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照明体系出现于没有火炕的区域。当北方还沉浸于通古斯人的简陋发明时，1865年的寒冬，也即同治皇帝登基的第四年，太平天国覆灭后的第二年，上海外滩诞生了最早的瓦斯灯。在昏暗的路灯下，马车缓慢地驶过碎石路面。瓦斯灯火投射在江面上，跟铁壳货船的桅灯遥相呼应。一种难以言喻的苦闷从这景色里流淌出来。刚从小刀会叛乱和太平军进攻的惊惧中平息下来的市民，开始凝望这半明半昧的光线。这个月亮的代用品，它改变了眼睛的属性。
瓦斯灯，或者叫做煤气灯，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不成熟果子。它带来了压抑、痛苦、恐惧和暧昧的视觉记忆。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早期灯火，比黑暗本身更加黑暗，因为它照亮了黑暗的忧伤本质。幽蓝色的火焰制造出有限的弧形空间，犹如一个脆弱的光线气泡。它要为希望划定边界，却又总是破裂在希望诞生的中心。瓦斯灯及其昏暗光谱，正是波特莱尔忧郁的源泉，他藉此看见了自己废墟化的命运。
瓦斯开始随着铁质管道的铺设而四处蔓延。它最初是外滩洋行的最新装备，随后成为富有市民的照明、炊事和取暖的能源。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拥有瓦斯竟然成为身份的标记。尽管这种标记随后就被电能所代替，但直到1949年后，上海也仅有17000个民用瓦斯客户，主要分布在上海西区原法租界区域。他们是殖民地现代技术的残余用户，顽强地保持着一种比较优越的生活方式。
在那些幽雅的西班牙式洋房里，民国年代的中产阶级和新中国的革命干部，共享着资本主义的技术成果。他们住进了瓦斯环抱的地带，与煤球炉阶层发生了看不见的断裂，他们藉此超越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凶猛的日子里，瓦斯厂的工人也没有终止供气，因为其中的一些管道，直接通向造反领袖们所占领的高级住宅。他们狂热地接管了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
在1966年，瓦斯是资产阶级豪华生活的象征。鹤立鸡群的瓦斯消费，点燃了煤球炉市民的怒火，并成为革命暴力的部分动因，瓦斯供应区域就是“大抄家”的主要范围。这两种空间的重合，描述了政治审判地图的微妙边界。瓦斯管道是隐形的路标，为底层造反者提供阶级斗争索引。它们在地下蜿蜒爬行，把灾难引向每一个家庭终端。从那些用生铁浇筑的瓦斯灶上，蓝色火焰发出微弱的嘶叫，仿佛是一种不祥的警告。
瓦斯的另一个奇妙功能被解放了，那就是它的致死性。在没有燃烧的情况下，溢出的一氧化碳达到0.04%―0.06%浓度时，就会引发中毒和死亡。跟奥斯维辛集中营截然不同， 上海瓦斯不是种族大屠杀的工具，而是一种政治避祸的个人技术。面对严酷的政治迫害，用瓦斯自杀，一度成为上海西区最大的黑色时尚。对暴力和羞辱的恐惧超越了死亡，从而令死亡本身散发出令人喜悦的气息。
据某份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不完全名单，以瓦斯自杀的知识分子，包括历史学家李平心、诗人闻捷父女、女钢琴家顾圣婴全家三口、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等。此外，许多前资本家、前资方代理人、前高级职员和所谓“四类分子”，也在瓦斯中展开大逃亡运动，以死亡的姿态嘲笑着暴戾的威权。
只有少数中产阶级才能享用这种相对平静的死亡。自杀者在打开瓦斯灶之前，会把门窗的缝隙用报纸和浆糊仔细封好；为减弱临终的痛苦，有的还会服用镇静剂。死者大多表情祥和，周身呈现为粉红色泽，仿佛是一次婴儿式的奇异诞生。越过极权主义的恐惧，瓦斯为逃遁者提供了美丽的道路。在经过自我整容之后，他们乘坐瓦斯气球，升上了无所畏惧的天堂。
而在绝大多数无瓦斯地区，由于购买安眠药必须持有单位证明，人们被迫选择那些更为惨烈的死亡――自缢、跳楼和溺水。为此，1967年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下令，在外滩黄浦江沿岸和高楼窗口修建栅栏，以阻止溺水和跳楼自杀的汹涌潮流。但瓦斯自杀者未受这些法令和栅栏的困扰，他们宣判了自己的不在场。在狂乱的年代，这种身体的缺席，就是至高无上的反抗。
瓦斯的两重性触发了我们的文化震惊。它一方面制造出新的光源和希望，一方面却带来永久的绝望和死亡；一方面终结着人的生命，一方面又赞助了人的逃亡。它的本性破裂在极端年代的严酷现场。这正是存在困境的一种复杂喻示，它要在温度和光明的面前赞美死亡，并且带着这种破裂去面对历史的苦难。瓦斯就这样进入了人本主义的谱系，成为我们所要痛切关注的事物。