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王明中毒事件”，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党内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王明大权旁落，逐以生病住院为挡箭牌，在整风运动中拒不承认错误，并以在中央医院住院期间因医护人员疏忽导致甘汞服药时间过长而发生的医疗事件，借机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难，对抗毛泽东，炮制的一起莫须有的“蓄意下毒”的政治事件，震惊了中共中央。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组成调查委员会，三个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的两位――刘少奇和任弼时都亲自参与调查和审查。同时，中央还组织延安所有医疗专家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大型会诊，中央社会部也介入调查，并对王明的主治医生金茂岳进行了关押和审讯。
一
从1943年6月30日的《630会诊记录》到7月20日的《720总结》，对王明前前后后历经一个月的大会诊基本结束。显然，从医疗技术层面上来讲，金茂岳作为王明的主治医生，对王明的患病和出现的中毒现象具有不可回避的责任，而且傅连?和阿洛夫在对王明的诊断治疗上同样也有不对的地方。
到了1943年8月，由于王明长期卧床，加上肠胃不好，营养明显不良，体重下降到41公斤。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问题非常关心，又多次组织医疗专家对王明进行会诊。我们可以在现存的1943年8月《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上看到，中央决定对王明的治疗采取的是特别护理，每两周一次小组会诊，每月一次大会诊。在这份《初步意见》的扉页上，写有“两点声明”：
1. 王明同志的病，在我们边区的现有条件下，只能做了些理学的部分化学的检查，诊断多凭借临床，故暂作临时诊断，但应尽量争取设法更多的检查用具，以期能获得更加科学和精确诊断。
2. 因为检查小便的结果，在血液化验中，有两次发现有汞，至于现在体内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来。我们对于慢性汞中毒，全都没有经验，在医学书籍上（延安现有医学者）也没有很具体的很详细的说明，因之在现在只是对症的治疗。
对于其他内脏各种疾病，亦只就延安现在的条件作初步治疗。
以上“两点声明”非常客观地说明了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由于边区被封锁，缺乏医学参考书籍，当时延安所有的医疗专家（包括金茂岳）对慢性汞中毒是根本不了解的。他们在多次的病历讨论和会诊中，说出了许多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方法，甚至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同时又因为缺乏科学的检查手段，根本无法确诊王明的病症是否属于汞中毒。而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和澄清了金茂岳在“王明中毒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
这份《初步意见》“临时诊断”认为：“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详细可考查病历总结部分），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引起中毒（所讲Streptocide，Calomel，Sulfanilamide）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着下列各种病变。”因此，王明现在主要患有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脏炎、自主神经失调和多发性神经炎，以及其他尚有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口腔炎、龋齿等疾病。《初步意见》还针对王明的病情，提出了一些专业的医疗和饮食方案。
这个时候，王明和妻子孟庆树还是没有闲着，依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为此，他们还专门给苏联莫斯科草拟了一份《王明患病经过报告》（以下简称《电报稿》）。这份《电报稿》由毛笔手书，蓝色钢笔修改，时间为1943年8月，但没有具体日期，16开，存5页。笔者认为，此件应为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向莫斯科发出的电报手稿。《电报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讲了“王明同志患病的开始”；第二部分从四个方面具体讲述了“王明患病的经过”。
《电报稿》一开始就说：“兹因王明同志患病甚重，希望来一专门内科精于内科学的研究且富有经验的医生同志来延治疗与指示研究（方法）。来时并携带内科一切的理学核查、化学核查、血液核查及细菌核查所需用的器械与药品。并请将王明同志病史研究后，携带治疗上所需用一切药品。”
《电报稿》第二部分的第一句话就说“在1942年3月因为主治医生是个坏人”，并详细讲述了王明患病治疗、服用药物和现在的病症等情况。最后，《电报稿》说：
据我们这里的医生检查结果（尿中曾证明有过微量的汞），认为是由慢性汞中毒而引起的慢性肝炎、慢性胆囊炎与慢性肾脏炎，及因全身衰弱而引起心脏衰弱，望为研究指示，并望答复下列几个问题：
a） 慢性汞中毒时的吸收及排泄情形如何，怎样推算？现在体内仍否有汞及其量是多少？
b）慢性汞中毒的疗法如何，其中何者为最有效？
c）尿中微量汞的定量方法？
d）慢性肝炎与胆囊炎的疗法如何？
e）请示知诊断该病的各种检查法？
f）慢性汞中毒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显然，因为延安当时的医疗技术和条件的限制，对王明出现的所谓慢性汞中毒的症状一时还难以确诊。因此《720总结》作出的所谓王明汞中毒的结论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金茂岳担任王明主治医生期间让王明服用甘汞的处方诊断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过错。这封《电报稿》就是希望斯大林派医疗专家来为王明治疗，并希望得到一些医疗技术上的帮助，尤其是关于慢性汞中毒的检测和治疗方法。但这封《电报稿》是否已发往莫斯科、莫斯科收到后是否给予答复，目前都不得而知。但从金茂岳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阿洛夫来延安在给王明服用萨洛菲丁出现尿血问题后，也曾打电报向莫斯科咨询，倒是得到了明确的答复。
事实上，毛泽东对王明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
二
1943年5月，金茂岳被康生派人抓走、撤销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职务之后，除了参加6月至7月对王明的专家会诊之外，他就一直被关押在枣园，再也没有回到地处李家?中央医院的家中。其实，与其说这是对王明患病和治疗的大会诊，还不如说是对金茂岳医疗工作的大审查。因为这个时候整风运动刚刚进入审干阶段，中共中央对金茂岳这样从国统区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干部进行政治审查，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之下自然是必要的。
尽管当初指定金茂岳担任王明主治医生，是李富春亲自点名的，而且金茂岳还是经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亲自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王明中毒事件”的发生，确实令中共中央和具体负责调查的李富春对金茂岳产生了怀疑。
从被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停止工作开始，直到1944年10月才正式回到中央医院上班。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金茂岳都干什么去了呢？
按照金茂岳自己的回忆，他在枣园的处境是：“我天天写，白天写，晚上开会、审查，审家庭成分，上学，审成立医疗队，怎样到延安，闹了几天，还不行……当然后来到法院还是判定是‘技术事故’。”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看到他更为详细的回忆。
显然，因为王明的特殊身份，王明患病到住院治疗和所谓“中毒事件”的发生，再到孟庆树向中共中央状告金茂岳，乃至“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谣言的散布，一个本来非常简单的医疗技术事故，在这个时候已经上升为延安整风运动中震惊中共中央高层的一起政治事件。在6月至7月的大会诊结束后，中央办公厅根据《720总结》进一步对金茂岳进行了政治审查。
1943年8月6日，中共中央调查委员会对金茂岳进行了问讯。
从笔者发现的这份《委员会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参加这天审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有关人员的名单，具体如下：
刘少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任弼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康 生 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邓 发 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李富春 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李克农 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
傅连? 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
王 斌 中国医科大学校长
王鹤峰 中央医院学委
廖鲁言 王明的秘书
陈一新 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原名绍燧）
这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审讯。规格之高，在中共党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要知道，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只设三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为了彻底查清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给王明和孟庆树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答复，消除谣言的恶劣影响，中共中央委派两位书记处书记组成如此高规格的调查委员会专门审查金茂岳，可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王明中毒事件是高度重视的。
现将这份《委员会记录》原文抄录如下：
任（即任弼时）：扼要指出过去诊治的错误。
金（即金茂岳）：承认犯了很大的错误；但不是有意的，而是主观主义的错误。
（一）王明入院后，我即尽力治，用Mistalla是为利大便；但承认不该用这么长的时间，欠检查。运动，是为了减少脂肪，增加肌肉，加强心脏功能，这不会使心脏病发作；按摩四肢、腹部，加强肌肉，减少脂肪，以利大便；但有一次室内太热，这是不对的。
（二）割扁桃腺，是认为慢性扁桃腺炎及龋齿影响心脏，而主张割扁桃腺，这是很冒昧的。但出发点是为了治病，而未注意烧了不好割及主观条件，这是主观主义的。
（三）Streptocide是为了治扁桃腺炎，药的来源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不过小儿科有此药，大概是小儿科领的，绝未给其他的药。
服药后，肝脏炎发生了，当时未弄清楚发生的原因，于是用甘汞了。
（四）甘汞开始用剂很小，与Mistalla同服。后肝病发展，以为是加答儿黄疸，仍继续用甘汞。
在此次检查中，证明是Streptocide中毒。但在服用时，未注意不能服鸡蛋及硫化物，也未与苏打配服，分剂也未注意，结果是中毒。
（五）甘汞服用后，我当时以为是病的发展，未注意是甘汞中毒；配合禁忌及水剂都是不应该的，改用药方也是医药界所不许的。甘汞中毒我是同意的。
傅（即傅连?）：用Streptocide没有开方，也没人证明。这是怀疑的。用甘汞是可以吃一次两次的，但长服是不对的。
金：甘汞长服是一定要中毒的。
刘（即刘少奇）：吃“Streptocide”中毒，服甘汞不对，甘汞又中毒。
金：从王明病历的反映，也证明是有中毒现象。
刘：吃药是中毒，王明确也中了毒，金也知道这是要中毒的。
金：承认。
刘：照法律上讲是否医生应该负责？
金：是我负责。
刘：无意也应该负责否？
金：无意也应该负责的。
刘：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金：我是无意的。
邓（即邓发）：服药的过程、次数、时间、分量――过程是违背医药常识的。
金：是的。
邓：为什么？
王（即王鹤峰）：研究材料证明是第一次连服十三天，二次连服七天；甘汞顿服，大量都可以，少量连服更危险。
金：以前也知道这样连服不对；王明是甘汞中毒这也是肯定的。
王：金前已承认：长期服用甘汞，由小量到大量，水剂，与酸性配合，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是金的错误。
刘：单宁酸10％灌肠是危险，你知道否？
金：当时不知道这样危险，但10％或4％如用了都是危险的。当时没有想这一点。
王：Streptocide服后的中毒症可以速消，而王明的肝病直到现在，故怀疑。而且其他药，如砒、升汞均可生此现象。
任：此药无方，未经药方、司药，也未经护理员，这是不对的。
金：承认这一点，也不记有药方没有。
康（即康生）：你知道长服是要中毒的，故吩咐停服。但看护未停，你知道，你为什么又不管？不能配水，你应该知道，事实上你也看了书，为什么又要配水？看护说，病人说不能吃，看护说变了色，你说还可以吃，为什么？
金：分剂小，次数多，功能大。病历表，没有好好看。不能配水，是因为不溶解于水，故吩咐摇一摇。
这份《委员会记录》是用铅笔写在马兰纸上的，共5页，大32开。穿越七十年的时空，它保存得还非常完好。显然，1943年8月6日的这次讯问是在枣园举行的，由任弼时主持。在共计12次的讯问中，无论是刘少奇、任弼时，还是康生、邓发，其语气和言辞都相当犀利，咄咄逼人。其中，刘少奇讯问了6次，直截了当，直奔主题。金茂岳的回答除一开始按任弼时要求“扼要指出过去诊治的错误”时讲得比较多一点之外，大多回答得十分简单。认真读一读金茂岳的答辩，不难看出他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思维比较慌乱，连磺胺药物是怎么取来的都没有说清楚，甚至有些语无伦次。显然，此时此刻正值延安整风进入审干的“抢救运动”高潮期，面对中共中央除毛泽东之外两位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的审讯，金茂岳根本没有做好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一心一意投身民族抗日救亡事业的他，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他的心境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不是亲历者永远都无法体味个中的滋味，有委屈、有痛苦、有恐惧，还有不可想象的后怕。但他的态度极其诚恳，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但不是有意的，而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从这份简短的《委员会记录》来看，中央调查委员会对金茂岳的讯问时间不算太长。毫无疑问，通过这次讯问，刘少奇、任弼时等对金茂岳本人和“王明中毒事件”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三
8月14日，依然被关押在枣园的金茂岳，迫切地渴望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虔诚地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检讨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康生同志转中央各首长：
这次我为王明同志治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因用药治病而加了其他别的病，因而使王明同志身体失了健康，而使党的事业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应完全负。现在我恳求的（地）请求党宽大我，我将以更大努力将我生命，为党工作，为党的事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们伟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及各位同志帮助下，奋斗到底来回答党。我再诚恳的向党坦白的（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详细情形见前次报告，以后作一详细说明。
这次从治疗王明同志病的过程至现在，使我得了须（许）多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最后的会诊及到此地，使我知到（道）党的伟大，使我在技术工作方面，更提高、更虚心、更关心每个同志的健康；在政治斗争方面，更坚强、更警觉、更努力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我认为这次这是党给我的很好的锻炼与教育，为使我成一个有力的、纯粹的布尔塞维克的技术干部，我诚恳的感谢党，我宣誓我要一生要为我党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我想，最近几天你们合（和）病人都希望我、我也与我的全家都诚恳的要求党很快的，（让我）回到我的岗位为党努力工作，我并希望党时常教育我与检查我。
谨致革命敬礼
金茂岳 谨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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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茂岳的女儿金星告诉笔者：习惯于用钢笔写字的金茂岳，英文比中文写得漂亮。而这封信金茂岳却是用毛笔写在两张马兰纸上，笔迹确实显得稚拙，其中还夹杂着三四个错别字，而且个别地方在表达上也不是很顺畅。在这封信的第一页右上角，有两行红色小字：“弼时少奇及委员会同志阅”，应该是康生的手迹。
金茂岳的信经过康生转呈刘少奇和任弼时后，并没有马上作出最后的结论。金茂岳依然被关押在枣园。
曾任中央门诊部护士的季明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故事。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其间，彭德怀从前线回来参加了这次大会。因为他老拉肚子，拉了好多年，非常痛苦。一天，彭德怀到中央门诊部看病时，就问护士季明：“你说说延安哪个大夫比较好？能看好我这拉肚子的病？”季明回答说：“中央医院有个金大夫看得比较好。”彭德怀说：“能不能让这个金大夫给我看一看？”季明说：“他现在被中央社会部关起来了。”于是，彭德怀就去问康生：“金茂岳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康生说：“没有什么问题。”彭德怀说：“没什么问题，就让他来给我看一看拉肚子的毛病。”后来，经金茂岳诊断，彭德怀患的是阿米巴痢疾。病因找到了，药到病除了。彭德怀非常高兴，夸奖金茂岳是个好医生。
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当年就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并直接参与了金茂岳在中央社会部关押期间的审讯工作。他回忆说：“金茂岳同志是好同志，在延安医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个名医，大家都很尊重他。为什么把他送到枣园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而整风的根本问题就是清算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代表就是王明。当时，在中共中央高层范围里头，王明是被批判的对象。王明生病后，金茂岳负责给他看病。在治疗中，因为王明尿中有问题（药物副作用发生了慢性中毒），他就提出来说金茂岳暗害他，这当然成了一件大事情。但更大的事情是，金茂岳为什么要害王明呢？显然，这涉及党中央内部的斗争，王明向中央发难，暗示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些人要整死他，金茂岳来执行这个事情。这就成了党中央的问题了。中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中央很慎重，就送到中央社会部进行调查。这是1943年的事情。中央和社会部经过调查，也包括党中央的同志在内，明知道这件事不是这么回事。但中央又不能不把金茂岳送到社会部进行审查，因为王明在闹啊，说是阴谋。……现在我不太记得是1944年的什么时候，李克农找到我，说金茂岳的事情中央认为现在要处理，不能老拖着。怎么处理呢?他说，你去延安市法院联系一下，找法院院长王斐然，给他判一下。怎么判?李克农说，判处责任事故（据金茂岳回忆当时定的是“医疗技术事故”，引者注），五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我理解，当时这么做是为了对付王明，不然他还在那里闹。大家心照不宣，我也不便多问，就去了延安市法院一趟，找到法院院长王斐然，定了开庭的日子。开庭的那一天，我弄了一匹马，请金茂岳骑上，我步行，送他去。从枣园到南门外的法院，十几里地。到了法院，开庭很简单，一张大桌子，一个法官，茂岳同志就对着法官站着，我就站在旁边，就我们三个人。法官宣判，判处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宣判结束后，金茂岳就骑着马回中央医院了。”
这样的法律判决，显然只是“走过场”。与其说这是中央社会部对关押审讯金茂岳一年多作出的一个形式上的结论，不如说这是中共中央给王明甚至莫斯科一个政治上的交代。但王明孟庆树夫妇导演的这场“闹剧”，对金茂岳个人来说，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情感上来讲，都是有些冤枉和委屈的。因为在“王明中毒事件”整个过程中，金茂岳唯一的过错主要是没有及时发现护士执行医嘱的错误，致使甘汞的服药时间过长；但因王明实际的服药量并没有超过日服药的最大剂量，所以根本不存在药物性汞中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王明的身体此后也从未因为在延安中央医院服用甘汞的问题而影响健康。
在“关押”金茂岳一年半之后，1944年10月，一场莫须有的“陷害阴谋”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王明和孟庆树的无理取闹终于收场了。随后，李克农亲自到中央医院宣布：金茂岳没有政治问题，是个好同志，继续担任中央医院的工作。金茂岳又回到了中央医院的工作岗位，继续担任妇产科主任。后来，李克农和杨超带金茂岳去见毛泽东（有的说是给毛泽东看病的时候，亦说是在枣园的一次舞会上），毛泽东握着金茂岳的手说：“茂岳同志是好同志，为党为国受了点委屈，站起来继续革命！”
毛泽东的一句话，金茂岳感动得热泪盈眶。
因受“王明中毒事件”的错误打击和迫害，金茂岳蒙受了巨大的冤屈，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始终坚定革命信念。
1987年7月17日，金茂岳去世，北京市卫生局在他的生平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也是一位有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向党伸手，不搞特殊，不以权谋私。1943年和1960年曾两次受到‘左’的错误路线的审查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更严重的政治迫害。以上问题，都经过党中央和有关地方党委的甄别平反。他屡次身处逆境，但是仍然坚持真理，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坚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中央领导怀有很深的感情，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