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在资本逻辑的内在推动下，形成了财富丰裕膨胀的独特景观，为当代资本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这种社会财富因其附载的资本主义社会特质，使其在决定财富制造的资本异化因、指导财富制造的发展理念因和深精入髓的财富教条因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深刻的悖论，决非人类社会理应追盼的根本目标。“科学发展观”紧紧将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前提放置在社会利益和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框架内去思考实践，并以此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财富观，真正在哲学向度和社会实践中实现着对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超越与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财富幻象；资本异化；科学发展；哲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121－07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幻象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在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逻辑设定：“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事实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财富，构成了人类本质力量的特有指向，财富学的人学内涵也由此得到确证并随着历史的进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既是一部不断创造、占有、使用财富的历史，也是一部以财富的存在状态折射人类生存境遇的发展史。
在进入资本时代后，以“货币一资本一财富”为内在逻辑的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生成。整个社会制度的运作，也都紧密地围绕着这个逻辑轴心展开。此种氛围情境中，人们追逐财富的本能欲望在被更深层次地激发出来的同时，也将现代资本社会中寻找财富、生产财富、占有财富的系列手段和制度不断发展成熟。可以说，“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它在超越封建社会、成功使人类摆脱了“地方性发展的限制和对自然的崇拜”。的同时，其以资本逻辑为主要特征的商品经济形态同以往任何一个社会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样一来，资本化的主体力量极大地强化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铸就了人类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丰厚充盈的资本财富景观由此生成：经由资本内在逻辑推动、经历了两三百年发展的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已占据了全球财富的绝大部分，并以此为基础促成了国内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工作生活环境不断改善，自由度不断增强，社会体制不断完善，并相继进入了福利化时代。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丰裕基础上的文明景观，上世纪80年代末，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公然抛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构成“人类形态进化的终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果真如此吗?西方著名学者德里达在其所著的《马克思的幽灵》中，批判“福山们”所歌颂的资本主义“胜利凯歌”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的现实。在列举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代世界产生的“十大溃疡”后，德里达指出：“这个世界出毛病了，它已经破败不堪”，“这是一个乱了套的年代”，“这个世界病得很厉害，一天不如一天”。德里达由此得出结论：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
由此，对当代资本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幻象”的本质透视，必须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上，给予资本主义财富景观以负责的评判，从而在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结合中走向历史的深处。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哲学批判
发端于货币向资本的发育、成熟于资本化抽象财富的诞生、危机于抽象财富与有形财富严重背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财富的生成、发展、成熟与危机无一不与资本有着核心紧密的历史链接。可以说，资本是考察、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和核心原则，也是解开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一把钥匙。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探究资本。他通过撰写《导言》，进而到三卷本的《资本论》，在资本推动财富增长机制的背后深刻地发现了以追求剩余价值、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的资本的盲目扩张运动及其内在生成着的财富悖论，认为资本“是向更高趋势发展的最大限制”，并指出这必将“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的、过渡的性质”，也由此决定了“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审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评价是极为中肯的。在财富丰裕充盈、流转快捷、增长迅猛的资本化、全球化时代，这种资本财富因其所附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异化、指导财富制造的发展理念以及深精入髓的财富教条等诸多因素共谋而成的财富幻象，都一再清晰而又深刻地印证着马克思的预见。
(一)财富幻象的资本异化因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行的实践层面上：由于资本追逐最大化利润的秉性、资本与资本的“他者”的对立、资本追求扩张的本能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财富制造过程中呈现出的根本冲突与不和谐状态也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一点，我们无论是在曾经的历史记忆中，还是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现象的背后，抑或是在资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都可以找到太多的证据。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概念更多地指向一种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畸形劳动关系，它使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的不和谐特征：为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工人的生活标准维持在最低标准、尽量延长工人剩余劳动时间、以尽量低的成本从农民手中获取原材料，这是当时资本家惯用的伎俩。难怪马克思在审视了当时社会中的诸多不和谐现象后，用充满知性和感性的话语写到：“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本是那样的贪婪，现实是那样的残酷，以至于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的目标而不断奋斗。
而在资本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积淀后，其物质财富空前繁荣，民众福利水平空前提高，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的形成，实现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当今看似繁荣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资本诞生之初的“恶之花”已经彻底铲除，似乎资本文明已根本消除了财富悖论，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标杆。果真如此吗?
的确，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社会关系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比马克思的时代要复 杂得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诠释和强调的资本的变化趋势：“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经营者逐渐分离；个别资本愈来愈难以建立企业，资本之间的联合成为势所必然；个人资本的联合在股份制的粘合下往往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直接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加之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资本已成为多样性主体利益的组合体。”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下，“作为劳动尺度和剩余劳动凝结的资本，其与劳动的关系似乎变得愈来愈复杂：外在的缓和实质性的紧张有之，试图用和平的手段处理畸形关系也有之，劳方与资方的边界界定十分模糊更有之”。也正是这种复杂关系制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景观而遮蔽了财富幻象。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扩张汲取剩余价值的态势，已逐渐从一国覆盖到多国。事实上，众多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已逐渐被包裹进了“资本扩张悖论”的财富幻象中。确切地讲，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历史中积累发展起来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将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分割，逐渐形成了“两头在内(即将高附加值的研发和销售掌控在自己手中)、中间在外(即将低附加值的基本加工生产放在发展中国家并让其国内民众来完成)”的态势。跨国资本巨头通过产业链分割，利用其资本和技术优势，切割了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超额利润拿回国内，而将低工资、低待遇、高强度工作和高污染留在了发展中国家。
这种态势的形成，一方面为那些垄断资本家给予国内民众以高工资和高福利、通过实现广大无产阶级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历史转变因而维系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为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文明与和谐景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美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身内部的财富幻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转移、复制、扩展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化时代生成的经济悖论、社会悖论、生态悖论也在其所到之处不同程度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由此引起了更大规模的全球财富幻象。
在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球化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揭开全球化资本财富幻象的根本依据。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作为立国之策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没有失效，它依然是我们厘清资本逻辑体系中财富幻象本质的坚实学理基础：资本化的“文明幻象”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财富幻象的深层“本体论根源”。
(二)财富幻象的发展理念因批判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秉性及其扩张悖论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幻象的实践成因，那么资本运作背后隐含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则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幻象的理念成因。
审视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资本的市场运作在促进生产力巨大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由于其社会深层的指导思想和世界观分别是“理性至上”和“直观本体论”，反映到现实具体的社会经济中，就是“理性经济人”和忽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思想。“资本”因为其独特的逐利扩张功能，逐渐由实体上升为主体乃至被不断神圣化。于是，“资本力量在以直观本体论图景的引导下，力图通过科学的理性分析和解剖将世界机械化，并产生了一种社会发展观：它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以理性指引的机械化为发展途径，以对社会与人性的“祛魅”和理性化为本质特征，以建立理性化的经济秩序为最终状态”。这就是“唯经济发展观”，也称“传统发展观”。它与传统自然科学一样，主宰着现代社会发展达数百年。
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引下，资本追逐剩余的秉性通过充盈市场的各个人格化资本，通过充满欲望的“恶”的历史驱动的单个理性经济人，借助那些金融界精英分子利用牛顿式自然的精确计算并在当今智能化时代中生成定格、无以复加的单向度资本运行思维，再通过那些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制度创新而来的由物品经济学走向意识经济学的“边际主义效用概念”――即经济学应当注重研究享受的最大化(效用)条件，而不是研究有形财富(资本)的最大化的条件――从而使经济学与财富范围的任何数量的计算都必然地脱离开来。财富也不再是一个劳动价值论问题，而是一个主观效用问题――这种以“理性经济人”和单面“资本利益最大化”为内核的唯经济发展观的极致后果，便是创生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制造的诸多荒诞事件，其根本表现就是作为形式因的资本财富大大突破了现实资本积累可以承载的极限，大大溢出了对实体经济索取权积累的极限而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变得如临深渊、岌岌可危。它正如一个被倒置了的金字塔，在“实际产量”上堆叠的“产权索求”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这座倒金字塔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2008年肇始于美国华尔街并给全世界带来了深刻危难的金融危机，便是该发展观导致后果的最好注脚。
与此同时，这种“唯经济发展观”也直接导致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将一种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拥有经济发展的最大化、社会发展的最大化、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大化的三大目标，仅仅导向了以追求经济发展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单一化目标。如此，它也注定会将使自己蜕变成一个资本失去公共权力监督而贪欲横行的“霍布斯丛林式社会”；使自己蜕变成一个精神遭受物欲严重挤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肆意横行，人的精神家园却严重缺失的非人化病态社会；使自己蜕变成一个因财富无度扩张而导致社会严重不公、矛盾层层激化、各种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的极度危险社会。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平等共享社会财富的热切诉求，最多也只能是一场乌托邦式的梦幻之旅。
(三)财富幻象的哲学教条因批判
资本化时代财富制造的实践与发展模式彰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代哲学教条：资本财富扩展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核心问题。资本财富的实践、观念的建构深深受到西方制度文化的牵引，与西方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同构。就哲学批判的深刻性而言，资本财富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逻辑内核，成为西方文明通行世界的执行者，也自然成为资本文明逻辑通行世界的意志方向的贯彻者与执行者，甚至成为未来文明形态的承担者。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对于资本和谐的批判必须上升到对其哲学教条的彻底解构。这也是对资本主义财富幻象存在之存在的根本追问。
与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财富理念相反，从西方哲学的财富教条的起源看，对于剩余产品的产权化、私人化的确认，成为西方“文明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动因与社会机制。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就立足于“社会财富的不平等”，而非平等。正如柏拉图所言，所有战争都是为了得到钱财而发动的，而这类战争又往往被称为“文明使者”，而非“毁灭者”，拥有财富意味着对战争胜利品的拥有，并赋予社会最高的荣誉。正是由于不平等地对待“剩余财富”才产生出私有制，进而以此为基础建构出“私有化合法性”。这一思想贯彻于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之中，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文明成果，成为“先验文明”的哲学教条和决定资本文明的发育、发展与繁荣的重 要根基。
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致力于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差异化(阶级化、阶层化)成为公认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教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可以实现“自然转化”，而非对立关系，“每一个人都认为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而结果却是为公共福利作出贡献”，这显然是“斯密教条”的现代诠释；由此进而将追求和追逐资本化的财富视为人性的核心内容与基础，私利的合理性也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立法的根据，成为人们行为合理性的“典范模式”。英国思想家罗伯逊依据资料来证明这类思想已经成为西方资本文明和谐的普遍逻辑常识：1996年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华尔街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符号，与贪婪、自私相联系，但70％的美国人都信任“华尔街”，认为“华尔街有益于美国”。甚至有人将华尔街的不知餍足的行为视为现代资本文明的道德典范，是证明人性持久性美德的“范本”。
这种证明人性“持久性”美德的“范本”，即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差异化(阶级化、阶层化)是绝对合理的哲学教条，俨然弗洛伊德潜意识中那个被洋面遮蔽了的巨大冰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条定在，而且，这一在资本主义时代得到极致展现的哲学教条，对当今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存在起到了根本意义上的价值牵引作用。相比而言，那个显露在外且一度被认为是财富幻象全部内容的资本异化因，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富幻象的发展理念，最多也只能被形容为与洋面交融的那块部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富幻象，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根基或哲学教条。也正是根植于此，资本文明的财富幻象才可能绵绵不绝地繁衍与繁荣。当这种财富思维已经变成一种先验的哲学教条和文化氛围时，我们该如何解构呢?显然这项工作无比艰难，其涉及“资本财富”所依存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内在逻辑与教条基因，涉及现代西方文明(连带资本文明一起)所具有的未来判断。
总之，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只要“自发分工”还是人类分工的基本形式，只要抽象劳动还是感性劳动的本质表达，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统治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只要资本运作背后隐含的“理性经济人”和忽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利益最大化”的唯经济发展观仍在起指导作用，只要那个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哲学教条依然定在，马克思对资本财富的批判就依然具有不可背离的当代性意义。而且，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财富体系的当代性病症，决非是一个可以通过西方主流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设计的种种方案可以克服的偶然错误。相反，这些在资本主义体系框架内设定的分析方法和救治方案，最多只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空想。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幻象，绝不可能通过自身框架内的救赎和超越来实现。
三、财富幻象的超越与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淀和发展，确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铸就了人类历史上璀璨的资本文明。但从哲学层面上来讲，由于负载这种财富的社会的历史局限性：无法回避的深层次资本异化问题；被资本追逐剩余的秉性所座架了的见物不见人的“唯经济发展观”和深深受到西方制度文化牵引的哲学教条，等等，决定了这些与资本相链接并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社会财富”的异化本质和否定性哲学内涵，根本无法使其实现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共享性，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回归，进而根本无法使其在本质内涵上实现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更高阶段、最终目标的社会普遍正义和谐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相链接。它期待着身处智能化时代的人类不断通过反思、实践来完成自己的超越。
在政治上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为当今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财富制造与发展的方向树立了典范。特别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与实践，更是与以资本为核心与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财富观具有本质区别。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财富观充分传承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把人的哲学思考与现实人的生存状况紧密结合起来，把主体性人的生存本体论研究与资本化生活世界人的主体性遭遇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性的发展与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它在全面回答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紧紧将发展社会财富和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全面结合起来。其思想最为深刻之处，在于对财富的人学解读及对资本的批判而形成的人本理念；在于对如何贯通国富与民富问题的实践反思；在于紧紧将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前提放置在社会利益最大化和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框架内去思考实践而形成的社会财富人人共享观；从而在发展理念和实践导向上，真正实现了财富的社会回归。
且让我们花上些许笔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梳理出超越资本主义财富幻象、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财富观的艰难反思历程。我以为，这其中以资本形态呈现的财富与社会主义的有效链接、进而运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规范以资本为基本量度的财富的发展边界，乃是其中最为根本的核心要素，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超越与发展的核心保障。
曾几何时，我们简单地将财富与资本相链接，将资本与资本主义相链接，并将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引发的资本悖论和种种社会扭曲现象统统归咎为财富和资本的责任，以至于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谈财富、谈资本即变色，千方百计阻挠社会财富的累积和资本市场的发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搞市场经济、运用资本就是走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路线”，这些在当时意识形态支配下流行的口号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发生转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意味着摆脱贫穷，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一指导思想下，那种与财富相关的负面性因素被部分摒弃了，财富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追求的实在之物。而这之后，诸如“致富不是罪过”、“致富光荣”这样毫不含糊地美化财富的观念也不断在社会中扩展开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检验生成的社会主义财富观，终因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而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得到了更加丰富、有效的确认。财富、资本、社会主义从此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贯通。
如果说财富、资本与社会主义的成功链接得益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成功借鉴和本国发展历程的实践反思，得益于我们站在“卡夫丁峡谷”之畔对人类历史提升须经的“三大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深刻领悟，得益于我们对“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地发展阶段，而是要充分学习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谆谆告诫，那么，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幻象的超越和发展，则是得 益于改革开放成功实践30多年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完善的基础上、运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力量驾驭财富生产与分配的成功实践。
正如“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那样，正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那样，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财富，由于其从一开始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即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因而人们的劳动生产物即财富从一开始就在人对物的占有与支配的“物的关系”中，内含着“归谁所有、受谁支配”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意义。换句话说，劳动本身并不能成为财富归谁所有、受谁支配的原因和条件，不可能谁劳动了，劳动产品即财富就必须归其所有、受其支配。因此，“社会形式”才是真正决定劳动生产即财富“归谁所有、受谁支配的真正要素”。事实上，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是：它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通过运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力量对财富生产和分配原则的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以公有制为主体，特别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用国有资本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引导和组织全社会各种创造财富的资本力量(包括境外资本、民营资本、资本市场所聚集的民营资本等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财富增长的正确轨道与合理边界，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所指出的“三个代表”所指引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江泽民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促成了这样一种体制环境：只有那些遵循社会法制与社会道德的财富制造者，其运行成本会趋于最小化，市场份额会趋于最大化；而那些违背社会法制与道德、拒绝社会公共意志的财富制造者则会处处碰壁并面临全社会的处罚。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财富拥有者都有实现自身价值增值的内在驱动力，但又必须在沿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方能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增长的预期，这种财富增长与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统一，将使我国经济体系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使我们所创造的财富真正成为社会的财富，从而成功实现财富的社会回归。
当然，现实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财富生产动力系统和分配体制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其中既有国人对资本财富属性的理解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的问题，也有资本本身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诸多复杂现象所引发的困惑问题，还有全球化、资本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强势主流地位的深层次影响等问题，如此多重因素的交相汇合，很大程度上阻滞、扰乱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制造与分配的应有节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但是，所有这些并未在根本上妨碍我们在哲学向度上追随马克思的步伐提出对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尖锐批判，也没有动摇我们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树立人本意识，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体制机制创新去最大限度地防范财富幻象和最大限度发挥财富效用，进而真正超越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并发展社会主义财富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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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