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期刊面临转企改制的关键时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将举办一系列文学高端研讨，以了解中国文学目前所处的位置，中国诗歌的发展现状，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以及文学刊物怎样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等问题。2010年7月29日下午由《诗刊》社牵头在北戴河举行了“2010?全国文学高端论坛――诗歌论坛”，从而拉开了此次系列研讨的大幕。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葛笑政出席论坛并讲话。论坛由《诗刊》社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主持。
论坛研讨氛围热烈，与会批评家、诗人围绕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各抒己见，在有限的时间内作了较为充分的积极发言。总体而言。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一是当前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的应对之策：二是诗歌如何发挥影响力以及在新科技、新传媒时代里，诗歌如何开拓可行的新传播方式。此外，还有诗人对《诗刊》具体办刊方式提出建议等。
创作与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诗歌在当下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是诗歌界公认的事实。从历史时段上看，正如张清华所强调的，当前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生态最好的时期。这表现在创作背景的宽松、诗人对诗歌技艺的充分掌握、诗歌标准方面的价值多元、传播方式上的无一定之遵(主流媒介与民间报刊并存，纸媒与网络兼容)，各种诗歌活动热闹丰富，诗坛总体态势呈“无限多元”、生机盎然。
全球范围内，诗歌处于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诗歌无疑是最具纯精神性的，是承载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因此，韩作荣指出，就诗歌所指向的人的精神问题、存在与异化等问题来说，它绝不边缘，就时代之所缺来看，它所提供的可能反而是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当下的中同诗歌真的能够提供这些最重要的东两吗?与会诗人、批评家们一再论及，当下诗歌创作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性品质的缺失。陈仲义的发言针对世纪之交以“简单、简陋、简化”为症候的“无难度写作”成为时尚的现象，将当下涛歌创作分为“无难度写作”、“难度写作”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写作三种。用意既在批评。也在侣导。他所要倡导的足：写作态度上的严肃、严谨、严格、严厉，写作伦理上人品与诗品的统一，写作美学上讲究诗意与技艺的融通等。张清华则以一系列悖论式的阐述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当下“无限多元”的诗歌生态也可能就足一个无序的时期，既是无限丰富的，又是贫乏的。有的技艺优秀的文本和它所显示出的精神人格的粗劣、分裂非常明显。涛人的人格魅力、诗歌的精神性品质足下降的。因而在诗歌标准问题上，他认为，也许以“经验的宽度”而非具体的规定性的标准来认知诗歌会相对比较合理。他更以这样的看法表明了更深的忧虑：当下文化的愈益商品化是诗歌精神面临的真正危机。诗歌精神的延续和诗歌生产的商品化，对他来说，是一道非此即彼的单选题，难有双赢的结果。曹旭认为，当下诗歌所缺或者说偏离于中国诗歌历史的，是“情”这个诗之根，因而出现了许多用生活的边角料写成的无关痛痒的诗歌。殷实对当下许多诗歌中感情的冷漠颇感义愤，他倡导与时代变动中的大众感情息息相关的作品，尤其是要呈现有深度的大众感情，反映出人民的哀乐和痛苦。
李小雨在前两天中国作协创研部组织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上对“标准”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发言不啻为是对创作中精神性品质缺失和感情偏离弊病的尝试应对。她认为，涛人需要标准，因为它关系到写作的标高；读者也有自己的标准，接受标准和写作标准应当处在不断缩小距离的过程中：编辑更需要标准，它涉及到导向、诗歌发展总休方向问题。标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诗人创作审美的变动而动态地存在。它可以被规定的部分至少首先是一条底线，就是对语言、方式、技巧的强调不应大于对诗人和诗歌赖以生存的精神活动、爽观的气韵、气血的强渊。也即，诗歌是要有思想、有激情、与生存和生活有关的、有力度的、站在历史高度的歌吟。标准的第二个落点足感情，一首诗从冲动、构思、写作到最后结尾，应始终贳穿着感情的线索：能打动作者的诗才能打动读者、标准的第三个落点是形式，白话诗运动解放r诗歌形式，一些传统的标准存离我们远去，但抒情、叙事、口语等新的诗歌审美冈素在为形式做补充：诗歌语言必须要节制，一首诗要有删繁就简的智慧。语音要素也应当被有意识地运用到创造有张力的语言效果中去，标准的第四个落点是独创性，诗须是新鲜的、有想象力的、个性化的，对已形成为时尚的东西，诗人不应随波逐流，应该不断地否定它，从而显现出自已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冲击力，当然，这样的标准也即好诗的标准。但凡好诗，兀论是对人性的咏叹，对现实及心理内在现实的诗化呈现。还是超越现实的罗曼司追寻，都会体现为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崇尚。张桃洲也强调，尽管存在矛盾和网境，诗歌也要坚持对文学永恒价值的追求。
张桃洲提出，人们对目前诗歌批评普遍有“僵化、空疏、滞后于诗歌创作”的指责，对此，他重申了诗歌批评的主休性。诗歌批评与创作是相互独立的，而非一定要谁依赖于谁。批评是对历史、文本细致人微的体察与发现，需要学识、修养、判断力、趣味的综合，同样也是独具匠心的创造。霍俊明则在对具体时段的(新世纪十年)诗歌批评检思文章中，严厉而雄辩地批评了当下诗歌批评整体生态。他首先看到题材圭臬和道德规训的重新登场。诗评家、传媒普遍倚重、倡扬诗歌题材、诗人身份及社会责任要素，而忽略掉了构成诗人诗歌个性的其他诸多重要维度。其次，他力辩胶着不清的诗歌自主性和公共性概念，认为只有实现了自主性的诗歌、建立了“个人”信仰和诗歌理想的诗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介入“公共生活”、重要利：会事件。许多有公共性特征的写作潮流及其批评常常主动降低诗歌的艺术、技巧、美学标准。再次，他针对当红批评术语“个人性”概念，批驳“个人性”、“叙事性”、“口语性”、“日常性”、“身体性”这些概念及其弘扬已将写作的个体和“个性化”文本变成了无个性的集体化行动。它们排斥了诗歌写作的共性特征、整体意识、历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询等。而“叙事性”与“戏剧化”受到隆重礼遇之时，作为诗本体底色的“抒情性”反而被反复遮蔽甚至被视为歧途，事实上，不以抒情为前提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都会使诗走向“非诗”。
发挥诗歌影响力的途径及对办刊的建言
葛笑政在开场讲话中提到，中国作协已和中国移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手机阅读基地已在建立、实验当中。吴思敬认为这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并期待、呼吁手机版《诗刊》的早日出现。刘立云认为诗歌的手机传播方式可能还为时过早。因为一份手机诗歌报，也许最终会像纸媒刊物一样，被也看中了手机市场的其他晚报、行业报、市场报等挤到角落的位置去。针对会议议题之一的“诗歌如何在当代青年中发挥影响力”命 题，他认为，在老、青、少组成的社会人群中，诗歌接受最好的群体就是青年人，老、少两端反是死角。因此，注重争取老少两部分购买人群是十分重要的。老年人有很好的经济基础，潜在市场很大；少年儿童除语文课本外，都有同步阅读的教辅读物，和课本的发行量一样大，也是潜在的购买空问。韩作荣、荣荣也都认为，扩大诗歌影响力，加强诗歌传播。最好还是从诗教人手。大中小学课本或配套教辅读物上的诗歌都应尽量采用代表了中国新诗真正水平的作品；对现代诗歌的教育、阅读在观念、方法上也都亟待更新，应努力加强读者对文本的局部和细节之洞察能力的锻造，以真正掌握诗的微妙之美。唯其如此，才能够实现“化大众”，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的审美水准。刘立云认为，努力使当代文学、诗歌的积累和传播，在国家文化建设当中占据重要位置，才可能真正有前途。从“农村书屋”、“街道书屋”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上来思考扩大诗歌影响力问题，或许更为可行。荣荣的发言，还提出了建立一个公益性电视诗歌频道的倡议。
杨克提出，全世界范围内。纯文学刊物都难以靠传统发行的盈利模式存活，纸质诗歌刊物在我们的时代很难有较大发行量不是一个体制问题，而是整个商业时代的问题。像郭敬明、韩寒这类作家的书刊能大卖，是因为他们是明星，他们的读者叫粉丝。粉丝对偶像是不进行理性判断的，而读者是要和作家、诗人进行心灵、思想对话的。同时。纯文学刊物本质上是为作家而办的，要背负培养作家、发展文学和弘扬主旋律的任务，这就和为读者办的、不断围绕公众关心话题来办的刊物有本质的不同。发行量上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杨克对具体的《诗刊》办刊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在办刊姿态上稍微向先锋诗歌倾斜一点。“青春诗会”稍许向探索性诗人更开放一点。内容上向非乡土题材更扩大一点，主题性策划、约稿再积极一点，抓标志性话题、人物的眼光再独到一点。总体姿态上再放下身段一点。最后杨克对刊物前景作了颇为鼓舞人心的展望，他认为，某些类似打包上市的商业运作模式是可以使文学刊物在不赢利的情况下仍在总体上实现商业成功的。
此外，路也的发言反思了精神苦难与物质苦难究竟谁更苦难，也对底层写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应仅是呈现苦难，而应追问苦难的根源、本质。80后的罗小凤也对“灵魂话语缺失”的诗歌面貌试图作出症候诊断并找寻灵魂话语建构的可能性。刘希全、蒋登科、杨志学等也参加了研讨。
(赵四 据录音整理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