在泥土上的感觉。可惜许多作者是在肤浅地处理日常生活提供的题材，缺少生命的痛感、身体的痛感，缺少在生活中发现的独属于自己的体验以及个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发现。因此。在网络时代重新强调“深入生活”、提倡“在场”的写作有着特殊的意义。
蒋登科认为。网络诗歌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诗歌的生命力和潜力是巨大的。和传统写作方式相比，网络诗歌具有即时性、互动性、自由性、虚拟性等特征，它既是优势，也带来了问题。例如网络诗歌的浅阅读现象。对诗歌这种需要投入很多心力的文学样式，阅读者很难对作品进行细读，从而导致网络阅读的一次性，阅读效果的表面化，作品评价的随意化。而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也面临着写作过于随意，缺乏对语言的敬畏之心等问题。他提出，不管在任何时代，好诗人都应该眼睛向下，感觉向内，精神向上。
除了以上议题，褚水敖等人还提出了旧体诗词和新诗是诗的两翼，二者应共同发展、互相学习、共享其美及如何比翼齐飞的问题。王干、曹纪祖等人对“地震诗潮”现象做了深入地分析与评价。杨克对中国诗歌的生态与发展，荣荣对诗歌如何更好地传播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次“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的发言观点、角度丰富，气氛严肃、和谐，谈论充分、深入，对诗歌问题的研究将有很好的作用。
2000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